秦砖汉瓦,并非专指“秦朝的砖,汉代的瓦”,而是泛指秦汉时期的青砖与古瓦。它们历千年而不朽,以精美的文字、奇特的动物形象、充满活力的生活场景,再现了当时人们的现实世界与美好愿景。一枚瓦片就是一页鲜活的历史,一块砖就是一部耐人寻味的传奇故事。
瓦当:宫殿上的“徽章”
我们只要想一下秦兵马俑的千军万马与气势万钧,就可以理解秦代制陶技术的高超了。用这种技术去制造宫殿上的陶瓦,不难想见它们的坚固与华美。
精美的陶瓦被广泛用于秦阿房宫的营建。那些用于收束瓦缝,护持椽头,遮风挡雨的圆形瓦片被称为“瓦当”,因为瓦当向外,所以或印图案,或刻文字,兼具建筑与装饰的作用。
汉 青龙瓦当
现在出土的秦代瓦当上,图像多为鹿、豹、鱼、鸟等动物纹。这种动物情结源自秦人祖先的游牧狩猎活动。此后,汉承秦制,国力更加强盛,又建长乐、未央、建章宫等四十余座宫殿,使关中豪华建筑到达巅峰,瓦当图案的艺术性也抵达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瓦当最为出色。四神兽在古代为“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具有辟邪禳灾的神力。四神兽瓦当的构图饱满得当,造型夸张,气势磅礴,雍容堂皇。时至今日但凡在当代设计中使用到四兽形象,都无法摆脱瓦当神兽造型的影响。
除了动物,还有一种云纹瓦当也广为使用,它装饰在宫殿楼阙等建筑上,像一朵朵升腾的祥云点缀在宏大的建筑之间,衬托出古代高台建筑高耸入云的非凡气势。祥云缭绕于建筑之上,就像瑶台琼阁,宛如神山仙境。秦皇汉武都留下了寻找长生不老药的传说,云纹瓦当成为图案瓦当的主流,跟当时帝王渴望求仙升天、永享荣华的思想不无关系。
汉朱雀瓦当
瓦当纹饰发展到西汉时,出现了文字瓦当。“长生无极”“长乐未央”等文字瓦当则直接地表达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人们的普遍愿望。西汉留下的金石文字甚少,瓦文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它极富意味的篆法变化丰富,又浑然天成。它们时而方峭,时而流美,时而浑圆,时而遒劲,即使今天的篆刻、书法名家也要自叹不如。
汉 玄武瓦当
这些封埋于地下两千多年的瓦当,成为秦宫汉殿一度富丽堂皇的证据,它们承载着精美而丰富的图文,就像秦汉建筑上的“徽章”,在宣告着早期宫殿“非壮丽无以重威”的营建法则。
画像砖:汉代生活“百科全书”
在砖上印画、施彩,最早是在战国,但真正蔚为大观,并成为一种艺术,则是在两汉。这些砖,被称为“画像砖”,它们已经不是单纯的建筑构件,对后人而言,它们“画像”的意义要大于“砖”。
“画像”一词源自宋代兴起的金石学,赵明诚在《金石录》中就有用过。清代中期,在书画家、金石家张芑堂所撰《金石契》中明确提出了“画像砖”这一专有名词,并在书中描摹了两幅画像砖图像。画像砖的流行和鉴赏并非依靠砖本身,而是依靠拓片。拓片也可以看成一种平面上的画,因此称之为“画像”也并非毫无道理。
这些“画”表现在砖上,大多数是一些浅浮雕、阴刻线条和凸刻线条,有的还有红、绿、白等色彩,它们用于一般的建筑或墓室装饰,是两汉时期人们真实生活与美好愿景的真实记录。
这些砖上,有的描绘的是人们的日常劳动与生活,宴飨、乐舞、狩猎、市集等等,有的描绘的则是骏马、龙、虎、鹿、飞禽等动物与神兽,从地上的农耕渔猎,到天上的天马行空,从现实生活,到历史故事,无所不包,宛如一部汉代“百科全书”。
汉画像砖广泛分布于河南、四川、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其中河南和四川的汉画像砖较多,题材丰富,画面精彩。如河南画像砖《佩剑人物图》,刻画的是一位武士,他怒而扶剑,高度戒备,胡须与衣带飘飘,反衬出武士屹然不动的雄姿。四川汉画像砖则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日常生活及劳动画面较多。如东汉画像砖《弋射收获》,描绘秋收季节的田野。上半部是渔猎,下半部是收获。上面的猎人正搭弓引箭,即将射向塘中飞鸟,蓄势待发的气氛颇为紧张。而下面收割稻谷的农人,三三两两,错落有致,洋溢着劳动的热情。
因为砖块疏松,其实并不易精雕细刻,所以画像砖画面往往疏朗简约,没有那么多的细节刻画,有的甚至进行了夸张变形。人物时而拉长,时而压短,有时人物的腰身甚至拉细得只成一根线,时而又被压缩成布娃娃似的小矮人,甚至一座高山也可以被抽象成一个三角形。
简洁的造型并没有削弱其艺术表现力,反而集中暗示、渲染出了一种情绪与气氛。汉画像砖里,很难看到完全静止或者构图均衡的作品。运动与韵律,在汉画像砖里随处可见。就像前文提及的四川画像砖《弋射收获》中的收获部分,三个割穗人、两个割草人与一个挑担人因为错落的排布,形成了一种起伏有致的节奏感,宛如波浪一般层层推进。而这种喷薄欲出的动感与力量,正是汉代艺术风格的真实写照。
砖瓦砚:古砖旧瓦成新砚
壮丽的秦汉宫阙早已不知去向,但组成它们的青砖古瓦却经常见诸文人笔端。古人早期制砚,多为陶砚,所以陶制的秦砖汉瓦也就自然而然地走进了文人的视野。
清宫旧藏 铜雀台瓦砚
早在唐宋时期,就有文人雅士把古代砖瓦做成砚台,唐人吴融《古瓦砚赋》中载:“勿谓乎废而不用,瓦断而为砚”。到了清代,砖瓦砚更成为一时风尚,成为砚台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中,又以文字瓦当砚、铜雀台瓦砚、汉魏铭文砖砚最富盛名。
最值得一提的是铜雀台瓦砚。铜雀台是在曹操统一北方之后,于建安十五年即210年建成。建安才子曹植曾在此留下千古名篇《登台赋》:“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铜雀台何等壮丽恢弘,却抵不过隋文帝的一把火,日后文人只能对着废墟哀叹:“蔓草已离披,狐兔何纵横。”楼台已毁,但砖瓦尚存。铜雀台所用的砖瓦,其土料经过精心处理,烧出来的砖瓦光洁细腻,用于制砚最合适不过,《文房四谱》上就说它:“体质细腻而坚如石,不费笔而发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绝无。”
砖瓦砚既是古玩,又是实用的文具,自然深受历代文人雅士的喜爱。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为王文叔写墓志铭文,其子以一块铜雀台瓦酬谢,黄庭坚非常高兴,制成瓦砚后还特地写了篇铭文记之。清宫所藏的铜雀台瓦砚上也留下了许多乾隆御玩、御赏印刻,可见乾隆对于瓦砚也极为欣赏。民国时期,号称海内藏砚第一的徐世昌,不仅四处收集古砖瓦砚,还专门聘请砚师,将自己所藏的古代砖瓦,能做成砚的都做成砚,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砖瓦砚。
古人注重文脉的延续,散落于荒草中的砖瓦承接秦汉魏晋的流风遗韵,将其磨而为砚,恰能触发文人的思古幽情,也难怪历代如此众多的文人骚客为之痴迷如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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