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作为晚清重臣，他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在文学上，曾国藩也非常有建树，他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他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训》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后世。人们认为，曾国藩的文章在清代是第一流的。阅读曾国藩的《挺经》、《家书》，关于写好文章，他有许多论述。
谈到文章以何为最先时，曾曰:“文章以行气为第一义”。究竟什么是曾国藩所倡言的“气”呢？“气”指作者的天赋、个性、气质和人格修养等。体现在文章中，便是一种独特的风格力量或基本格调，即气势。或雄奇、或跌宕、或倔强，有气则有势，行气的关键在于取势，文章气昌与否，完全取决于作者对文章整体的统摄力、贯穿力的强弱。由此可见，曾国藩的“以气为主”是特别强调文章立文要有主旨、主义。说更通俗一些，就是要有思想和灵魂。曾国藩认为：文以气先，文章中的文字，只能是个载体。文意通过文字来表达，气在意中，华丽的辞藻是个表面，文气才是文章的灵魂。
曾国藩为文，主张思路宏开，意义宽广，济世载道。他最不愿意看的，便是无病呻吟的文章。他认为，大凡作文赋诗，应在真挚的感情达，到了极点，不吐不快的时候。如果你有了这种不吐不快的压力，就表示你已经到了可以作文赋诗的时候了。
曾国藩一生非常推崇韩愈的文章，他认为韩愈的文章最为雄奇。深得“雄奇”之道：“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他认为：“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尤为行气不易之法。”这就是说，司马相如(字长卿)、杨雄(字之云)文气纵横不拘而顿挫铿锵，韩愈文气卓绝，则更是立意邃远宏达而难以效法。故而，他冀望其子从韩文的倔强中揣摩行气之法，以达文旨雄奇高古之境。
曾国藩写得最好的文章也正是因为“躬身入局”，尽了全力，作出了最大的牺牲而挤出的心语。在湘乡县城曾国藩为湘军阵亡将士建有一个祠堂，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湘乡昭忠祠记》，这是曾国藩的代表作，其文曰：“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囿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在这一段话里，曾国藩喊出了“以忠诚为天下倡”的时代最强音，气势之壮，句之不俗，使人觉得大有韩文不可及处，时人谈之，如黄钟巨响，为之动容。
关于气势之美，曾国藩有过非常形象的描述。他认为：以气势宏伟广阔、境界明朗雄俊最难达到，也最为可贵。就像是连日淫雨绵绵的天空刚刚放晴，登临高山之上，眺望平旷的原野，有心旷神怡，气象万千的感觉。再如登上高楼俯临浩淼的大江，独自一人坐在明亮的窗台下，在洁净的茶几旁悠然远眺，可以看见水天交接、横无际涯的壮阔美景。又如豪侠英杰之士，身穿狐白裘衣，英姿雄发，飘然出尘而至，丝毫没有卑下龌龊的污浊之色。这三者都是光明俊伟的气象，文章中如果能有这种境界，基本上得益于天赋，与人后天努力学习没太大关系。除了孟子、韩愈外，只有汉代的贾谊、唐代的陆贽、宋代的苏轼，他们的文章中达到这一境界的相对最多。
针对儿子曾纪泽之文“有发达之概，惟思路未开”之现状，曾国藩训之曰：“作文以思路宏开为必发之品。意义层出不穷，宏开之谓也。”惟襟怀坦坦，仰观俯察，思路宏开，文章方能万千气象。
当然，一篇好的文章光有气势，还必须要有好的结构、段落甚至词句来承载。所以关于写文章，在段落和词句上，曾国藩也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为了达到文章气盛，就一定要注意段落清晰。每一段结束的时候，要像古人行文一样，似断不断、像咽不咽、像吞不吞、像吐不吐。每段开始的时候，似承非承、似提扑提、像快不快、似缓非缓，古代文人无限妙用是值得我们认真领会和学习的。
曾国藩还认为，文章的气势与遣词、造句密切相关。雄奇以行文的气势为上，造句次上，选字又次之。然而字不古雅则句必不古雅。句不古雅则气势也不会古雅。同时，字不雄奇则句子也不会雄奇，句不雄奇则气势也不会雄奇。文章的雄奇之妙，从内看，全在于行文的气势，从外看，全在于选词造句的精当。
言之无文行不远。要使格高韵远、理奥趣深的宏达议论传之久远，必以飞扬文采为之添翼。曾国藩深察：“无论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笔造句，总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无论古今何等书家，其落笔结体，亦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这种珠圆玉润之蕴藉文采，须得富丽词藻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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