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值得仔细品味,因为我们从中能够引申出中国文化性格的方方面面。“克己”的“己”字是指“私”,所谓一己之私利;“克己”也就是“去私”。如此一来,人的所作所为方能回归到“礼”的要求上来。那么,“礼”又是指什么呢?所谓“礼”,就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属于伦理范畴。所以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一定是自觉自愿的,“复礼”不过是“克己”的结果罢了。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是“仁”的实现。“仁”属内,“礼”属外,它们互为表里。“仁”实为“礼”的根据,“礼”是“仁”的外在表现。正如孔子所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从道德人格养成的顺序来看,一般是须先懂得规矩,亦即“知其然”,然后再一步步地领会其中的道理,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的理由,即“知其所有然”。所以,虽然《中庸》说“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但“修身”终究还需要“诚意正心”的自觉。
关于“仁”,有一解是把它诠释为“果仁”,即果实的内核之精华。这样的解释,可以很好地隐喻或象征道德的纯粹性和本根性。“果仁”的意味在于:一是充实,二是精华,三是固有之本性的根据。它意味着内在的充实。孟子说:“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很明显,说“仁”“在乎熟”,就是在这种隐喻的意义上成立的。孟子还说:“充实之为美”。他又说:“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固有即是固然,亦即本然之性,它是内在自足、无待外求的。据《孟子》记载,告子曰:“仁内也,非外也。”孟子亦曰:“仁,人心也。”显然,“仁”处在核心的位置。
孟子拿射箭打比方:“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愿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其实这个道理早在孔子那里就已经说清楚了,他说:“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射箭射歪了,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抱怨因为风的干扰或者别人的打扰而未射中,而是要首先来检讨自己,反躬自省,看看是否由于自己心不在焉。这就是儒家的态度。所以,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中庸》亦曰:“正己而不求于人”。
中国文化之所以具有内倾性格,之所以采取反身性的姿态,这归根到底是由“仁”的“克己”取向决定的。确实,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这是说,东、西、南、北,加上天、地,这六个方位,都不值得圣人去探究、去追问,而是应该把目光收回,投向自我的审视与拷问。所以,孟子有所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说法。
中国文化的最高偶像是圣人,而西方文化的最高偶像是英雄。只有征服自我才能把自己证成为圣人,而只有征服外部世界才能把自己证成为英雄,二者的根本旨趣迥异。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郑和下西洋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比较。郑和的船队远航,其目的不是征服、不是掠夺、不是占有,而是和平的,是为了展示泱泱大国的盛世气象,不仅不向沿途各国索取财富,相反还无偿奉送礼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传播基督教,二是探宝。这从哥伦布当年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恩格斯说哥伦布的探险不过是“黄金梦驱使的结果”。西方近代的崛起,在一定意义上得益于哥伦布们从南美洲掠夺来的第一桶金。正因此,世界史上一般都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作为标志着现代化肇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夏天热了,中国人讲究“心静自然凉”,并不致力于改变生态,而是调整自己的心态;西方人则偏好发明电风扇、空调机之类的物件,通过改变生态来适应自身。这些都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不同旨趣。
追根溯源,应该说中国文化的内倾性格和反身性姿态,与中国地理环境的特点有着一种发生学关系。其实,鸟瞰中国的版图,不难发现中国的海岸线很长,然而中国文化不属于海洋型文化,而是农耕型文化。为什么会这样呢?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对于欧洲民族来说,“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然而,“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更多壮丽的政治建筑,就算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美学家
中国文化的这种内敛性格和取向,难以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但或许正因此避免了因为征服自然而造成的人类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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