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母亲卖干鱼

  老家是湘南的鱼米之乡，村里村外有两条河，一条小河穿村而过，一条大河则与村“擦肩而过”。那时候，河水清澈见底，河底水草密布，极少有污染。站在岸边即可见到成群结队的鱼儿在河中游来游去。我们这些屁屁孩穿一条裤衩，常在这两条河里游水嬉戏，抓鱼摸螃蟹。

   父亲在家时，喜欢去河里捕鱼，他是捕鱼高手，每次出征，都会有所收获，多则几十斤，少则两、三斤。由于家里人多，劳动力少，在生产队里，我们家属“超支户”，生活比较困难。为了维持生计，缓解家中困境，父亲捕捉来的鱼，除一小部分鱼会给我们打打“牙签”改善伙食外，大部分鱼则被母亲烘干拿到农贸市场上去卖。

   资兴县七里公社的农贸市场与我们申明亭村相邻，如果干鱼少，母亲则会选择去这个农贸市场卖。如果所卖的干鱼多，母亲则会选择去路途较远的资兴县三都镇农贸市场。

  七里公社的农贸市场，虽说是与我们村里相邻，但其实距离也不近，有七、八里路程，步行的话需要一个把小时。我跟随母亲去过几次，都是星期天或者是学校放假时候去的。说是去农贸市场，实际上是去赶集。七里公社的集市是逢农历的一、四、七，与我们红旗公社的三、六、九错开。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天刚蒙蒙亮，母亲就吆喝着叫我起床，说是让我跟着她去七里公社赶集卖干鱼。这可是母亲第一次让我随她一起去赶集。我似乎还有点睡意，对母亲的吆喝声充耳不闻。母亲见我还赖在床上，再次叫我起床，且声音比第一次大得多，我不敢再赖床了，于是匆匆忙忙地起来，漱口、洗脸。母亲将刚煮好了的一碗稀饭放在桌子上，叫我快点吃，吃完了就上路。

    去七里公社没有公路，只有一条小路通达。说是去卖干鱼，其实还有几十个鸡蛋要卖。我提着一个装有干鱼的布袋，大约有七、八斤重，母亲提着竹篮，竹篮里装有几十个鸡蛋，还有一杆秤。为了防止秤砣砸烂鸡蛋，我同母亲说，将秤砣放在我的布袋里，母亲采纳了我的建议。我们两人刚走出村口，就遇到了同一生产队的一位大婶，她也去赶集，她卖的是鸭蛋。母亲跟这位大婶聊家常，她们有说有笑。我跟在她们的后面。大约步行了一个小时，我们到达了七里公社墟场。

    这个墟场，也就是七里公社革委会所在村的一条主街。街道不宽，只有十来米，临街的房子底层都是商铺，乡民们赶集摆摊都是有这条街的两侧。我们去得早，选得街口一个好位置。母亲用一个用过的编织袋铺在地上，编织袋上面再放上一张旧报纸，将干鱼从布袋里倒到报纸上摊开，装有鸡蛋的竹篮紧挨着干鱼摊，同生产队那位卖鸭蛋的大婶将她的鸭蛋与我们的鸡蛋摆在一排。

    过了十多分钟后，赶集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开始有人用资兴话向我们问价了。“鸡蛋多少钱一个？”母亲是资兴人，她也用资兴话回答“七分”“干鱼多少钱一斤？”母亲回答“一块二”陆续有五、六个人问价，母亲用同样的语句回答。

    我是首次跟随母亲摆摊卖东西，对这些只问价格不买东西的人不太理解，于是同母亲说，怎么这些人都只问价钱不买东西。母亲说“买东西要货比三家，就不会买到贵东西。”对母亲的解答我似乎明白了一点。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一个身着四个口袋解放装衣服，四十来岁干部模样的人向我们走过来，问母亲鸡蛋怎么卖？干鱼怎么卖？母亲将价格告诉他，这个干部模样的人问母亲“价格还有没有少？”母亲回答说“这样的价格是最低的了，没有少。干鱼是河里鱼弄的，很好吃。”干部模样的人从旧报纸上拿了一条二个手指大的鱼看了一看，又将这条干鱼放在鼻子边闻了一下，说“不错！买五斤”母亲拿秤，用一张旧报纸包了一些干鱼放在秤盘上称，离五斤还差一点，母亲叫我再拿几条干鱼放在秤盘上，称够五斤，用报纸包好给干部模样的人。干部模样的人向我们摊位不远处的一个正在买大蒜的年轻人呼叫“小王，你过来一下付款。”那个年轻人回应了一声“好，我马上过来。”几分钟后，小王提着一个大竹篮向我们，对干部模样的人说“刘主任，干鱼有几斤，多少钱？”干部模样的人告诉年轻人，五斤，单价一块二，六块钱。年轻人付钱给母亲，并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记录下来。

    干部模样的人他们走了几十米后，又折回来，我以为是来退货或找什么麻烦，心里有点紧张。干部模样的人对我母亲说“你们家的鸡蛋看上去还不错，我们要买四十个。”母亲说你们自己挑吧。”他们从竹篮里挑了四十个鸡蛋，付钱给母亲就走了。

    经过干部模样的人他们买干鱼和鸡蛋，我们的剩货不多了。母亲用秤称了一下干鱼，还剩两斤六两，竹篮里的鸡蛋还剩十五个。母亲教我认秤，并说剩余的干鱼和鸡蛋由我继续卖，她得赶回生产队开工，帮家里挣工分。那个与我们一起来卖鸭蛋的大婶她的鸭蛋也快卖完了，还剩五个鸭蛋放在我们的竹篮里让我帮她代卖，她也要与我母亲一同回生产队开工。我睁大眼睛望着母亲，母亲似乎知道我想说什么，她对我说“崽啊！你就帮帮大婶吧。”我点了点头。

   母亲与大婶她们回去了，只剩我一个人摆摊，我有点儿茫然和担心。一是怕别人抢东西，二是怕自己算错数。等了好一会儿，来问价的人有七、八个，但是他们都没有买。我预测这些剩货是卖不出去了。

   正当我在“胡思乱想”时，一个身穿煤矿工人衣服，衣服的左胸部上印有“五七煤矿“字样的中年人向我走来。他先是向我询问了干鱼的价格，后又问了鸡蛋什么价？我逐一地回答了他，他说价格高了一点，能不能少一点，我告诉他，这个价格不能少了，公社干部已经同我们买过，也是这个价格。他看了一会干鱼和鸡蛋，对我说干鱼和鸡蛋他都要，我学着母亲的样，将干鱼放在秤盘上称给中年人看，说“两斤六两”，中年人问我多少钱？我心里算了一下，回答说“三块一毛二分”，他又问，“鸡蛋多少钱？”我说“十五个，七分一个，一块零五分。”“干鱼和鸡蛋一共四块一毛七。”中年人找钱给我，将干鱼和鸡蛋全部拿走了，竹篮里只剩大婶家的五个鸭蛋。中年人临走时，我问他能不能买下所剩的五个鸭蛋？他摇摇头说“家里人不喜欢吃鸭蛋。”看来这五个鸭蛋只能是拎回去交回给大婶了。

   我拎着装有五个鸭蛋的竹篮，准备起身回家。这时，一位同我阿婆年龄相当的老妇人问我，这五个鸭蛋卖不卖？我点点头说“卖”，并告诉她的价格，七分钱一个，老妇人二话不说，从手绢包里拿出三毛五分钱给我，让我惊奇的是，那个五分钱不是“毫子”(方言)即硬币，而是纸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钱。

    首次跟着母亲卖干鱼，做买卖，还算是比较顺利。那年我才九岁，读小学三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