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年的初夏，父亲生前常跟我说起的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先生走了。近些天来，报刊电视，各种自媒体以及人们的手机，对这位享誉海内外的农业科学家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国之脊梁，民之福泽。人们自发式的各种悼念活动，足以证明袁隆平先生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
民以食为天。“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多少年来，人类为战胜饥荒，解决温饱问题进行了不懈努力。以袁隆平先生为代表的农业科学家们，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找到了解决温饱问题的“钥匙”。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少儿时代在农村生活。那时候，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常常吃不饱饭。好在母亲贤惠能干，在自留地里大种杂粮，用红薯、高梁等弥补米饭的不足，使全家人度过了那艰苦的岁月。
也许是我们这代人经历过那缺粮少吃的年代之缘故，我对像袁隆平这样的农学家特别地崇敬。袁隆平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突破了经典遗传学中“白花授粉作物没有杂交优势”的传统观念，摘取了杂交水稻这颗绿色王国科学皇冠上的璀璨明珠，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1964年，在湖南省安江农校任教师的袁隆平，受一株具有显著杂种优势的天然杂交水稻的启发，开始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55年前的1966年，他发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提出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三系法”配套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育种设想，开启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1973年，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1976年，袁隆平的“三系”杂交水稻得到大面积推广。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作为中国独创的农业科技成果，由袁隆平研究成功。
我父亲于二0一七年的冬天去世。父亲在世时，常同我讲起他在海南岛、广西等地杂交水稻制种的事情和袁隆平先生。父亲习惯性地称袁隆平先生为“袁专家”，袁隆平在父亲的眼中，就是一个导师和行家。父亲曾多次接触过袁隆平先生，他同我说过，“袁专家”从外观上看，十分普通，普通得像从某个山村里走出来的一个农民，肤色黝黑，身材精瘦，脸上有几道深深的皱纹。父亲是一个性格比较倔强的人，他虽然是一个基层农技员，但不会轻易夸奖别人。袁隆平先生的杂交水稻专业技术和人格魅力，却让我父亲十分佩服。
上世纪七十年代，湖南省以及所属的许多县市都在海南岛和广西建立了杂交水稻繁殖基地。我父亲作为公社一名农技员，几乎每年都被县里派驻海南岛崖县、陵水、乐东或广西搏白县杂交水稻南繁基地，从事杂交水稻制种工作。父亲是五十年代沈阳农学院的大学生，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他未毕业。他虽然学的是酿酒专业，但对杂交水稻制种有着一份天然的“亲情”，数年战斗在杂交水稻制种的第一线。我们家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家人都希望父亲他们多制作一点杂交水稻的种子，提高粮食产量。父亲能够多年在外坚守杂交水稻制种阵地，如果没有我母亲的支持那是不可能的。每年的制种期，无论是海南岛还是广西，都是骄阳似火，稻田里热得像一个蒸笼。父亲下田劳作，用耙不停地摇动父本给母本授粉，锋利的禾叶划在手上腿上甚至脸上十分疼痛，授完粉，都是一身泥巴、汗渍和疲惫。父亲对这些似乎都是习以为常。
杂交水稻制种是一门技术活，里面有许多深奥的东西。对此，诚学好问的父亲常常请教身边的技术人员。他首次在海南岛崖县的杂交水稻繁殖基地制种，就在田间聆听了袁隆平专家的讲课。袁隆平说：作物杂交有无优势，决定性的因素不在于自花授粉或异花授粉的繁殖方式，而应该在于杂交双亲的遗传性有无差异。只要有差异，就会构成杂种内在的生物学矛盾。这种矛盾能够促使杂种的生活力增强，就会产生杂种优势。只要我们能探索出其中的规律，就一定能够遵循这一规律培育出人工杂交稻来。那么，将这种杂种优势应用到生产上，就可大幅度提高水稻的产量。要培育一种特殊的水稻——“雄性不育系”，由于它的雄性花粉是退化的，我们叫做“母水稻”，有的人也把它称作“女儿稻”。由于这种水稻的雄花没有花粉，要靠外来的花粉繁殖后代。换句话说，不育系就是人工创造的一种雌水稻，有了不育系后，把它与正常品种相间种植，并进行人工辅助授粉，就可以解决不要人工去雄便能大量生产第一代杂交种子的问题。
父亲边听讲课边作笔记，遇到不懂的问题他会找机会向“袁专家”请教。每次都是这样，近十年的杂交水稻制种生涯，父亲所作的学习笔记和工作日记有十多本。我曾经翻阅过父亲的这些笔记本，由于专业性太强，许多地方看不太懂。但有一点我明白，这些笔记本都是很好的历史科技资料，只可惜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家乡发了一场大洪水，家里底层被水浸泡，父亲的笔记本、日记本和我的几百本书全都变成了“纸浆”。
父亲与“袁专家”接触，或听其讲课或在田间地头接受“袁专家”的技术指导。父亲告诉我，“袁专家”比他早两年去海南岛，他是一九七二年去海南岛崖县。“袁专家”所去的是南红农场，我父亲他们所在的农场与南红农场相邻。当时的海南岛，并非现代人印象里的“旅游达人打卡地”，相反有句比较知名的民谣“三只蚊子一盘菜，三只老鼠一麻袋”。没有通电，晚上照明只能用蜡烛和菜油灯。这里的蚊子个头大，毒性强，“胃口”也大。每天晚上父亲和他的同伴们点着蜡烛油灯熬夜工作时，黑压压的蚊子就会在一片“嗡嗡”声汹涌扑来，对他们拼命“下嘴”。从来到农场的第一天起，他们全身都被咬得尽是红疙瘩，每天又痛又痒，他们只能买很多清凉油和风油精对付。寂寞时，父亲会打开他的收音机，收听音乐和新闻。
父亲是县里派去的技术骨干，他虽然不是国家干部，没有技术职称，但他的专业技术水平也是响当当的，常常让那些县农业局的农艺师们对他刮目相看。但他总是不满足于现状，善于思考，总爱问为什么？他有时候为了弄清楚一个问题，会步行十几里山路去相邻的南红农场向省级技术人员和“袁专家”讨教。省级技术人员和“袁专家”他们大都会回答他的提问。特别是“袁专家”对父亲的求知欲很赞赏，十分耐心，不厌其烦地回答父亲所提的问题。父亲在请教的过程中，会详细地记录“袁专家”等老师们所解答的知识和关键要点。
七十年代末期，公社在吊水坪农场新辟了十几亩杂交水稻制种基地。要父亲唱主角，担负起全公社杂交水稻种子的繁殖任务。父亲二话不说，主动承担，他风里来雨里去，学以致用，将从“袁专家”等老师们那里所讨教来的知识和近十年的杂交水稻制种经验，几乎发挥得淋漓尽致，与公社农技站的几个同事一道，使杂交水稻制种亩产达到180多公斤。接下来，公社便开始大规模种植杂交水稻，亩产达600多公斤。
尽管父亲是“袁专家”的一个编外学生，但在父亲的眼里“袁专家”是父亲田间里的好老师，学识、人格魅力都让他十分敬佩。我从“袁专家”、父亲等老一辈农技工作者的言行举止中，可以看到他们身上有一种不畏艰难，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这种精神也在时刻地激励着我，克服困难，不断开拓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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