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罗密欧与朱丽叶》，如果你只盯着罗密欧和朱丽叶，忽略了其他的角色，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
在开始带你分析其他角色之前，我要先提醒你一个细节。从一开始，蒙太古和凯普莱特家族有世仇这件事，就是一把高悬的剑，它几乎是男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最大原因。但你不觉得奇怪吗？剧作者完全没交代过，这仇到底是怎样的仇。
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吗？有用的。
要知道，在欧洲的封建传统里面，家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家族有仇真的就意味着不共戴天。假如换一个更有切身感的场景，让两大家族变成交战的敌国，在这个新背景下，作为中国人，你大概更能理解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艰难处境。
所以，剧作者不交代结仇的具体原因，既构成了戏剧冲突，又让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观众，更容易原谅这一对小情侣对群体的背叛。这恰恰是戏剧冲突跨越几百年的时间，还能够得到广泛共鸣的原因。
在这个背景之下，如果你真的从头到尾认真看《罗密欧与朱丽叶》，尤其考虑到我们从小接受的语文教育，你会发现自己在这部剧的面前有点束手无策了。因为剧情大纲虽然我可以帮你提炼出来，但如果要说这部剧赞美了什么，抨击了什么，谁是正面的，谁是反面的，好像都说不好。
两个相爱的年轻人双双为爱而死，这么一出大悲剧，我竟然说不好，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谁是那个坏人。
貌似朱丽叶的父亲凯普莱特是个反面角色，不顾女儿的心意，逼迫她和不爱的人结婚。但他肯定不是坏人。这位老父亲其实很疼女儿，在遇到帕里斯伯爵当面提亲的时候，他先是用女儿年纪太小来回绝，后来虽然动摇了，但也只是要帕里斯主动向女儿求爱，并且表示，只要女儿愿意，自己绝不阻挠。后来凯普莱特之所以突然安排了婚事，一来呢是因为担心女儿因为表哥提伯尔特的死太过伤心，二来呢他也不知道女儿和罗密欧的私情。
如果他知道的话，我相信他会很愿意成全他们，因为剧中早有交代，一是凯普莱特和蒙太古都在尽力地维持和平，不让晚辈乱生事端，二来呢凯普莱特对罗密欧有过很高的评价，说他是个品行很好的年轻人。
罗密欧的情敌帕里斯伯爵也不是坏人，他不但身份显贵，一表人才，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而且真是对朱丽叶一往情深。朱丽叶的母亲和奶妈都对他赞不绝口，简直是要把他夸上天了。
造成悲剧的最直接的诱因就是提伯尔特之死，但这位提伯尔特，观众虽然觉得他有点讨厌，如果换到切身的处境里，他这样性情刚猛、快意恩仇的人反而会很受欢迎。从来都只有那些不问恩仇，只会和稀泥的和事佬才是最让人生厌的。
非但“负面形象”并不负面，“正面形象”其实也不够正面。真的看过全剧之后，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没法赞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出生入死的动人爱情，罗密欧对朱丽叶的爱其实是“移情别恋”，如此，他情圣的形象崩塌了。
最诡异的是，虽然结局悲惨，但你要真的在剧场里看过，一定能体会到，这竟然是一个热热闹闹的爱情故事，在最后的悲剧发生之前，舞台上充满了笑料，让人看得开心。
也就是说，莎士比亚既不弘扬什么，也不批判什么。这是莎剧的一个既普遍，又突出的特点，可以称之为“缺乏道德感”。
事实上，《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剧最直接的素材，是阿瑟·布鲁克的英文叙事诗《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情史》，这首叙事诗很有“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它在序言里忠告读者，说这对恋人的不幸来自以下几个原因：
不正当的情欲，对权威的蔑视，对父母和朋友的良言相劝不闻不问，在人生重大选择上偏偏听信胡言乱语的酒鬼和迷信透顶的神父。他们用可耻的行为玷污了婚姻的神圣，最后，不检点的人生导致了痛苦的死亡。
如果莎士比亚的改编可以忠于原著的话，那么这部剧就会善恶分明，把罗密欧和朱丽叶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
o他们的帮手也不该有好下场。虽然莎士比亚对此只字未提，但在故事原型里，劳伦斯神父退隐到维罗纳郊外，在忏悔中度过余生；朱丽叶的奶妈下场更惨，直接被驱逐出境。在清楚了解这样的结局之前，中国观众很容易把神父当作月老，把奶妈当成红娘的。
但如果说莎士比亚偏偏要用新道德和旧势力唱反调，让爱情战胜仇恨，其实也没法把剧情理顺。
我们到底该怎么理解这种暧昧不明的状态呢？这个地方我就要谈谈理解莎剧的一条基本要领，那就是别把莎士比亚想复杂，要尽量往简单的方向去想。
在莎士比亚那里，这部剧到底要批评青少年早恋还是弘扬自由恋爱，都不重要。一部剧而已，并不承载任何道德寓意和社会责任感。不会有哪位观众花钱上剧院是为了受教育的。
何况来看莎剧的没有几个真正的高尚人士。那位出身草根，自负盈亏的莎士比亚仅仅在乎票房。正如他做的那些不体面的生意，反正赚钱就好。
人在做，天在看，上天似乎不太在意莎士比亚的奸商行径和无良笔法，因为在家乡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镇的三场大火里，莎士比亚的新居奇迹般地安然无恙。如果这位莎士比亚真是莎剧的作者，那么本着知人论世的立场，我们就该不难理解莎剧里边道德立场的缺席。
我们中国观众开始可能很难适应这个特点，因为传统的中国戏剧总是善恶分明、惩恶扬善的。在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里面，至少还有马公子背锅吧。
而在莎剧里边，道德问题变得相当模糊，以至于被人狠狠批评过“缺乏道德感”。但也正是这个特点，增强了戏剧的复杂性，相应地也就提升了戏剧的艺术性。道德总是一时一地，时过境迁的，艺术却可以永恒。这也就是我开头说的，作者有意隐去了两大家族世仇的原因，同样是为了避免道德判断的时过境迁。
当时的伦敦，最早的剧院有两家，一家就直接叫剧院（the Theatre），另一家叫帷幕剧院（the Curtain）。两家剧院紧挨着坐落在伦敦城（The City of London）的东北边缘地带，刚刚挨着伦敦城的边，但又不在伦敦市长的管辖范围之内。《罗密欧与朱丽叶》最早上演就在这里。
后来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拆掉了剧院（the Theatre），用它的木料在伦敦城的南郊营建了一座新的剧院，这就是著名的环球剧院（the Globe），莎士比亚就是它的股东之一。环球剧院在1987年得到复原，成为今天的伦敦名胜，游客可以在那里看到最原汁原味的莎剧演出。
环球剧院
在莎士比亚时代，环球剧院所在的区域形成了一个娱乐产业园，这里不但还有其他几座著名剧院，还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几十家酒馆，以及斗熊的场地、乌烟瘴气的赌场和臭名昭著的妓院。普通人除非成群结队，否则根本就不敢在夜晚从那里经过。伦敦城当局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这片地方和帷幕剧院一样，刚好超过了它的管辖范围。
娱乐业的选址是有良苦用心的，既不能离伦敦城太远，否则客源堪忧，又不能设在伦敦城里，伦敦城的行政疆界同样也是道德疆界，莎士比亚的剧院就处在这样的道德边缘地带。而那些阳春白雪的高尚人士，有自己专门的娱乐场所，看的戏剧都是庄严的、有着古典风格的、广大人民群众绝不喜闻乐见的杰作。
1592年，莎士比亚28岁那年，英国作家托马斯·纳什发表了他的名著《身无分文的皮尔斯》（Pierce Penniless, His Supplication to the Divell, Thomas Nashe, 1567-1601），其中很自豪地提到英国戏剧说：“那些外国演员粗俗不堪，甚至让妓女来扮演女性角色，在表演当中还会肆无忌惮地使用污言秽语和下流动作，只为博取看客一笑。我们英国演员可不一样，表演的是帝王的高贵和贵族的英勇，那才是值得夸耀的真正的悲剧。”
可惜，在纳什这些文字发表的三年多之后，1596年，《罗密欧与朱丽叶》就在帷幕剧院首次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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