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中的法律与情理冲突

SZNEWS

2018-05-08 00:00

■ 蔡斐

放开视野来看，法律与情理在中西方传统的人际关系互动和社会秩序整合中，作用显然是有所不同的。在中国是情为基础，理为本，法为末。在西方则是理为本、法为用、情为末。

美国学者林郁沁写过一本书，叫《施剑翘复仇案》。这本书讲述了“民国女侠”施剑翘的复仇故事。不过，按照法律的标准，她真正的身份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故意杀人犯。

1935年11月13日下午，施剑翘杀人了。她刺杀的不是别人，而是当时已经退隐的原北洋军阀孙传芳。在犯罪现场，施剑翘给出了杀人理由——为父报仇。原来，施剑翘自幼被过继给叔叔施从滨。施从滨原是山东军阀张宗昌的部下，1925年11月在直奉大战中兵败被俘，被孙传芳下令处死，枭首于安徽蚌埠车站。

死讯传来，从小就深受养父关爱的施剑翘悲愤不已，立誓为父报仇。不过，在那样一个时代，一个弱小女子要对抗一个手握重兵的军阀，谈何容易。为了报仇的目标，施剑翘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最终在10年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围绕施剑翘的审判，法律与情理展开了激烈的冲突。辩护律师反复强调，凶手的杀戮行为是出于孝心的激情和源于复仇的正义，是一种义愤的行动表达，这种特殊动机应该减轻法律的严厉适用。辩护律师还引用了《春秋公羊传》中的段落，“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指出古人相信对一个人的父亲的非法处决构成了复仇的理由，那么现代法庭也应如此。但是，检方一直强调现代法律主义的基调，要求严格遵守法典规定的条文，强烈反对给予被告任何同情。检方指出，法院不应该遵守“孝”这种不合时宜的道德情操，裹挟在暴力复仇行为中的破坏力是现代社会无法承受的。

双方大相径庭的辩论策略被天津《益世报》概括为，“两造呈辩，被告律师引经据典，原告律师条析法理。”法律与情理的激辩成为贯穿一审的红线。

查看文献，关于道德的争论在法庭辩论中占据了大部分时间。辩护律师一直强调，在当时那个国家无能的混乱时代，法律援助对于施剑翘几乎不可能实现，正义的复仇不得不成为替代性的办法，以此才能除恶扬善来履行自己的孝心。

这种道德的渲染，也激发了社会的围观和集体的同情。施剑翘多次在狱中召开新闻发布会和发表访谈，向公众提醒她的传统美德和在法律上的无辜，并对法院不将她的义愤作为减刑条件表示失望。在法庭上，面对法官和更多的关注本案的媒体，施剑翘多次有意以情动人，声称孙家有钱有势，自己孤苦伶丁，凸显以弱女子之躯，含恨十年勇搏军阀的形象。

通过大众媒体的报道，民众们开始以传统伦理道德为根据，做出了自己的“正义”审判。施剑翘的家乡安徽，也很是积极。旅京安徽学会、安徽各师范学校、工人团体、同乡会、商会等纷纷上书或通电请求特赦。此外，全国妇女界，如江苏、浙江、上海、云南等地妇女团体，亦发表公开言论，多以施剑翘为妇女界之光荣，请求免予处刑。

法律，在普通大众的理解中，是必须代表实质的正义，而非复杂的程序正义。现代社会的惯常认知如此，那个时代更甚。施剑翘获得普遍同情的背后，有两个最值得讨论的层面：一是复仇的正当性；二是弱者反抗强权的正当性。显然，这两者都对施剑翘有利。法律则被悬置，显得无关紧要。

放开视野来看，法律与情理在中西方传统的人际关系互动和社会秩序整合中，作用显然是有所不同的。在中国是情为基础，理为本，法为末。在西方则是理为本、法为用、情为末。由此，也形成了以理性主义与法治主义为标志的西方文化，和以情理主义与德治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文化。“情、理、法”的融合与平衡也成为了当时中国司法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本案又是一个复仇案，司法的审判更出现了情理法博弈取舍的过程。加之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施剑翘案的审判比昭然若揭的案情显得要复杂许多。

当知识精英们还在对最终判决争论不休的时候，1936年10月14日，国民党政府宣布给予施剑翘特赦，至此，轰动一时的施剑翘案终于结束。但是，施剑翘复仇案所延伸出的法律与情理的争论却远未结束，它依然是中国司法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