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萨利机长》：亦谈休谟问题与制度公正
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 王 圣
二百多年前，美国立宪制度的奠基人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一个至今令人深思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这一问题同样在一百多年前被梁启超反复思索，以至于在保皇立宪、革命、专制民主之间摇摆不定，即便在他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展开的长篇大论的政治辩论，也终究未能为中国深思熟虑一个最佳的政治方案。美国的立宪政治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破天荒第一次以理性设计和自由选择完成的政治设计。
从美国立宪开始，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合理的，怎样的制度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什么样的制度才是真正符合人性进而促成人类伦理道德的升华，这些问题都被罗尔斯归结为制度的公正。
他在《正义论》开篇提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然而制度作为一种恒常而普适的基本原则，与人性的高度具体而复杂的内涵，形成了一个人性与制度之间不能吻合的“休谟问题”——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的著名悖论——从“是”是否能够推出“应该”，也即从事实命题是否能推出价值命题。
— 休谟问题的艰难斡旋 —
近期热映的铁汉伊斯特伍德执导的新作《萨利机长》在改编自真实故事的基础上，所要探讨的正是这个休谟问题的艰难斡旋。
伊斯特伍德倒转一般的灾难电影的叙事模式，把空难后的社会舆论、空难调查、听证会与机长危机中的人性情感和决断不断地加以比较，拷问一个基本的事实：人性所做出的基于价值判断的选择，与制度所做出的纯粹理性选择之间，是否有可能跨越和平衡？
这两种选择在影片中以飞机受群鸟撞击后的操作为焦点：机长迫降纽约哈德逊河，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内部调查则认为机长迫降河面反而把乘客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应该折返瓜拉迪亚机场。
这两种观点各自基于何种立场呢？萨利机长作为具有情感和理智两方面的人类，在发生鸟群撞毁飞机引擎的情况下，他的本能的价值选择是如何最大化地保全155名乘客的生命以及减小灾难对其他人的波及，在发现飞机失去动力、飞机高度过低以及下降速率加快的情况下，不仅无法调转返航，也不能按照坐在指挥塔中的调度员的指令飞往新泽西的泰特博乐机场。
萨利机长在既要保住乘客性命，又要避免飞机坠毁波及无辜生命的两方面的价值权衡下，避开人口稠密地区，冒险将飞机迫降在河面上，应该是人性中对生命价值最大化的一种预判。
然而NTSB的调查却是排除情感后的基于纯粹理性的计算结果，通过精确的数据测量和运算，进行电脑模拟和人工模拟驾驶，其结果都可以成功迫降最近的两个机场。
事故数据和电脑运算毫发无差，无可辩驳，然而就在这个不可辩驳与萨利机长的抉择之间恰恰形象地凸显了休谟问题：从“是”是否可以推导出“应该”？电脑运算的“是”是否必然地是人所“应该”采取的行动？
萨利机长可以看作当代人类面临人性与制度之间的正义冲突。一方面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人性的完整，保障人的尊严、人的生存和自由发展。然而制度一旦带有一个正义的目的就天然获得了一种优先权。
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和共识就是制度优于人性，其基本的理论基础就是性恶论。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造就的理性体系所推动的现代性社会进程，不但没有给人们带来理性所许诺的人类幸福，在整体上解决各种长久以来的社会问题，相反却导出巨大的生产的异化、文化的物化以及意识形态的虚假的后果，以及人的意义的沦丧，甚至是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的理性高效的绞杀。
对制度的公正的怀疑已经是西方社会的老话题，只不过伊斯特伍德非常巧妙地以一次意外航空事故的戏剧冲突加以形象化和审美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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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伊斯特伍德并没有为这个他所提出来的休谟问题找到好的答案。影片最终是如何处理的呢？
萨利机长陷入拯救乘客的英雄和置乘客于危险之中的罪人这两方面的舆论之中，近乎精神崩溃，制度公正的名义下人们已经失去了判断人性事实的真正立场。萨利是这个时代人们精神分裂的一个象征符号，他摇摆在人性的尊重和制度的认同两种价值判断之间，将他最后的意志和情感撕裂殆尽。
然而影片终归是乐观而圆满的，人们不希望在好莱坞电影里看到绝望。在最终的听证会上，萨利做出最后的，也是绝地反击的争辩。他认为计算机模拟也好、人工模拟飞行也罢，他们在模拟时是基于事故已经发生的基础做出的判断，也就是飞鸟撞击引擎后立刻做出折返或向最近机场返航的决定，这种理性判断是非人性的、毫无恐怖与忧虑的情感的、也是在事后的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做出的。
而人在面临这一突然事故，是要对机上人员、地面人群两方面进行考量，同时还有人类的恐惧、慌乱以及情绪的波动，造成人是不能马上分毫不差地立刻做出最佳判断的。
最终，电影的分歧落实在35秒之上。听证会做出让步，让人工模拟飞行35秒后向两个机场返航，结果全部失败。
伊斯特伍德在回答休谟问题时做出了一个悄悄的偷换概念，那就是把“是”推导出“应该”变成了“是”推导出“合适”。也就是说把萨利机长的人性的价值选择，变成了承认比计算机先天的缺陷的让步，让精确的模拟不要那么“精确”，而是拉低到人的平均水平上，让计算变得“合适”人类。在这种情况下，听证会全体对萨利的“英雄”报以肯定和赞美。也即是说萨利成为英雄不是在人性的选择上，而仍然是在计算机理性的基础上，甚至是计算机对人的“真正”模拟的基础上产生的。
— 理性制度带来巨大困扰 —
即便资本主义体系还未出现利奥塔所言资本主义全面的合法化危机，然而《萨利机长》在全片三分之一内容内所描述的萨利机长的困境，其实已经非常精确地描绘出精细的理性制度带来的巨大困扰。
萨利机长做出的迫降河面以使得155人全体获救的抉择，其结果就人性而言是显然的“好结果“，然而制度机器要求做出“最佳”选择，则可以把这个好结果视为一个与最佳结果相比的坏结果。孰优孰劣？人是否可以像机器那样毫无情感和价值判断地操作飞机？如果人能够达到机器的水平，可以始终达到最佳选择的水平，那么其结果是什么？这个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人被抹去价值判断而纯粹进行理性选择，人不去思考“是”，而只是按照“应该“来行动，那么人失去的只能是灵魂本身。
正如休谟所认为的，道德并非如几何或者代数那样可以被论证，科学对于价值问题是无能为力的。尽管休谟尝试从事实关系推导价值关系，从而跨越这个由“造园冲动”到“人的栖息”的鸿沟。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未解之困。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原载于社科报总1539期）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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