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晖遗著《帝国的流亡——南明的战乱与诗歌》座谈会上的发言
卞东波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会议室
2014年3月14日
张晖与我一起在南京大学学习了六年时间，我也见证了张晖在学术上的跋涉与抱负。今天，捧读这本刚出版的《帝国的流亡》，不禁感慨良多，也想起很多往事。14年前的2000年，刚过完暑假，我和张晖见面，聊起暑假的见闻，张晖告诉我，他暑假时在北京大学旁听“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他显然为这次会议传递出来的学术信息所吸引，他当即告诉我，此后的晚明与明清研究将会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从他十几年的学术历程来看，他一直在实践着他当初的学术设想。从学术史来看，他将自己的学术研究范围基本设定在晚明与晚清，也是对学术潮流的呼应。本世纪初，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开启了一个大型的研究计划，即“世变中的文学世界”，其中一个子课题就是晚明与晚清文学的研究，由胡晓真教授主持，也出版了《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一书。2006年，哈佛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由Wilt L. Idema, Wai-yee Li, Ellen Widmer 三位学者主编的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一书，处理的也是张晖关心的时段。最近，台湾中央大学王次澄教授也主持了一个研究计划“世变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其中易代之际的晚明与晚清亦是研究的重点。近年来，研究晚明与晚清的学术作品越来越多，研究南明历史的著作也出版了很多，但研究南明文人诗歌的著作则比较鲜见。张晖这几年执著于钱澄之与南明诗史的研究，可谓有意识地在这方面加以突破。
虽然《帝国的流亡》仅是一部未完成的书稿，但其展现出的张晖抱负、思致与学识仍然值得我们仔细阅读与体会。
我注意到张晖在这篇代自序中提到陈世骧将《文赋》翻译为英文，并将《文赋》的主旨理解为“抵抗黑暗”。其实，张晖所研究的这些南明文人何尝不是在以自己的肉体与精神在“抵抗黑暗”？张晖这本书以诗歌为中心，像卷轴一般，慢慢向我们展现了明清易代之际一段惊心动魄而又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些南明文人的形体虽然消失了，但通过张晖的钩沉，我们又仿佛感受他们痛苦的心灵脉动与精神炼狱。近年来，研究南明文学的学者，不少人去研究阮大铖，并对阮氏的《咏怀堂诗》评价颇高。从文学史书写的角度来说，这无可厚非，也值得去研究。但除了阮大铖之外，其他南明文人就不值得研究吗？他们诗歌的价值何在？或者说他们诗歌的精神价值何在？张晖以惊人的毅力，从众多明清之际的史料、文集中发掘出众多南明诗人，如陈邦彦、二岩、陈子壮、释函可、区怀瑞、徐孚远、钱澄之、吴德操、孙临等等。这些诗人后来命运都比较悲惨，但他们在南明小朝廷建立后，纷纷从家乡奔赴朝廷行在，以一种飞蛾扑火，知其不可为的精神与风雨飘摇中的南明小朝廷同舟共济。这就是本书的第一章《奔赴行朝》描述的历史图景。这一章的题目让我想起《诗经·小雅·沔水》中所说的“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背后传递的是几千年儒家伦理支撑下的士人集体选择。我觉得，张晖通过对这些南明诗人的描写，就是要表达一种“虽万人吾往矣”的士人担当精神。
其次，我觉得本书的研究方法也值得借鉴。从张晖的学术发展来看，此书也是他自身学术的延展。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诗史”概念，后来出版了《中国“诗史”传统》，主要讨论的是诗与史之间的交涉关系，主要是做理论层面的研究。而《帝国的流亡》这本书则是从具体的文本出发来坐实他对“诗史”理论的探究，换句话说，他以南明诗歌为例来说明，诗歌如何表现历史，如何表现个人的心灵史，又是如何超越历史的。我觉得他的研究有一定的示范意义。从大的层面来说，所谓现代学术兴起之后，我们古典文学的研究，从术语、概念，到研究方法，再到制题、表达，其实受到西洋或东洋学术很大的影响。其实，传统的研究方法并没有落伍，亟需重新加以检视。比如，张晖和我的老师张伯伟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就总结出了多种古代文学传统的批评方法，如“以意逆志”、“推源溯流”等，都可以借鉴到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去。张晖所着力的“诗史”传统也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研究方法。留存至今的南明史料还是比较丰富的，但鲜有人通过诗歌的视角加以重塑；而且诗歌是非常私人化的文本，从中折射出的历史光线也不同于历史史料的光谱。从张晖细致的描写中，我们看到很多历史的细节。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张晖对刘宗周、瞿式耜、张煌言三位南明文人绝命诗的分析。这三位诗人皆做有绝命诗，但诗中展现的自我形象并不相同。张晖指出“通过对刘宗周这些诗歌的阅读，可以感受到一个与过去论述并不尽同的临终的形象：一个不断被外在环境逼迫而一步一步走上死亡最终获得解脱的刘宗周”；又说：“通过对瞿式耜临难诸诗的分析，可以窥到瞿式耜面对死亡的过程：从一开始的从容到随后的紧张焦虑再到最后的平静。”而“到张煌言这里，任何复明的希望均已幻灭，只有死亡才能证明自己的忠义”。三人对死亡的态度不同，也导致了他们所书写的绝命诗的不同特色；但他们最终又都选择了死亡，所有的绝命诗又都染上的张晖所说的悲剧的色彩。
诗歌表现历史，诗歌还原历史，仅仅是“诗史”理论的一个层面，为了突破这种研究范式，突出诗歌的主体地位。张晖在《中国、“诗史”传统》一书中说：“记载历史，本是诗歌众多功能中的一项。诗歌当然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历史的阅读。……不过，（我们）要充分明白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献，而不是用来简单证明历史的文献材料。阅读者要充分了解诗歌的体制和美学，掌握语言文字的细微之处，熟悉同一时代诗歌文本的趋同与差异，才不至于对诗歌的意义产生错误的把握，从而导致对某些历史信息的误判。最后方可曲径通幽，由诗歌的微妙门径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真实、丰富的历史阐释空间。”为此，张晖在《帝国的流亡》中特别设计了下编“流亡中的诗歌”，分别论述当时的绝命诗、殉国诗、军中诗等文类，研究特殊历史情境下的诗歌。张晖曾经与我讨论过“文类”（genre）的问题，“文类”与“文体”是不同的，如何在传统的文体研究中突破，思考更细微的文学体式，张晖有他自己的思考，而且从他写的比较完整的绝命诗这一章来看，也是非常深刻的。同时，我也要说，张晖的眼光也很独到。关于绝命诗的问题，日本京都大学金文京先生也写过东亚地区古代的“临终诗”的问题，但基本限定在中古时代，没有深入到南明时代。所以，张晖的研究可以丰富了国际汉学界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
最后，我觉得这本书也体现了张晖良好的学术修养。虽然，他研究的是南明的文人，处理的材料也是南明的文献，但我们看到张晖的分析这些诗歌中涉及的典故时，爬疏出这些来自《诗经》、杜诗的典故。在残稿的原目次中第一章《奔赴行朝》中，张晖还单独列了《杜甫奔灵武》一节。可见，他有意将南明诗人奔赴行朝与杜甫奔灵武相类比。而且，在书中，张晖还仔细发掘这些诗人受到杜甫的影响，如论及钱澄之《初达行在》时，他说钱氏这二首诗“明显受到杜甫《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五律三首的影响”，同时又指出两者的不同。张晖又指出：“我们很容易看到杜甫的《八哀诗》成了整个明清之际悼诗书写的典范，不同的作者通过对于《八哀诗》的模拟和超越，完成了他们对于殉国英雄的致敬和想象。”我想，如果对前代文学没有精深的理解的话，张晖断然不敢下这些判断。另外，在讨论刘宗周《绝命辞》时，他在前人指出的此诗洋溢着“个人主义”之后，又进一步指出，这种“主义”就是美国汉学家狄百瑞所谓的“新儒家个人主义”。这种在这术上的东西逢源，也是张晖学术修养的体现。
当我读到《帝国的流亡》原稿第一篇文章末尾所注明的“最后修订时间”时，发现这些时间基本上就在他去世前十天左右。我仿佛看到，在夜深人静之际，张晖奋笔疾书的样子。一如他十几年前，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的样子。我觉得，我们今天纪念张晖最好的方式就是好好地读他的作品，体会他文字间充溢的人文主义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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