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

陈尚君

1980年前后走上学术道路的一群学者,虽然都曾有过一段曲折和耽搁的经历,但有幸在而立前后遇到急速变革的时代,无论环境、风气、文献、观念、手段都大大超过了前代,因而可以做出超迈前修的业绩。

徐俊兄辑近三十年研治敦煌文学论文为一编，题曰《鸣沙习学集———敦煌吐鲁番文学文献丛考》，嘱我为序，是不敢辞。我们结识到今年恰好三十年，也算是难得的因缘，彼此都从青涩的习学者，伴随师友和时代共同走过来，如果说现在各自有一些感悟和所得，当然也走过一些曲折，回望走来路，感慨良多。我想借此机缘，谈一些个人的感触和领悟。

我与徐俊最初认识，更多是工作联系，我是作者，他是责编，有关过程，他在本书附录　《〈全唐诗补编>编辑工作回顾》，已经有很具体的叙述。当然，同一件事情从我的立场，可能稍微有些不同。

拙稿　《全唐诗续拾》　经始于1982年秋，是因为读到中华书局新出　《全唐诗外编》，感觉补遗未尽，方发愿作全面网罗，到1984年春托友人孙猛提交部分样稿，并将习作《〈全唐诗>　误收诗考》　投稿《文史》，得到认可并蒙约稿后，历两年完成初稿，得佚诗2300多首，于1985年初寄往中华书局编辑部。那时书稿积压，处理都有一个过程，到第二年方得信，知道由徐俊担任责任编辑。此后多次通信，他将书稿中查出的问题一一见告，并转达编辑部退改的决定，又将　《全唐诗外编》　修订的责任交托于我。1987年夏，我到京取回书稿，方与他第一次见面。

徐俊小我数岁，南京大学中文系1983年本科毕业后就到中华书局工作，拙稿大约是他最早负责的书稿之一。我于1981年底研究生毕业留校，补辑唐诗是第一项独立确定的选题。可以说，我与他的学术起步时间先后相差不多。我的工作属于传统的辑佚考据，方法上较前人稍微有些不同的地方，是自觉地依循宋元书志和存世古籍目录的记载，有计划有系统地从群书中搜寻唐人佚诗的线索，因此所得比前人更为丰富。有感于唐诗传误的复杂性，我特别梳理　《全唐诗》已用典籍目录和前人辨伪论述，梳理　《全唐诗》　误收唐前唐后诗的各种类型和致误原因，以为自己借鉴。尽管如此，虽有收获，仍不免蹈袭前人辑佚的各种误失。徐俊利用编辑部所存旧稿　《〈全唐诗>首句索引》，逐次翻检，覆核文本，指出重收，很认真地履行编辑的责任。

《全唐诗续拾》　的退改和《全唐诗外编》　的修订，历时一年，拙辑增加佚诗2000多首。到1988年9月完成，记得如此准确，是因到京交稿后去太原参加唐代文学年会，会间与徐俊等同游五台山，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其间我通过他向中华书局提出继续编纂《全唐文补编》　的想法，获得支持，很快得以立项。这前后他担任了我的四部书稿的责任编辑　(另二部是与陶敏先生合作的　《唐才子传校笺　(补正)》和周祖譔先生主编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后者我撰写一半条目)，前后跨度近二十年，其间他付出之多，非三言二语可以说完。

徐俊本人在学术上最重要的建树，是20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00周年之际出版的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首次完成全部敦煌遗书中存世诗歌的整理，当然，其间多数可以认为是唐人诗歌。收录在本书中的多数论文，也撰写于上世纪90年代，可以说代表那一时期敦煌诗歌研究的前沿水平。就我所知，他的敦煌诗歌校录研究，开始于1986年，不能说与我的唐诗辑录完全没有联系———那时上海完全没有人做敦煌学，无论敦煌遗书缩微胶卷，还是台湾黄永武主编的　《敦煌宝藏》，一时都无从寻觅，只能阙如，而他工作在北京，无论资料利用条件，还是能遇到许多研究敦煌学学者经常切磋交流的便利，都是我所不具备的。他做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体例曾与我商量，我看法比较保守，仍觉得以作者为单元处理诗歌是比较方便读者的办法，他则基本遵循国际上有关敦煌文本的处理规范，以各敦煌写卷为单元，尽可能地保存和记录各写卷中保存的文献信息，同时全面参考中外学者前此已经有的校录成绩。其中最重要的收获，则写成专文。

我一直觉得，1980年前后走上学术道路的一群学者，虽然都曾有过一段曲折和耽搁的经历，但有幸在而立前后遇到急速变革的时代，无论环境、风气、文献、观念、手段都大大超过了前代，因而可以做出超迈前修的业绩。我与徐俊都恰逢这样的机遇。以　《全唐诗》的辑佚和研究为坐标，不难看出其间有关的变化。

首先是视野之开拓与更新。在我问学之初，知道唐诗研究的基本路数是以作家、作品研究为主，大致从别集与选本入手，读懂读透文本，进而参史传以知作者仕历与时代，参杂史笔记以知写作本事，参历代诗话、评点以知前人见解，综括上述记载结合作品作出分析，并进而对其成就作出评价。虽然以作家作品论为中心的“苏式”研究套路在逐渐打破，但文学和历史的界限还是壁垒森严。但从70年代末开始，陈寅恪、岑仲勉等唐史学者的治学方法极大地鼓舞了唐代文学学者群体，风气转变可以傅璇琮等一代中年学者为代表，将法国社会学派研究艺术史的方法引入文学研究，用历史年代学和文本阐释学的方法，分层次地解读作品和诗人的生命轨迹，对唐宋以来的传说附会作了彻底的清理。其标志一是文史打通，将所有唐代存世文献都视为可资文学研究的依据，在廓清传闻、还原真相的立场上梳理文人的生命轨迹，在还原文人生活的真实场景中了解他的文学活动与写作动机。在此立场上说，任何一个生命个体的活动都具备研究的价值，文学写作的任何一页碎片都值得追究揭示，文学家作品无论存佚都值得探究明白。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更年轻一辈的学人得以各骋所长，充分积累，努力开拓。我与徐俊的工作，在80年代先后起步，着眼在穷尽文献的基础上，为学人提供可靠的诗歌文本。区别仅在于，我先行数年，依据是四部群书，他则做敦煌文献，都曾将存世文本翻深摸透。

最近三四十年间，文学研究的视阈与观念之变化，也都在本书中留下痕迹。比方什么是诗歌，在诗歌的编录中必然有与非诗作品边界之划定问题。清编《全唐诗》时，遵照圣意认定“道家章咒、释家偈颂”，“本非歌诗之流”(《全唐诗·凡例》)，因而一概不收，后来《唐音统签》　影印面世，可见连王梵志诗、《永嘉证道歌》之类全部删刈，知其本意并不在辨体。而六朝文体说兴起，赋、颂、赞、铭等韵文均归文而不作诗，也早已成为共识。问题在于，当穷尽文献，将所有作品搬到台面上，特别是敦煌遗书中包含了大量介于诗与文、诗与词之间的作品时，去取真的很困难。我在1984年获中华书局约稿后，曾去函说明拟收录　《道藏》　歌诗与佛家偈颂，且划定了界限，很快得到同意。这一决断后来在其他方面获得回应，如孔凡礼编　《宋诗纪事续补》、北京大学编　《全宋诗》，都采取了这一体例。徐俊二书也沿此体例，他本来计划进一步作敦煌赞颂俗曲的校录，已经获得立项，只是因重返书局担任行政职务而中辍。收在本书中的《敦煌佛教赞颂写本叙录》，是他为此项目所作前期调查的一份记录。我近年在重新编录全部唐诗时，考虑较多的问题是唐诗的边界到底在那里。最后确定是从宽，虽仍然坚守传统诗文的分际，但凡原诗存诗题、诗序、诗句者皆予存录，诗词俗曲皆加编存，禅僧之对句皆作收入。而录诗的原则，则求最大可能地接近唐人之原作，且通过对五万多首唐诗流传文本的详尽记录和会校，记录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变化。是否妥当，仍期待得到学者的赐正。但就近年一般学术风气的变化来说，我相信接受的学者比例肯定会

比以前多。

就敦煌遗书来说，三四十年代的学者只能到巴黎、伦敦去抄写，六七十年代后因为中国及英法所藏缩微胶片流通，学者可以较充分了解各写本的面貌，此后　《敦煌宝藏》　刊布，虽不清晰，但可方便检阅。徐俊与我都是那时开始接触敦煌文献，我做唐诗补遗，仅能挑部分相对清楚，且有作者归属者录出，徐俊在此条件下开始敦煌唐诗的校录，且陆续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论文。九十年代初　《全唐五代诗》　启动之际，就将相关诗歌文本的整理委托于他，又应他的要求，利用项目经费从国家图书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据缩微胶卷放大影印了有关诗歌的部分，给了我一份副本，至今仍在。虽较前清楚，但模糊者仍多，细节判读仍需费力推敲。记得　《珠英集》　中胡皓的一首诗题，王重民初读为　《奉使 府》，后人据原卷或补“林”字，或补“杜”字，都有疑问，徐俊曾与我反复讨论，看文本字形，更倾向是“松府”，并查到贞观年间松州曾置都督府，联系诗中“蜀山周　(项楚校作匝)　地险”，得以确认。此字若得楷定，自不难辨识，但本为不规范的写本，复经摄影复印后的变形，偏失难免。到九十年代，四川、上海高清影印英藏、法藏、俄藏敦煌文献，阅读和辨识更加方便。近年听闻有更清晰的网络本发布，实在是学者的福音。

此外，最近三四十年由于国家开放，各方努力，从　《四库全书》　之普及，到　《续修四库全书》　《四库存目丛书》　以至　《中华再造善本》　之刊行，大量以往深藏不为学者所知的典籍及其善本广泛流通。以二十四史整理为标志的古籍整理规范的确认，大量基本古籍有新的会校善本出现，加上门户开放带来中外交往之频繁，世界范围内汉籍及其善本的存藏情况为更多学者了解。可以说，当代学者能够见到的宋前古籍数量之丰备，善本之精良，都大大超过了明清两代一般学者之所知。就唐诗校订来说，无论为访书奔波一生的明人胡震亨，还是因继承盐商家业而富拥书城的清人季振宜，他们的努力值得称道，他们当年掌握之文献，除极少数为今人所不得见，就整体判断，比今人广泛占有全球图书馆之藏书来说，实在是很寒伧的。在胡、季二家基础上仓促拼成的《全唐诗》，可以为今人超越，当然毫无疑问。“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较早对此有所认识，因而可以取得一些进益。

至于手段之更新，最重要的当然是计算机写作的普及、古籍数码检索的实现和互联网的应用。笔记本计算机写作始于90年代初，我入手很晚，而且觉得在古籍整理方面应用价值不高，因为底本从古籍善本到电子文本，其中要有一次输入校对，更重要的则在古籍文本校勘过程及其前后痕迹，没有保留，也不便追溯。2006年开始一部大书的修订时，仍坚持在纸质文本上操作。但从2008年我决意自己重编新本　《全唐诗》，并全部采取电子文本写作时，感受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是数以千计的作者，数以万计的文献，可以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随时调取或修改，取用极其方便。二是文本可以成百上千次地修改，不像我以前做全唐诗文补遗，一首诗或一块大碑的修改，仅改三五次，即铅黄满纸，天头地脚都占满后，只好傍粘另纸，更胆怯于如何让编辑接受，让排字工人识读。三是文本对校极其方便。比方　《千载佳句》　存五百多则白居易诗的零句，因源出唐时古本而极可珍视，但国内前此各整理本均无通校的记录，可以想见，从三千首诗中要找出五百多个散句之异同，需要多大的投入!现在则轻快得多了，一二天即可完成。

古籍数码检索，对传统学术的冲击，在最初的影响几乎是致命的，有些学者甚至宣布如古籍辑佚、校勘、训诂等学问，今后几乎可以不再做了。我最初也有这样的困惑。如　《全唐诗》　互见误收之鉴别，最初有人做首句索引，仍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于是再做每句索引，比前精密，但异文仍会影响检索的准确，因而部分别集出现了每字索引。但与唐前宋后诗的互见怎么办？　传统索引技术仍无法解决。数字化技术的展开，先有人做　《全唐诗》　索引，继而四库全文检索推出，再有　《中国基本古籍库》　之完成，各种数据库蓬勃出现，为古籍文本研究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在应用多年后，我的感受是，手段的更新为当代学术研究提出了更高端、更精密的要求，但丝毫没有办法取代独立复杂的个人学术研究。比如《二十四诗品》　真伪说提出于古籍数码检索展开以前，只能采取古籍取样判断的方法，说宋末前不见文献称引仅属推测，其后采用数据库全文检索，得到证明，新增几则明清之际记载，使此书的传播轨迹更清晰了一些，但仍难以将托伪的全部过程呈现，对有关线索的记载仍会因学者各自的立场、学养、目的不同而有看法的差异。唐诗互见误收考据也是如此，检索提供了发现的线索，是非

结论仍要考验学者的经验和判断。一诗分见二人或更多人的互见诗，必须考察文本记录，检读两造的证据，再比较各自的履历与诗风，得出合理的判定。

徐俊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学术风会中逐步完成，因为能得风气之先，又始终坚持学术前沿的自觉立场，取得可喜的成绩。

徐俊的第一部专著是《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6月，以下简称　《辑考》)，书出后我曾写有书评，刊　《敦煌吐鲁番研究》　第五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认为该书“搜罗全备、体例妥善、校录精审、考辨周详，第一次将全部敦煌诗歌汇编于一帙，了却了诸多前辈学人未完成的心愿，为敦煌诗歌和唐代诗歌研究提供了详实可信的依凭”。本书所收各论文，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主体是与前书同时所作，我以为可以结合二书谈他工作的成就与特色。

首先是唐人选唐诗研究及辑录。唐人选唐诗的说法始于明末毛晋，到50年代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唐人选唐诗十种》，依罗振玉所题　《唐写本唐人选唐诗》，首列伯2567写卷，影响很大。徐俊的工作首先是在全面校理敦煌诗歌写本后，不再采用　《唐写本唐人选唐诗》　之题名，认为敦煌所存同类一般唐诗丛钞、杂写，反映了写本时代诗歌传播的普遍状态。二是对　《珠英集》　作了校录复原　(校订之细节，我还将在谈文本形态时说到)，在前人基础上写定文本，确知该集两个写本存具名作者十一人　(另至少二人阙名)，诗五十四首　(一首残，二首仅存题)。三是有关　《瑶池新咏》　的辑佚。唐后期蔡省风编　《瑶池新咏》二卷，是最早专收女性诗人作品的选本，南宋后失传。徐俊对该集之研究有一过程。首先利用　《俄藏敦煌文献》前期发表的部分，发现“大唐女才子”、“著作郎蔡省风纂”等字样，确定属于该集的三个残卷，与荣新江合撰《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刊《唐研究》第五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续将文本整理，收入　《辑考》，凡存李季兰、元淳诗各七首　(均多残损)。后又得三件残片，并有　《瑶池集》　《瑶池新咏集》　书题，另与荣新江合撰　《唐蔡省风编　〈瑶池新咏>重研》，刊《唐研究》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增加吉中孚妻张夫人、崔仲容诗共九首，再在增订本《唐人选唐诗新编》(中华书局2014年)　收入新的整理本，使这部失传近千年的唐集部分恢复了原貌，并提供了几位杰出女诗人的多篇佚诗，内容极其珍贵。如李季兰　《陷贼后寄故夫》　一首，即可见到泾原兵变李季兰陷逆后的真实想法。更可贵的是，由该集首列四位女诗人次序之推定，也可大致认定《又玄集》　卷下、《吟窗杂录·古今才妇》　部分所录，反映出《瑶池集》　二十多位女诗人录诗的面貌。由于该集序有“况今文明之盛”之残文，又不收另一位著名的女冠诗人鱼玄机，我比较倾向该集编成于宣宗以前，当然目前还不能作定论。若然，则凡该集入收作者之时代可以大大移前。

其次为文本形态研究。中国学者研究文献学，含目录、版本、校勘、典藏诸方面，日本称书志学，除共同者外，较大不同是更关注文本形态的描述与分析，这一做法也更多影响到现代敦煌学研究中文本形态记录的基本规范。徐俊在　《辑考》　中逐卷保留文本形态，最大程度发掘文本本身包含的学术信息。这里可以举几个特别的例子。一是　《珠英集》　残卷，包括斯2717、伯3771两个写本，相当于原书卷四、卷五的部分内容，前此董康、内藤湖南已有所关注，王重民据以补录佚诗。徐俊从文本原貌出发，发现在沈佺期之前还有阙名　《帝京篇》　一首，为各家所失察，另根据　《郡斋读书志》有关该集以作者官班为序的记载，发现伯3771部分内容抄了两遍，在胡皓第三首诗题　《登灰坂》　后有断缺，重抄的乔备前有两首诗，王重民一并视为胡皓诗辑出。徐俊则指出乔备时任安邑县令为正六品下，胡皓时任恭陵丞为从九品下，乔显然不可能排在胡后，因此乔名前诸诗也不可能为胡作。这样解读文本归属，是有说服力的。再如斯5692存一组僧诗，看得见的题目有《山僧歌》　与“亡名和尚　《绝学箴》”，但内容不连属，任半塘因此分读成近十首歌辞。徐俊仔细分析此册页可分为十二片，其中　《绝学箴》　为后周僧亡名作，即　《宝人铭》之铭词部分，传世文献有载，用以与该卷对读，得以恢复《山僧歌》　的全貌。并进一步发现原为折页装册子，类似于近现代印刷之拼版。对这一文本形式，徐俊最初认为属蝴蝶装，后来根据宋代张邦基　《墨庄漫录》　记载和今人牛达生的研究，确认定名为缝缋装。这一发现，不仅正确解读了作品，也提供了古籍装帧史上的特殊范例。

再次是唐诗民间传播研究。吐鲁番出土　卜天寿　《论语郑玄注》　写本后的题诗，70年代初引起郭沫若之重视，但这五六首诗到底是这位12岁少年自作还是抄录他人之诗，当年曾引起广泛讨论。到90年代初，徐俊和李正宇在全面搜录类似诗歌的基础上，界定皆是这些称为学仕郎的敦煌小学生，根据当时民间流行作品和自己的记忆率性发挥，在课本、抄经和杂写后的随意涂鸦之作，统称为学郎诗，从而揭示了唐诗民间流传的特殊形态。此后20多年，续有发现，目前我们至少从敦煌存诗、吐鲁番存诗，以及长沙窑瓷器题诗、上党地区出土墓志盖题诗中，看到民间传播的多元分歧状态。经比读，至少有十多首诗在悬隔万里的敦煌、吐鲁番学郎与长沙窑工匠的笔下出现。敦煌、吐鲁番学郎将熟读可诵的诗歌写出来，宣泄自己的情绪，长沙窑工匠则将其抄写在流通民间的釉下彩瓷壶上，作为商品出售，其中仅有少数出自著名文人的创作，多数不知作者。民间的抄手也没有兴趣去追究到底谁是原创，也不在乎标准文本的严格规范，一切都在率兴的涂抹中流传。这一真相的揭示，对理解唐诗在社会下层的流播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白居易诗通俗易懂，据说老妪能解，但老妪读到的是什么文本，世未明言。长沙窑瓷器题诗提供了一个案例，即白之名篇　《答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至少可以见到两个衍派文本：“八月新丰　(原作风)　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色好，能饮一杯无？”“二月春丰酒，红泥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但第一句从酒色之复杂描述，改为特定时间特定地域酒的带有广告气味的介绍，第三句则从天寒欲雪的气氛烘托，转作最直接明白的天色记录，原诗的风雅蕴藉大大逊色，但似乎下层民众更愿意接受这样的作品。民间传播也是研究敦煌、吐鲁番诗歌的重要基础，明了乎此，方能理解敦煌诗歌写本为何有大量著名诗人的作品，并不作明确的作者署名；理解为何敦煌写本邈真赞两篇内容基本相同的文章，居然有不同的题目和作者；理解一些署名名家的诗文，基本可以确定为依托之作；确定书仪、文书、契约一类作品之程序化叙述，其实仅是民间按样画葫芦的摹拟，与有作者归属之诗文根本不是一回事。《辑考》　一书正是在充分理解民间写作、传播之多歧不确定的前提下，完成全书的编排及写定。当然这也会引起更多讨论，文本的最终确认也都会有一个复杂的过程。从此一立场出发，我在徐俊已经提供线索的基础上，也更愿意相信　《全唐诗》　所收曾庶几(误作麻几)《放猿》、贾岛《过海联句》、张氲《醉吟三首》　之一“去岁无田种”等诗，为后人将民间流传之诗附会到有名人物身上去，属于唐诗民间流传的另一特殊形态。

徐俊为作　《辑考》，充分利用了法国国家图书馆存伯希和所获文书　(包括藏文文书)、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文书　(包括7000号后文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文书，还充分利用了新刊俄藏文书，日本和我国北京、上海、天津、台北、甘肃各地的公私收藏，于海内外数十年来与敦煌诗歌有关的论著，亦得以全面征用吸取。《辑考》所收诗歌十九为唐五代作品，多半为　《全唐诗》　及各种补遗著作所未收。不仅有大量著名诗人的佚作，且有大量敦煌本土诗人的作品。本书所收论文和各类专题文章近40篇，以敦煌诗歌专题研究为主，许多是与　《辑考》　相关的研究心得，引证之丰沛，考辨之绵密，分析之仔细，发明之新警，读者当不难体会，就不用我在此赘言了。

徐俊从2003年重新返回书局，先后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和总经理，繁剧的日常事务耽搁了他自己学术研究的展开，但以他的学识与能力，也为书局带来了新的学术气象和出版成就，得失之间，真很难判断。虽然知道在他的立场，兼顾很难，但我仍希望他为中国学术和古籍整理事业大展宏图，当然更希望看到他个人研究之更上层楼。

聊作序言吧，就此打住。(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