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这个景点太牛了，从古自今，那么多的诗文，那么多的景区代言人，历朝历代没有缺过，于是乎，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就成为庐山的标配。
胡适之先生总结过庐山，特别到位，他说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元理学大趋势。牯岭，则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趋势。
近代庐山的兴起，离不开李德立这个外国人。李德立来到中国的第一站不是九江，他首先到镇江传教。1886 年，长江口岸已开放了 20 多年，但长江上的仅有武汉、九江、镇江三座城市有英租界。镇江开辟得最早，是英美传教士进入中国的主要基地之一。镇江的天气是李德立选择庐山的理由之一，传教工作的不顺利也是他选择开发房地产的理由。总而言之，那个时候的长江沿线城市实在是太热了，庐山后来成为国民政府的夏都，也是溽热气候的原因。李德立想为这些外国人找一个避暑的地方，庐山因此入选，从而开启了庐山在近代史上的高光时刻。
庐山在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与西方文化的入侵之下的中国社会的历史变化紧密相连。江对面的黄梅挪步园，虽然有与庐山相似的地理条件，就没有庐山这样的好运。挪步园风景区位于湖北省黄梅县城北27公里处的紫云山上，是明末崇祯皇帝御赐给兵部书汪可受的风景宝地，气候凉爽，也是长江沿线的避暑胜地，时至今日，也只是被称为“小庐山”。尽管是“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的山林优游禅的发源地，但是地位远不及庐山，“中国的禅宗,无不出自黄梅。”中国佛教协会已故会长赵朴初曾评价说。但在近代中国，当古老的文化遭遇到外来文化冲击的时候，庐山显然先行一步立于旅游市场潮头。
我们不好评价这个事情的孰优孰劣，毕竟历史不可以假设，如果没有殖民文化的入侵，或许我们会遵循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按部就班地岁月静好，然而，历史没有按照预想的演变，庐山由于李德立的房地产开发，最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庐山就成为了英租界，成为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法外之地。这真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庐山牯岭，东谷是租借地，林立着风格各异的数百栋西式建筑，庐山西谷则房屋矮小破败，是为洋大人服务的山民的简陋居所，那边是别墅群，这边是棚户区，虽然吹着一样的风。
庐山作为租借地是由牯岭公司管理的。伴随山下九江英租界的收回，也进入了倒计时，虽然庐山租借地内的行政、财政仍归牯岭公司管理，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反帝爱国运动的兴起，欧美国家在中国的宗教与经济势力已大不如前，以传教士为主要销售对象的牯岭地产步入衰退。越来越多中国的达官贵人在庐山上修筑别墅，庐山在1931年更是成为国民政府的夏季办公地（夏都），传教士和外国机构也纷纷将自己的别墅卖给中国的高官、富商套现离开。李德立也离开庐山。蒋介石夫妇，在庐山购置别墅便于夏季居住，今天长冲河边的美庐，是蒋委员长的私人居所，宋美龄在别墅对面小教堂做礼拜，长冲河边常常有夫妻俩携手相依散步的身影。
牯岭警事权力作为主权象征则在1936年1月1日被收回，牯岭已不完全具备租借地的性质，牯岭公司虽然仍由外国人管理，租借着中国的土地，专为外国客户服务，但性质上更接近于一家房地产管理公司。牯岭也被正名，既不是租界，也不是租借地，而是“特区”。之后的庐山，作为特区管理局，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了一个闻名遐迩的避暑胜地，国民政府的夏都，高官云集尽享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
由于这一段历史，相比于山下的九江武汉，国民党时期，庐山的政治条件要轻松得多。八一南昌起义的筹备会就是在庐山召开的，茅盾被国民党通缉带着八一起义的经费不能从南浔铁路到南昌也是转道庐山的，尽管他因为生病错过了起义。最有意思的是，国民政府斥资建立了国有的庐山植物园，蒋介石本人也捐款两千大洋，宋美龄看中了庐山植物园的三棵鸡爪槭中的一棵想挖到美庐，遭到植物园长的严词拒绝，有人认为是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独立意志的体现，我倒是认为，这得益于庐山租借地公司管理的惯例而建立起来的对他人财产的尊重和保护。因为牯岭租借地基本遵循商业开发模式，以董事会下辖牯岭公司的形式进行管理，相比于家天下的传统思想，牯岭租借地显然要更具现代思想和契约精神。
一个地方的兴旺发达，往往是有一定的制度保证的。我上大学的地方在重庆的北碚，那是卢作孚乡村建设实验的地方，他给北碚留下了珍贵的遗产，八十年代初，重庆朝天门还是低矮的棚户区，公用厕所都很脏，北碚的厕所早就是流水式公厕。我第一次来九江上庐山，九江的市容市貌不敢恭维，四码头附近一个公厕，离着老远就臭味扑鼻无法下脚。我到九江只好花两毛钱到烟水亭上厕所。庐山又干净又美丽，花径像瑞士，庐山的人也很热情好客，问个路啊都很热情，连路上遇到的小孩子都落落大方热情友好，完全没有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戒备心理，与九江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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