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蕴章先生的《每日一题,每日一字》视频讲演集我断断续续看过一些,其论断的平和与中庸处确有其独到之解。田氏所讲精辟的地方,就我个人管见,以为和启功先生的论书之道有得一拼;所不及者,窃以为启氏所论,极少门户之见,而多综博众家、合采古今,烩于一冶然后以极平常之心态娓娓道来,说者自说,闻者自知,其“见山是山”之疏旷境界实有佛家所谓“得失随缘,心无增减”的意思。田氏于斯未免稍逊。
现在想略谈以下几个方面的意思,算作我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的谬论,方家见而批之则是我的幸甚!
一、针砭时弊论
田氏《每日一题,每日一字》的长篇视频中有大量的“题”是针对当今“现代书风”而言的。我想这不但是我所喜欢听到的“宏论”,也是许多当代青年“学书家”们所共同推崇的“就事”之论。
老实说,鄙以为田氏的这类论调确实有颇中时弊的地方,其某些论点的表述就他目前的地位而言是需要勇气的。比如他在论及中国书协的几集中有这样的说法:“我可以下个武断的结论:中国书协的几乎一切高层能把楷书写过关的占不倒百分之二十!”
大凡看过一些中国书协举办的历届展览和他们所推出的诸多刊物与专辑的人对于田氏的此类论断必然“戚戚然有同感”;而我这里想说的是:田氏所讲的关于当代书坛的诸多陋习、病态加变态其实真有“实力”的书家自是了然于心。所别者在于田氏就他的地位而言敢说、敢当,更多的“书”人则只敢“怒”或者“怨”。所“别”在此而所“贵”亦在于此!
说他是当今“并时无两”的“针砭大师”这我不敢轻下判断,然就其敢于“仗义直言”的行为则我以为足称砥柱的中坚!
田先生关于当代书坛的针砭之论绝多集中在他对时下流行书风的批驳上面,信手拈来的例子大多言必有据、一语中的,其中许多精彩而中肯的观点,不但为中国书坛的顽症进行了一次X光的透视检查,也为众多“流行家”们的火热屁股打了一针“青霉素”,给他们躁狂的头脑泼上一盆冷水,暂时消消炎,降降温,虽然未必就能够“妙手回春”,但至少可延缓其“病入膏肓”罢?就此而言,我认为田先生算是一个悲天的善人,我们应该对他老人家赞上一句:“善哉,善哉”!
二、厚古薄今论
田先生在其《每日一题,每日一字》的讲座里屡次提到自己是“保守派”一说;这里面既有外人对他的隔靴之评,也不无他本人于此的无奈自诩。
就我所见田氏的书体,勿论其楷行草书,如以“保守派”言之,予以为其未必不是“夫子自道”,真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矣!
予之所谓“保守”者非谓泥古不化之辈,而是“抱阙守一”之谓矣。田氏于此,允称“护法”;而最可笑与可怜者,中国当今最缺的,就是这一类的“护法”!等到这类先生们再百年之后,我真不知道中国这个书坛到底还剩下些什么?
面对国内书坛多年积痼成疾所养成的种种陋习,田氏对于“创新”一词可谓“深恶痛绝”。田先生为何在其讲座中反复再三地提倡“学古”、“尊古”呢?就其实质来说我认为他并不是真的反对“创新”,他之所以反对“创新”是因为中国的“流行家”们把“创新”一词用得实在既繁且滥,“推故出新”和“张扬个性”这两个原本褒义的词语被这些“流行家”们几十年如一日一路“推”下来结果“推”成了两块“遮羞布”—— 一遮欠缺传统基本功的“羞”,二遮行骗捞钱的“羞”。
到得后来,这两个“羞”又渐渐衍变成一块“牌”,叫做“破旧立新挡箭牌”,但凡抱着急功躁进、懒于用功的人大都把这块牌子当作哗众取宠的不二宝贝或者对付批评的救命稻草。
这些个招摇撞骗的“出新”与“个性”在田氏一般纯传统书道出身的书家看来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所以看他的讲座你会发现一个突出的论点:经常反复不厌地把今人和古人作种种对比,一再而三地得出“古胜于今”的论断,从而达到其推挹古人的目的。
凭心而论,田氏斯论有他中庸合理的一面,但同时也不无矫枉过正之嫌。
比如在论及现代书法还要不要创新这个问题上,田先生的论述是这样的(大意):作为一个书家应该老老实实把古人的帖写好,不要去谈什么创新云云。那我想请问田先生:颜真卿之于二王、欧阳询之于北朝碑板、赵孟頫之于唐人、甚至清人所谓的“碑学”之于前人,这些算不算创新?
所以“创新”本身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是必然的,但关键它必须是自然的!刻意为之的结果距“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总是差了一层,其道理就在于此。所以说“推故出新”本身是一部好经,但常常被现在“书僧”们的歪嘴念走调。因此还是杜甫说得好: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另外田氏对于古人的偏爱之论有时也难免盲从之嫌,几乎达到“无古不佳”的地步。这集中表现在他对于清代某些书家及民国年间书法的推掖备至上面。当然,对于个人的喜恶爱憎乃是见仁见智的事,存同求异理所当然,这里也就述而不论了。惟其对于欧阳询的书法之见我可以稍稍赘言几句。
田氏一力推崇欧阳之书,屡奉其为“楷书之极则”,倾心称赏,击叹再四。关于“极则”的说法在前人的著作中早有“定论”,他照本引用,作为欧书的“广大教化主”之一,本无可厚非;我所“非”者,却在于其往往只引用历世书家对于欧书有利的一面,而对于欧书不利的一面却多所弃置勿论(比如米芾论四家之书,田氏只引其论颜、蔡、苏、黄四家,而于米氏贬斥欧书之“如印版排珠”之死板可厌则避而不谈之类),这就难免让人产生“避恶扬善”的遐想。
三、领袖书法论
老实说,这是一个能令任何书评家们头疼胆颤的题目。因为对于过往帝王们写的字的我们也许还能“挥斥方遒”、“秉笔直书”一通,而对于本朝统治者们的大作就难免“举嘴为艰”、下笔难从了,一以蔽之,中国人的讳忌太过庞杂,稍有不慎而因言致祸的前鉴不胜枚举,所以大凡书家也好、书评家也罢,偶遇这种情形的最简单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就是说些模棱两可之言、作些似是而非之论——正所谓“礼多人不怪”,闭着眼睛多扔他几顶高帽子于人有利于己无损,如此皆大欢喜共创双赢的局面可说是与人为善自己为善,又有何乐不为呢?所以我们于此,亦无多论,但所谓“公道自在人心”,百年以降,自有识者,已毋需后学小子之喋喋也!
只是田先生对于领袖们的书法妙论使我想起启功《论书绝句》里面述及《怀仁集王圣教序》的一句话:“多智怀仁寻护法,半求王字半求官”,我把后一句略加改动,变成“亦谀“王”字亦扬“丹””(按这里的“丹”是“书丹”之“丹”,作“书道”解。)
四、书品人品论
田先生在论及书品与人品的关系时曾提到宋代的蔡京、秦桧及明代的严嵩等人,认为他们的字虽然写得不错但于后人而言却不宜去学习云云。大概是遵循了孔子所谓的“斯人也,而必有斯疾也”的逻辑,认为坏人写的好字也容易把好人的手写坏。
以人品的善恶去称量书品的好坏这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唯心之见,其理论之陋劣可笑自不难辨。下面我依然引用启功《论书绝句一百首》中相关的句子加以匡正:
“昔人评艺,好标榜'四家’,诗则王杨卢骆,文则韩柳欧曾,画则黄王倪吴,书则苏黄米蔡。此拼凑之宋四书家,不知作俑何人,其说本自俗不可医。顾就事论事,所谓宋四家中之蔡,其为京卞(按指蔡京、蔡卞——自注)无可疑,而世人以京卞人奸,遂以蔡襄代之,此人之俗,殆尤胜于始拼凑四家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见小戴《礼记》。古之所谓德成者,率以其官高耳。”(《论书绝句一百首第十二》)。
复云:“至于四家之目,本属俗说,谈之齿冷。”(《论述绝句一百首第六十五》)。
这两段话的意思显豁明朗:先说前人作俑的“拼凑”之举已属可笑,再说后人更进一竿的以“德”论“书”则更其荒谬!
大凡做人与做事,本当分别而论,人伦道德可以用一把尺子去衡量,而平生艺事当以另一把尺子去衡量,把二者扯到一起作一锅烩,所得的结论无论自以为如何“公正”而最终都只会陷入一偏之见的泥淖。
下面我再引《论书绝句》里面的关于柳公权的一段评价愈加可以证明启功关于书品人品的辩证观点之中肯与精辟:
“柳书,史称其体势劲媚,此言最为确论。至于史传载其对穆宗有心正笔正一语,实出一时权辞,而后世哄传,一似但能心正,必自能书,岂不傎乎?忠烈之士,如信国文公;禅定之僧,如六祖慧能,其心不可谓不正矣。而六祖不识文字,信国何如右军,此心正未必工书之明证也。且神策军操之宦官,腥闻彰于史册,玄秘塔主僧端甫,辟佞比于权奸,柳氏一一为之书石。当其下笔时,心在肺腑之间耶?抑在肘腋之后耶?而其书固劲媚丰腴,长垂艺苑。是笔下之美恶,与心中之邪正,初无干涉,昭昭然明矣。余为此辨,非谓心正者其书必不善,更非谓书善者其心必不正。心正而书善者世固多有,而心不正书更不善者,又岂胜偻指也哉!”(《论书绝句一百首第五十四》)。
柳公权的书法,可谓世无间言矣,而其立身的端正,也著于史册,“心正则笔正”是最令他“哄传”后世的所谓“笔谏”美谈。然正如启功先生所谓,柳氏流传后世最为显赫的两块碑碣却偏偏是一为“腥闻彰于史册”的“神策军”所写,一为“辟佞比于权奸”的恶和尚所书。倘从“人品”而论,则两位碑主都是集“臭名昭著”之大成者;但从“书品”而论,则两碑的书法美名却又千古流芳世代相传,成为后人学习的范本。如果按照田先生的“书品人品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坏蛋写的好字我们不能学,但好人给坏蛋写的好字则我们学之无妨!
絮论至斯,我们可以看出:原来做一个坏蛋不但要付出人格的代价,顺带连他的书格也会被打入地狱,换句话说,一做坏蛋,他连写好毛笔字的机会也没有了——至少是获得应有赞誉的机会是没有了。
这真是做好人难,做坏人也不易呵!
五、结论
田蕴章先生的《每日一题,每日一字》洋洋洒洒三百多集,上下古今之书家,古往今来之书风,几乎无不在他讨论的范畴之内,真知灼见时时闪现,其授业解惑的范围之广,不啻问一答三,是至今我所见到的书法视频讲座里面的集大成者,如能从头至尾细细消化,则对学识、修养、制艺、做人等诸多方面,都会有长足的进步,又岂仅限写字一端、书法一艺而然哉?!
综上所引,仅是九牛一毫的几点个人谬见,信笔拈出,以为商榷。至于田氏书法的精妙与高超,识者万千,有目共见,自不待末学小子作饶舌之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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