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辉
“巴金就是一棵大树，庇护着青年作家前行……”这是本文作者的感叹，也是巴金晚年扶持青年作家的写照。作者从青年时期就开始研究巴金并曾亲聆巴金回忆自己的一生，他沿着巴金的脚步去感受、追忆一代文学巨匠，写下巴金对家人故居的记忆、晚年的创作心路及对青年作家无私的庇护与关爱，令人动容。
1978年2月，我终于走进复旦大学中文系。大约在年底，我与思和兄聊到巴金：“我们是不是可以研究巴金？”他当场说：“好呀！”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对巴金的系统研究。
我走进中文系资料室，见到贾植芳先生。我说要看60年代初的《巴金文集》，贾先生说应该看最初的版本。就这样，我们成为贾先生的弟子，一直在他和任敏师母的关照下，渐次走进研究巴金的领域。大学三年级时，我与陈思和的第一篇研究巴金的论文在1980年发表于《文学评论》。
记得1982年1月7日下午，我与思和第一次走进武康路的巴金家中。大约一个小时的聊天，听巴金先生谈自己一生的故事，好在当时记录下来，也是难得的记忆。
1985年春夏之际，阳翰笙、巴金、艾芜、沙汀的“四老”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来了许多研究者。在成都期间，我们一起走进巴金故居。在那里，我们只看到了双眼井，而老房子早就消失了。
巴金曾写道：“在家的时候父亲是很和善的，我不曾看见他骂过人……父亲很喜欢我，他平时常带着我一个人到外面去玩。”巴金认为母亲“很完美地体现了一个爱字”，是自己幼年时代的第一个先生。母亲去世时，巴金才10岁。
巴金父亲李道河与母亲陈淑芬
在巴金眼里，家乡故居的大门对于人生的成长至关重要，“我常常到门房找听差、到大门口找看门人李老汉闲谈，其实是请他们讲讲各自的经历”。大门是童年巴金瞭望世界的窗口。在这座大门里长大，睁开眼睛打量身边的世界，看到的一切、感受到的一切，让他最终成为大家庭的叛逆，成为社会革命者，成为一个用笔来呼喊的战士。
1923年，19岁的巴金来到上海。他第一次走进嘉兴的塘汇镇，这是他们李家故里。他把一些钱交给李家祠堂的人负责修葺。2003年4月中旬，我为写《百年巴金》特意去嘉兴，范笑我约几位朋友一同带我去塘汇镇，寻访青年巴金曾来拜谒和维修过的李家祠堂。又窄又长的石板路顺河延伸，李家祠堂旧址就在巷子深处，但早已被拆除，而河边的码头尚在。
2003年秋天，我带吉林卫视摄制组到成都拍摄关于巴金“回家”的专题片，请流沙河出镜对谈，他带我们走进寓所对面的大慈寺。
对着摄像镜头，流沙河回忆起1987年10月巴金最后一次回到成都的印象：
他住在西门外金牛坝宾馆，我们去看他，弄一个椅子让他在中间坐。那个时候说话非常宏亮，大得很，身体很好。
我记得一件事情，一个人对他说：你的脸色非常好。……回答四个字：虚火上冲。巴老说这句话，是表明不爱听别人当面吹捧他。我们大家都笑了。
摄制组成员都是东北人，事后告诉我，他们从来没有听人讲过这么好听的四川话，方言有味道，普通话难有这种韵致。这也是流沙河对巴金的喜爱与敬重。
因为巴金，我还对一座山倍感亲切，那就是莫干山。第一次到莫干山，本是寻访蒋介石的历史踪影。可是，令我感触良多的，不是蒋介石几度下榻过的白云山馆，也不是1948年作为蒋临时官邸的松月庐，而是远处位于僻静处且不起眼的一幢建筑——夷白楼。巴金1981年8月在此居住。
重要的是，这一年巴金的《随想录》写作进入第三年，他所提倡的讲真话、历史反思与自我忏悔，越来越引发文化界与全社会的广泛反响。可以说，走上莫干山的巴金，其精神状态与写作状态正处在一个高峰。
巴金来到莫干山，住进夷白楼，8月10日这天，巴金为自己的《序跋集》写完一篇跋。《序跋集》汇集巴金从事写作以来的几十篇序跋，不妨视为一个作家思想与写作的全景式呈现。巴金为此书写跋，其实是在审视自己的一生。他勇敢地面对自己，愿意把心交给读者。他在序里这样写道：
我回过头重走了五十四年的路。我兴奋，我思索，我回忆，我痛苦。我仿佛站在杂技场的圆形舞台上接受批斗，为我的写作生活做了彻底的交代。《序跋集》是我的真实历史。它又是我心里的话。不隐瞒，不掩饰，不化妆，不赖账，把心赤裸裸地掏了出来。不怕幼稚，不怕矛盾，也不怕自己反对自己。事实不断改变，思想也跟着变化，当时怎么想怎么说就让它们照原样留在纸上。替自己解释、辩护，已经成为多余……
巴金写《随想录》系列文章，通常只在文后注明写作时间，这一次他却例外地在跋后注明“八月十日在莫干山”。足见在他心中，莫干山有一种特别的意味。莫干山之行，的确令巴金印象深刻。酷暑时节，竹海清风带来凉爽，僻静的夷白楼让他可以静静思索。
撰写《随想录》时的巴金
更为重要的是，出席笔会的年轻一代的面孔，让这位年近八旬的文坛老人仿佛回到自己的青春岁月，在锐气十足的年轻作家们身上，他看到短短三年之间形成的新时期文学，虽经历风云变幻，仍然生机勃勃。这三年，既是写作《随想录》的三年，也是巴金身为《收获》主编，参与新时期文学编辑、不断推出新人的三年。
从大胆拍板发表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到力挺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荣获全国小说奖；从撰文高度评价《人到中年》并大声为作者谌容辩护，到连写四篇文章提倡文学应该“探索”……三年间，巴金一直站在文坛风云的中心，以自己的威望与影响力，如同一棵大树，为年轻一代作家遮挡风沙，如同当年巴金受到文坛攻击时，鲁迅撰文为他挡住风沙一样。
莫干山上，巴金与新时期文学的新锐——谌容、水运宪、张辛欣、汪浙成等相聚于夷白楼，这该是这位文学前辈与新时期文学年轻一代作家群体最直接、最无隔阂的一次亲密接触。30年已然过去，当年最年轻的作家如今已年过花甲。在这些作家的回忆中，我读到他们对巴金莫干山之行的印象，读到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激。
汪浙成回忆，他早在1957年就开始发表作品，但真正走上创作生涯是在“文革”之后，并得到巴金的直接关心。他与妻子温小钰合作的《土壤》，在《收获》发表后荣获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
举办莫干山笔会时，他和温小钰尚在内蒙古工作，难忘应邀参加莫干山笔会的情景：
就是这一年的8月份，我第一次是面对面，走近了我心目中敬仰的文学大师巴金。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内蒙古草原工作，住在内蒙古大学里，有一天校园高音喇叭说我们有长途。
那个时候长途都是紧急情况，我们一听也吓了一大跳，后来一接，是李小林打过来的电话，说是巴金老师的《收获》杂志请我们到杭州莫干山去玩。当时就感觉非常激动，有受宠若惊的喜悦。
张辛欣是当时的年轻作家之一。我请她从美国归来，参加2009年底的巴金研讨会。她谈到巴金对她的关怀与保护，回忆在莫干山上点点滴滴的往事：
我第一次见他是1981年，就是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时候。因为平时上大学，我们导演课忒忙，我这一辈子，研讨会是第一次参加，笔会什么的，我就参加过一届，就是到莫干山上，去修改《在同一地平线上》。
我每天都在跟李小林研究小说怎么写，写着写着我都病了，我吃饭都不跟大家一块。我第一次见巴金就在莫干山上的笔会上，他也去了。
我第一面见他，跟他说话，我的直觉是：呦，这人说话还有点口吃，说话的节奏蛮快，他的思想比他的话快。我就发现他脑子里快，他的嘴跟不上，眼睛里发光，他准备要说他的那事。
因为我是学导演的，这是我作为一个导演感受到的一个印象，这个印象一直到今天，就是：他是一个内心非常纯真的大孩子，很瘦小的个子。
这是我的看法。我们当时说什么呢？他正好出版《随想录》，实际上他有一点口吃地在跟我说的就是：“你想什么，你赶快把它说出来。”大概就是在说这事，然后送了我一本签名书。在我看来巴金不仅是一个纯真的大孩子，我用我这一辈子判断人的看法来判断：他是一个人，很多人可能不是人，在我看来。
我当时在莫干山上，很少和巴金见面，因为我和李小林每天都在讨论《在同一地平线上》写作的问题，但其实连这部小说名字都跟巴金有关系。我当时自己先有一个工作题目，叫做《男人女人彼此彼此》。
……
有一次吃饭，我最后一个来，稀里糊涂吃着，巴金已经吃完了，他问我：“辛欣，你写的小说叫什么名字？”我说是《男人女人彼此彼此》。他就说：“这个题目你觉得怎么样啊？好像有点太随便了吧！”看看他，我心想我不是挺现代派的吗？
后来回北京改题目、改小说的时候，有一个李健吾的法国电影方向的研究生看了这部小说的手稿，他来还手稿的时候和我讨论这部小说，我就跟他说，这个题目好像不太严肃，他说，那就叫《在同一地平线上》吧。所以到今天没人知道，题目是这么来的。
话虽如此说，张辛欣当年还是将小说篇名改为《在同一地平线上》，发表后立即引起轰动和争鸣。因为这部作品，张辛欣一度受到报纸点名批评，导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时难获分配。处于困境的她，从北京躲到上海巴金家中，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后来，巴金致信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挚友曹禺，推荐张辛欣。漂泊不定的张辛欣终于找到立足之地。
2009年的巴金研讨会上，张辛欣谈巴金的故事，说到此处，面对台下听众，这位素来性格豪爽的女作家竟一时哽咽，泣不成声……
巴金题赠张辛欣《病中集》
因发表《祸起萧墙》而一鸣惊人的水运宪，对巴金有着与张辛欣同样的感激。在结束莫干山笔会返回上海的火车上，水运宪、张辛欣与巴金坐在一起聊天。水运宪讲述一位亲戚30年里的人生经历，大家颇为感动。张辛欣问巴金：“如果把这些写出来，您觉得应该怎么去结构呢？”巴金说道：“你听得感不感动嘛?如果听得感动，这就是结构嘛。怎么让人感动就怎么去写嘛。”水运宪回忆说，正是巴金的这番话点拨了他，让他对文学境界有了新的认识。
巴金先生不张扬、不做作，坦诚朴实、亲切自然，恰如竹林清风，沁人心扉，令人感念至今。可以说，80年代、90年代，巴金就是一棵大树，庇护着青年作家前行……
原载《群言》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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