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式父子，就像贾平凹曾说过的那样， “前半生儿子是父亲的影子，后半生父亲是儿子的影子。”但这句话却不适合作家杨葵和他的父亲杨犁（中国现代文学馆首任馆长）这对文人父子。
杨葵曾在他的文章《父亲》开头写下这样一段文字：“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清晰感觉到遗传不可抗拒，越来越明确在自己身上窥见父亲的影子。不经意间的举手投足，突然觉得似曾相识，仔细想想，父亲曾经有过。这感觉让我无奈，因为父亲的一生，不是我想过的一生。”
他为什么写下这段“叛逆”的文字，在6月16日 “写给父亲——听见美·父亲节朗诵分享会”上，杨葵首次敞开心扉，解读了他心目中的父子关系。
杨葵朗诵《背影》送给父亲
我的帅哥父亲
主持人：在你看来，你觉得你帅还是父亲更帅？
杨葵：主持人的问题是跟父亲谁帅，我们家大家都能看到我长这样，我们家肯定是我父亲要比我帅得多的多的多。他真的是我心目中的帅哥，而且不带感情因素，我得承认他是帅的。而且确实有很多旁证，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在作家协会工作，据我一些叔叔伯伯们回忆，在5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苏联的女作家到中国来访问，他们主要的一个项目是要看看这个帅哥，可以想见是很帅。而且他差点就走上了演艺道路，被星探抓过很多回，好在因为他生活比较困苦，到处颠沛流离没有走上这条路。但他跟濮老师还是有一些共同的，我父亲是西南联大剧社的骨干，后来抗战结束联大就回迁，他又做了北大的剧社的第一任成员。他在年轻的时候演过不少话剧，到年老的时候我看到他联大的同学们、北大的同学们一直在管他叫二傻子，就是因为他在吴祖光话剧《风雪夜归人》里面演了只有一句台词的二傻子。乃至于在八宝山为我父亲送行，那天瓢泼大雨，他老伙伴来喊他也是二傻子，所以可见戏剧跟他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回答主持人的问题也是比较帅，这是用了一些旁证。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巴金与杨犁合影（图片来源网络）
我的叛逆时光
主持人：在和父亲的相处中，你叛逆过吗？
杨葵：父子之间关系挺复杂的，开始认为他聪明，后来觉得是笨，后来又觉得聪明。实际上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实际上是你自己思想更成熟，父子之间有对抗尤其是男性在十七八岁是特别叛逆的。我之前叛逆就是跟父亲没法来往，经常离家出走，上学整个一学期不着家。但是你慢慢其实又能够接近父亲。可是我想说你那种叛逆还是在，我跟我父亲，就是我不想过他那样的人生。你这个已经是更高的平面上体会这种叛逆，那种叛逆是不同的时代情况下所发明的叛逆，已经超过了普通父子的叛逆。所以父子之间有意思就是在这，它里面的张力特别足，父亲又是最亲近的人，有血缘关系的亲近，但是你又很叛逆，从情感上的叛逆、具体事情上的叛逆，上升到更高的叛逆。尽管如此叛逆到最后，就是说的你对他的这种追随。不管什么原因，但是你实际上在追随你的父亲，你会认清楚更有价值的是什么东西？小聪明是没有用的，可能那种笨傻，濮老师说的认准一件东西做下去这种才是大智慧，聪明和大智慧是不一样的。
杨葵在分享会现场（摄影：史春阳）
子承父业为他人做嫁衣
在回忆父亲晚年总结个人时，杨葵谈到父亲并没有提及“若干个带引号的丰功伟绩”，只写了“看稿子、编稿子、改错别字、画板式，到去印厂……”这些非常琐碎的事情。父亲对“编辑”这一“为他人做嫁衣”身份的看重影响着杨葵的人生观，让其在“子承父业”的同时甘愿做好“人肉梯子”，在新一代的作家中挖掘伟大的作品。
“我父亲去世得比较早，71岁就过世了。在他过世之前我有一次看他在填表，现在想来其实那个已经是在盖棺论定，填的其中有一项就是你一生有什么样的业绩，他写的是：我就是看稿子、编稿子、改错别字、画板式，去到印厂……写得非常琐碎的这些事情。而在我看来意义重大的诸如创建中国现代文学馆之类，全都一笔带过，他实际上最看重的是他编稿子、画板式这些事情。我觉得他到那个年纪，他觉得自己最有价值的是他做编辑的这一个身份。我们做编辑的有一个的词叫'为他人做嫁衣’，我们把自己摆在幕后，为'他人做嫁衣’，我认为这个是最有价值的事情。我自己曾经给我们这一代人，我有一个词叫'六八一代’，我是60年代出生在80年代逐渐建立自己的三观的这么一代人。我说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跟濮老师他们都没法比，因为他们经历比我们要丰富多得多，他们人生落差比我们多的多，所以他们注定这一代人有成就事业的可能性，但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做一个'人肉梯子’。'人肉梯子’恰恰与为人做嫁衣相似，我甘愿做这个梯子你踩着我上去，所以我一直对80后、90后，乃至于00后抱有很大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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