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孙犁两篇文章，想课堂上讲，又嫌太短，算了。
一篇《黄叶》，写一个老朋友死在马路上。死者生前爱好文艺，当过报社总编、市委宣传部长——干过这些岗位的人，一般文章都不会多好，那人也不例外。朋友临老了，想出本文集。黄昏，带着稿子，来到孙犁家，从兜里掏出一封信，求孙犁写个序——过去的人还是蛮郑重的，本来就是朋友，年轻时候经常一块到野外散步，还在报社共事多年。
孙犁拒绝了。他写得好不好不知道。只是，孙犁不想给人写序了。之前，孙犁给很多人写序，有个老朋友，出诗集，请孙犁写序，写好了，投到福州的报纸上，要发了，版都排好了，诗人说，不要了，无论如何不要了。——因为孙犁序里说他的诗过于雕琢。孙犁只好连夜给福州发电报，从版上撤下来。那之后，孙犁就不想给任何人写序了。
孙犁是名人，请他写序的人多，做了决定，得发个声明，到时候好拿出来报纸拒绝人家，不然抹不开面子。声明写好了，投到上海一家报社，人家押着稿子没发，这时候，老朋友来了。
孙犁讲了这些，朋友没说啥，拿起书稿走了，再也没来过。后来摔倒，死到马路上。
还一篇，《删去的文字》。侯金镜、郭小川死后，过了些年，1976年结束了。要纪念他们，孙犁也就写文章回忆——毕竟是朋友。写好，拿给自家孩子看，孩子说，没写出来什么大事。又拿给几个年轻同事，人家的意思也差不多。只有一个同事说，写郭小川那篇里，提到的北京名菜不错。我专门找来看——啥呀，不过是提到在前门吃了顿饭，有两个菜很好。说这两句不错，真是没啥说的了。好比说人家痦子长的地方对了，没长到脚底板子上。到了春节，老朋友来拜年，孙犁又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看了，也是把话题岔过去了，不作评价。
稿子后来投到北京一家杂志，人家不要。过一阵儿，当地学报约稿（原来的学报居然还发这种稿子），孙犁就出示了这篇。不久，女编辑来传达领导意见：最好把纪念文章中提到的某女人篇幅删删，别写那么多。说着嘴角还有点儿想笑。
我找到那篇文章看了——《伙伴的回忆》。写得真是垃圾。但是，被删的几段，也就是女编辑说领导不要的几段，很好。
那几段写的啥呢？这个侯金镜——也就是要纪念的亡友，曾在孙犁到外地养病的时候，拜托一个女同志去车站接孙犁，送他到休养所。女人看天气凉了，带了床干净棉被，一路抱着，走了很远。孙犁没什么感谢她的，就从书包里掏出两个苹果。后来几年，她还关照过孙犁几次。俩人还一块在公园漫步过。临走，孙犁恳切地邀请她到天津玩玩，要好好招待，她一直没去。
1966年，上面要调查侯金镜，找孙犁了解情况，是那女人和一个男的去的。问侯金镜说过哪些反动的话，孙犁激动起来，冲了人家两句。孙犁说，要不是那女的在，男的可能要打他了。女的没说什么，轻声让他回去。
顺道就写到另一个女人，跟侯金镜一点关系没有，只是因为写到配合调查，想起配合的另一次调查：有个歌舞团的女演员来调查谁，孙犁接待的。在小屋里，俩人聊了一上午，要走了——
“我竟恋恋不舍，禁不住问：你下午还来吗？回答虽然使我失望，但我想，像这位女演员，她以后在艺术上，一定能有很高的造诣。因为在这种非常时期，她竟然能够保持正常表情的面孔和一颗正常跳动的心，就证明她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人物。我也很怀念她。”
这两个女人，写在怀念亡友侯金镜的文章里。1188字。怀念侯金镜的内容，1791字。
难怪自家孩子不好说什么，也难怪人家不给发。要从扣题上看，将近一半跑题了。但真正重要的，也就是这跑题的一半。回忆侯金镜的部分，一点意思都没有，但这1200字还是有意思的，确实是文学。
也不能说学报领导做的就不对。但那样，就把一篇文章，变成了垃圾。好在孙犁后来弄了篇《删去的文字》，把这千把字抄下来了。
有很多人，觉得垃圾才是好东西。甚至，不是垃圾还不认。蛮正常的。我想，要是我死了，别人在纪念我的文章里，说些有的没的，讲自己跟别的女人的事，我高兴不高兴？我想我挺高兴的。毕竟别人能借个什么由头，说些真东西，真正想说的东西。不怕人家笑话。
如果我有机会，也要关照关照别人，或者拜托别人关照他人。这样，哪怕别人把我忘了，或者自己一生乏善可陈，也能作为由头让别人想到些其他关怀。只是，要我给一本不咋样的书写序推荐，说它怎么怎么好，也挺让人作难的。我可能做不到孙犁那样。所以记下他这两篇文章，表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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