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之因 阿成 我是一个平民作家。我之所以卖文为生,原因是我没有理由不正视由我来抚养一家四口人这一铁的事实。生活的实践和社会的经验表明,我不可能把这一家人的生活负担,包括他们种种合理的费用都成功地送给别人去负责。多姿多彩的生活将我们冶炼后,我就不再是一个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了。 我之所以一开始就讲到生活,是因为生活的负担在我看来,就像是一只穷追不舍咬人的狗,它追着你不断地拖泥带水往前跑。总之你不能停下来。你不仅没有这种停下的资格,也没有这种能力和魄力。这就是我的命! 我从事写作,除了“二为”与“双百”以及同情感和批评的欲望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吃饭。这一点分三个层面: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吃饱饭!第三是尽可能吃得兼有点花样。这一目的,微薄的工资帮不了我的忙。另外,我也没有可攀可附、可依赖、可腾挪的本事幻化点钱。我只靠手中的这一支忠实于我多年的、尖儿都已经磨秃了的金笔!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兄妹众多的家庭里。我曾在我的一些小说与随笔中或多或少地透露过这点。我生活的环境无疑是穷困的。这给我幼小或者少年的心灵都烙上了永不痊愈的伤疤,而且对我的写作思想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少年与青年交替之际,我便走向了社会。并不是谁耽误了我,而是我的学习成绩不佳,而且也缺少“大志向”的家庭教育,而自己本身也从未把上大学作为一个目标来看待。我觉得我生下来理所应当的就是一个工人。我也从未对自己的这种认识感到难堪。当然,作为一个涉世不深又傻兮兮的年轻人,我也曾对一些浪漫的事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在工厂,我的头头“熊”我时,我竟然对下围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时正是“文革”期间,江上铁路俱乐部每天都聚集着一些灰心丧气的知识分子在那里下棋。我也是其中一个,并且是非常努力的一个。但我很快发现,我缺少这方面的天赋,进入“中盘绞杀”以后我就有点力不从心了。后来我终于放弃了下围棋。之后我又学过一段声乐。学的是“两肋横隔膜呼吸法”———这是意大利著名歌唱家卡罗索的发音法。我的老师是国内颇有名气的歌唱演员,他曾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唱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那时,我像一只可爱的小花猫一样,梦想着成为一个歌唱家。那时我对掌声的迷恋仅次于对食物的迷恋。 但是,我唱高音唱不上去,最高唱到F,这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达到的高度。我只能算中音。而中音的视听效果并不乐观,尽管世界各地无时无刻不充满着极其廉价的掌声。最终我放弃了声乐的学习。 走向社会以后,我很快发现我的个性与弱点使我无法适应社会的某些潜在的或公开的法则。另外,父母对我走向社会时的指点显然太少了。我的父亲仅仅要求我“孝”。他说他过去一直是付出,这回儿子上班了,他该收钱啦。而我的母亲仅仅告诉我“好好干活儿,听领导的话”。但这句真理,用来应付复杂的社会是不够用的。因此,我在与人交往和联络上级方面,都表现得十分拙劣和令人讨厌。在这方面,我不仅是个低能者,而且更是一个白痴。至此,我对领导和政工型的拔尖干才,从来是避之三舍,敬而远之。为此,我深深地感到羞愧。 至今,在我所交的朋友当中,绝大多数还是一些极其普通的人、生活相对比较贫困的人。在那里,我如鱼得水。我的一些即兴谈话,在他们中间常常获得意想不到的热烈效果。而这一点,在领导那里反响却是冷淡的、刻薄的。我的确极少有当官的朋友。因此,到今天为止,我在文章中刻画领导形象时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便是着意拍马也让首长感到滑稽。 我从很小时就惧怕领导。我发现领导完全有能力左右我的个人命运(父母的作用反而微乎其微)。在日常的生产劳动中,我必须对领导说出的每一句话做认真的思考,并做出得体的、正确的反应。这使我处境尴尬,常常捉襟见肘。领导强调的是纪律与效益,而我迷恋的是自由自在与个性的美。我们分别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里。 后来,我在常年的读书中,在读书的愉悦中,突然发现有一件事绝非是直接领导者能左右我的,那就是写作。 这一认识使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并像吸毒一样离不开它了。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说:“一个影响至为深远的决定系于唯一的一个日期,唯一的一个小时,常常还只系于一分钟。这样一些戏剧性的时刻,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个人的生活上,在历史的演进中,都是极为罕见的。”我说的意思是,在那一限定的时刻里,我终于懂了什么是小说,或者怎样去写。我真的是在一个上午,在突然降临的那一刹那明白了它。从此,我改变了我的创作方向。而且我也理解了弗兰克·诺里斯为什么说“小说是表现当代生活的强大手段”那句至理名言。 这些年里,我熟悉的朋友、同学、同事、亲人们的生生死死、悲悲乐乐,无一不进入我的视野,无一不让我牵怀,无一不让我慷慨以歌。我既参加他们下一代人的婚礼,也参加老一代人的葬礼。我有许多感触,将来一一写出来,算是对生与死的一种敬意。我由衷地希望我们民族昌盛起来,所有人的生活都好起来,大家都善良相处,不再为正直、健康行为的实施发愁。同时我更愿意为一个大有希望的中国,为将有着高度道德文明水准的中国人,呕心沥血地写上一辈子。
阿成，原名王阿成，山东博平人，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哈尔滨作家协会主席、文联副主席，享受中国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编审。1966年参加工作，历任哈尔滨市电车公司工人、炼油厂工人、城建局工人、纺织印染厂干部，哈尔滨文艺杂志社《小说林》总编辑、社长、编审，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集《年关六赋》、《良娼》、《空坟》和长篇小说、随笔集等30余部。短篇小说《年关六赋》曾获1988-198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赵一曼女士》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小酒馆》入围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流亡社区的雨夜》入围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作品被译成法、英、德、日、俄等多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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