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一词如何译成英文？刘禹锡的《乌衣巷》的英译版，在外国人读来真的和我们读诗的感觉一样吗？
提起“江湖”二字，不管你是内陆人、港台人、还是海外华人，只要是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都会心照不宣的明白这个词的含义——哪怕无法用言语解释。但是当外国朋友问起这个词，我们应如何翻译？
北京大学曾要求考生将“江湖”、“水浒传”两词翻译成外文，让不少考生目瞪口呆。有人翻译成“brotherhood”，意为“兄弟会”，而考官提示译法应为“underworld”，意为“地下社会”。
陶杰说，这两种译法虽然都有所依据，但也只能片面的解释“江湖”一词，难传中文“江湖”之神。要想理解“江湖”，必须先知道“江湖”的出处。
“江湖”一词源于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古时，中国社会一分为二，一个是皇权至上的“法治”社会，一个是讲“江湖规矩”的地下社会，“江湖”实际上是代指了中国另一个社会，和“皇权”相对，是明与暗的划分。
提起“江湖规矩”，中国人都会有隐约的感受，但却无法述之于口。我们有成文的礼义廉耻，和不成文的“江湖规矩”，这些是外国人无法理解的。“江湖”一词虽然字面意思非常简单，但却有着丰厚的文化来源，要放到中国文化体系中才能理解。
陶杰说，如果非要翻译“江湖”一词，他建议直译为“rivers and lakes”，“然后用更多的文字去进行注释。”
陶杰笑着说。除了“江湖”一词外，“乾坤”和“仁”也是很难翻译的。“乾坤”一词要求懂得一些道家的知识才能明白。陶杰建议翻译成“heaven and earth”。为什么不说“天与地”呢？
陶杰说，这和《易经》有关系的，“乾坤”不仅仅指天与地这么简单，还可以代指很多含义。而英文中，“heaven”是神学的名词，“earth”是科学的名词，尽管如此，外国人想要理解“乾坤”依然很困难。
“仁”也是如此。外国人最容易懂的是“benevolence”，再简单些是“goodness”,或者高级一点的“magnanimity”。“但是这三个字各自或者加起来都不足以说明孔子给'仁’的定义，这个词非常抽象，概念很大，是无形的。”陶杰说，这样直译，外国人是不懂的，因为他们没能进入中国文化体系去理解，“哪怕英国人在中国在住上三五年，他对于这样词汇依然不能理解。”
“country”、“nation”、“state”
中国有很多词汇无法精确地翻译成中文，那么英文中的词汇是否准确地翻译成中文了呢？陶杰说，并不是如此。
在中文中，“国家”一次包含的概念有很多，既有地域上的，也有文化上的，还包括了政治上的意义。但在英文中，这三个意义有着各自对应的英文单词，即“country”、“nation”、“state”，但这三个词在中文中都被译为“国家”。
如果你问一个英国人（British）：What country are you from，他会回答Scotland（苏格兰）。因为尽管我们把“country”翻译成“国家”，但在英文中，这个词是指“地域”、“地方”。所以虽然苏格兰不是一个独立的政体，但是在这个问题中，他作为答案是可以理解的。Country 在英文中的定义是很松散的，是指地理上的概念。
而“nation”则不同，如果问一个英国人，What nation are you from，他会回答Britain（不列颠）。即是他是苏格兰人、或是北爱尔兰人，一旦说“nation”，必然是指英国，即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因为这四块地方形成了国家。“nation”是指英国上千年的历史文化，“尽管这四个地方的文化习俗各有不同，但英国人谈到'nation’的时候，他想到的只是这些文化传统，而非那个政党、哪个政体来管制的。'nation’指的是不列颠，但这个不列颠是没有政党、政治的，只是文化上的一个概念。”陶杰说。
最后，“state”则是指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英国人提到“state”，更多的会想到自己的英国公民身份、各种政治权利和义务。所以国际法里提到国家的行为，用的是“state”。
中国文化有空间感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诗人刘禹锡寄物咏怀的名篇《乌衣巷》，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也曾有人将其翻译为英文，但是缺失了其中的韵味。
这首诗的英文版，若是再译成中文的话，便是“朱雀桥边生长着野花野草，倾斜在乌衣巷口的阳光隐约可见。旧时在大官豪宅里飞着的燕子，已经飞进了普通人家的屋子里。”
陶杰说，这样的翻译从字面来说很准确，但却没有了韵味，翻译不出诗中那种荒凉的意味。
为什么？
“因为这首诗中是有典故的。我们提到南京，是有感觉的。不管是地图上的、还是历史上的，我们中国人提起南京，是有很丰富的感情的。不管是六朝古都还是抗战时期，我们一提起南京，脑海里马上有了这种视觉效果，这种空间感是很深远的。不管你有没有去过南京，只要你是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而长大的，你就知道南京这个地理名词不仅仅是地理名词，有一种文化的空间感。而外国人是没这种感觉的。”
“这种文化空间感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特有的，绝对不可能准确的翻译成英文，也不能传递，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些都是外国人无法理解的，他们没有这样的历史。'南京’就像一个文化空间的图腾，就像'江湖’、就像'乾坤’一样，他没有很明确的标准的定义，但是对于大江南北无论哪个省份的人来说，都有着模模糊糊的感觉，也是这样的一份感觉把中国人不论地域的相互连接起来。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底蕴的沉淀。”陶杰说。
陶杰 出身左派报业世家，从小接受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功底十分深厚；17岁负笈英伦，攻读英国文学和国际关系，并在BBC工作，前后共16年。受金庸先生邀请，陶杰1991年回到香港，开始在多家媒体开设专栏，被认为是“香港新四大才子”之首。
如金庸所说，陶杰“既有中式家学渊源，又有英式国际视野”，是千万人里才有一个的文化乩童。
陶杰的评论，笔锋凌厉，一针见血，讽刺批判的幽默辛辣，不亚于鲁迅。很多人批评他崇尚西方文化、轻视中国文化。陶杰的回答是：
“我热爱中国水墨画，我的中文写作功力在香港数一数二。我已经完成了身为中国人的义务，没有人有资格说我崇尚西方文化，因为他们的中文没我好。我所记得的中国古典诗词比所有同龄的人多，可以与任何人讨论四大名著和中国古典文化。我试过公开邀请外界一起讨论这些论题，但没有人应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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