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厚实而沉稳、强固而饶有风神的存在。
在出版界,她低调而奢华,沉稳而大气,早已构成我学术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的邺架上、书桌旁,中华版书籍往往杂置左右,仿佛舳舻相继一般,她给了我无数恍如隔世、神光映照的静谧时光,而旁午俗事、不神接中华书局的日子则是令人惶恐的。年前接到中华书局寄来信函,才知道书局已经110岁了。我也这才知道这个给我以学术力量和惊恐之感的中华书局,原来已蓄积了110年的厚重底蕴,其势大力沉之姿,真似高士潜光隐耀,大德如日月矣。
今年冬天,岭南持续寒冷,偶尔更有肃杀之气,羽绒裹身的时间近乎一月,这是我来岭南近三十年中从未遇到过的,令人陡生恍在江南之感,以至于一众岭南人居然开始想象下一场大雪的瑰丽图景。我少时在江南雪景中长大,见惯了下雪的散漫或恣肆,既然想象没有边际,也就相见争如不见了,自然也无暇枉抛心力去想象迷离的雪景,而是在寒冬中一一检读家藏中华之书,希望能写一点情义深长的切实文字,以回馈中华书局数十年来对我身心和学术的涵养。但在一卷一卷的书翻过之后,我反而中心彷徨,不知从何说起了。
我还是说说我与中华书局的缘分。不说读书与购书,此二事千头万绪,既然难免挂一漏万之讥,不如趁势转身,说说我在中华书局的出书经历和感受。
近十多年以来,我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著作,总有六七种之多,其中既有普及性的《怡情书吧·人间词话》《人间词话译注》等,也有学术性的《人间词话疏证》《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等。其中后两种皆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也都是借助中华书局的申报平台而获得这一荣誉的。而《人间词话疏证》一书先入“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再入“中华国学文库”,据说销量尚可观,略平我长存心中深恐拖累中华书局之忧。“中华国学文库”是中华书局百年华诞之时,在历年所出著作中精选若干而另成系列,带有纪念性质,我的小书能够入选,真是备感光荣。
左 《人间词话疏证》书影
(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中华书局2011年版
右 《人间词话疏证》书影
(中华国学文库),中华书局2014年版
因为得到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我近年在晚清民国词学研究方面的一点成果也为更多的学人所了解,在我而言,确实是感愧交并的。感动的是中华书局不介意我之浅陋,愿意为拙著一再提供出版的机会;惭愧的是,中华所出之书,所受的关注必然更多,我的小书忝列其中,经时既久,也必然会露出我稗耳贩目的痕迹,说不惶恐真是不可能的。但话虽是这么说,我现在正在煞尾的一部兼有文史二者的书,若不出意外,也还是要在中华书局出的。既然惶恐不可避免,则惶恐一次与惶恐多次也就差别不大。与中华的因缘深了,中华书局的强固性格也使我的心理变得强大起来。
我最初属于被中华书局“发现”的作者,大概因为我写了不少关于《人间词话》的文章,某日邮箱中收到中华书局编辑的来信,希望我能为书局新写一本解读《人间词话》的书。大意是作为经典读本,《人间词话》历来备受读者喜爱,但王国维充满哲学和美学意味的古典表达方式,也使得读者时有如在云端之感。我的任务便是把格调往上引,而把义理向下说,真正让经典活在更多人的心里。我那时沉在王国维的世界中已经有五六年之久,王国维的书也读得七七八八,相关的学术史著述整整塞满了一个书架,有的更是一读再读,私底下认为自己与王国维走得算是相当近了,甚至梦中也几度见到虽然长得艰难困苦却别具神采魅力的王国维,自忖解读一本《人间词话》还不是一件区区小事,所以一时竟忘了象征性地矜持一下,满口应承下来。
中华书局来信联系我的时候,我其实正在一则一则疏证《人间词话》手稿,已完成九成以上。但这不是他们当时所要的普及本,因为疏证稿征引文献众多,权衡裁断学术史、表达自己新见的地方所在多有,学术性偏强,对读者的要求相应也就偏高。当时他们与我约定,先完成普及版,而这本疏证则纳入“中国文学典籍研究丛刊”。一信而成二书,这是我没想到的。他们循着学术找作者的方式,好像也是不多见的。
大约是第一本普及本《人间词话》出版一年后,编辑又来信,希望我再做一本译注本,大意是我的导读固然有助于读者的理解,但在文本阅读方面还是不免有些障碍,现代汉语译本则可以基本解决这一问题。我开始对翻译《人间词话》颇不以为然,认为理论著作的玄妙之处,就在可意会而已,要是译成现代汉语,或许失去了理论本身的魅力。但在编辑的要求下,我还是动手开始翻译了。
我一开始以为翻译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结果第一则“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就把我就难住了。因为“最上”的境界不是一般的境界,如直用“境界”一词,则等于没翻译。在王国维的语境中,“最上”之境其实是指“无我之境”和“不隔之境”,但我如果直接将“无我之境”和“不隔之境”套进去,读者还是会不明底细。
我这才知道,翻译原来如此艰难,而理论著作的翻译尤为艰难。我深感编辑对读者的了解远在我之上,译文原来如此重要。原本我以为一两周可以完成的工作,最终耗费了我两个月的时间。更大的问题是,即便我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我依然对译本心有惕惕,充满了不安的感觉。普及真是一件看上去容易其实至难的工作,除了要求作者有精准的理解之外,还要有深入浅出的语言能力。翻译《人间词话》无形之中提升了我对普及工作的敬畏之心,这也是我受惠于中华书局的地方。
我关注、研究王国维的工作持续了十多年,先后写了数十篇专论,倾注了我大量的心血,其中有不少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逐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当然希望这样一部在我学术生命最旺盛时光产出的成果能在中华书局出版,以接受读者更严峻的检验。蒙中华书局不弃,《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书稿从中华书局上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经“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评审专家数轮评审后,幸得入选。
彭玉平教授著作《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
《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
先后入选2014、2019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我的《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一书虽完成的时间不如《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那么集中,但断断续续的研究也有近三十年。书中对学术史多有质疑甚至否定,虽然我的研究从不以质疑和否定为目标,但因为含玩多年,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自然会形成自己的特点。但我的质疑与否定基本上不在正文中出现,我赞成的会在正文中郑重具名引出,我质疑或否定的则在注释中列出相关文献,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酌对勘。我没有写过一篇与人商榷的文章——应该以后也不会写,因为我认为我自身参与其中的学术史,在自己的文章中表明自己的观点即可,不必冲到第一线去建立战场自我表白,至于同行之间立论的是与非,还是交给时间为好。这样一部隐含着一定学术锋芒的著作最后能在中华书局出版,我深感中华书局的格局之大。
在中华书局的诸多作者中,我自感天赋不高,但得益于勤读书、多思考、不苟同、不故立新说的学术态度,还是多少做出了一点成绩。我并不在意自己能在学术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但不作无益之文,则是我坚守的立场。我以前写过一部《倦月楼论话》,其中有云:“非有新文献或新观点,勿刻意为文。盖文非一事,关涉多方,若不能自作主张,稍一布置,则左支右绌,难免落入他人窠臼,而不能成自家篇章矣。”又云:“真学者大率谦抑有度,虚怀若谷,不见一丝傲气戾气。盖茫茫尘世,浩瀚典坟,以一人之力,所知者能有几何。即稍有涉猎者,亦或恐知之未必真,所造未必深。是学界狂夫,必非真学者。”在浩瀚的学术史中,个人的力量无疑是微薄的,而我可能就更微薄了。
中华书局百十周年华诞,不只是书局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一个人在这样一种年龄,必垂垂老矣;而作为出版界的仪型,110岁的中华书局还正是风华正茂的好时光。过往的历史奠定了中华书局闳中肆外的学术之光,而中华书局的未来,我相信一定会更加璀璨。
中华书局,乃中华之书局,书中之中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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