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英子
“男人不喝酒,不如癞皮狗”,“男人不醉酒,白到世上走”。这是我在酒席上听到的两句顺口溜。
如果以此为标准,我不是癞皮狗,却似乎也够不上一个准男人,因为在我二十多年的酒龄里,虽然参加酒宴数以百计,但几乎没有醉过酒,特别是没有很狼狈的大醉过。对此,也许有人要问:“你的酒量很大吗?”答:“我的酒量不算小,但我个人觉得,一个人能否喝醉,也不完全与酒量有关。”
我第一次喝酒,刚过十七岁,时间大概是一九七九年八月中旬的一天,地点是湖北省南漳县清泉乡砖桥冲的家中。本来按照家规,那时父亲不可能允许我喝酒的,此前家里来了客人,我和弟弟都不得与客人同桌。当时,由于我刚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有幸成为恢复高考后本村第一批考上大学的人,父母都特别高兴。那天,高中同学许天华,本村年长我几岁的侄儿李荣成在我家吃饭。李荣成在公社(相当今天的镇)农机站开拖拉机,那时七万多人的一个大公社里仅有数量有限的几辆拖拉机,所以在农民眼中他是颇有分量的人物,而且他还是个能说会道的酒民。
记得刚上桌时父亲明确反对我喝酒,李荣成对我父亲说:“爷爷,二叔考上大学,就等于是国家干部了,当干部搞工作不喝酒咋行?”这句话说服了父亲,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到了酒的滋味。说实话,那滋味实在不好:太辣!我从小都从不吃辣椒。但为了客人,也可能出于高兴,我还是喝了两小杯,总量顶多半两的样子。可就这两小杯,让我对酒有了终生难忘的坏印象。
酒罢饭饱,听说我要与许天华一起去母校刘集高中,李荣成主动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借给我们。当时这种自行车身价如同现在的轿车,我很感动。带着许天华,我骑着自行车上了通往刘集的乡土公路。没想到走出清泉界、下白龙山坡时,一不留神,车轮碰到一块石头,顿时人仰马翻。我爬起来时已经是血流满面,自行车也变了形,至今我的上嘴唇还留着当年的伤疤。摔跤主要是骑车技术不行(刚学会骑车不久),不一定由于喝醉了酒的缘故。但从此以后遇到酒场时,我的记忆里常会情不自禁地再现当年的情形,并对酒保持着一种警觉。
参加工作头三年,我还是基本上不沾白酒,顶多喝点啤酒。一九八五年,我调到一家企业办公室工作,其中任务之一,就是搞好单位来客接待,有时要陪客人喝酒。但那时风气比较好,主客之间搅酒的并不厉害,只要你申明自己不会喝酒,也没有客人或领导逼着你硬喝。然而客人多是外单位的领导,还是有人总希望主人热情地陪他多喝点,你陪喝不主动有时会弄得客人不很尽兴。领导当然也是心中有数,何况领导也要到外单位做客。你接待外单位领导表现不好,慢慢的就减少安排你陪客的次数,你出席公宴的次数少了之后,在单位的“政治地位”也就无形之中受到了影响。
那时已经出现了“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干部要调走”的苗头。一些单位的关键岗位尤其是企业开始重用选拔会攻关、酒量大的人才。刚进社会的青年大学生中比酒量的劲头慢慢高于比读书的劲头。好在自己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写作,在酒场、官场赢不得他人的好评也并不在意。何况从始自今,我内心对公款吃喝等浪费腐败行为确实深恶痛绝。当领导开始减少我陪酒次数之时,我已经通过公开考试调入市委机关报作记者。
有人调侃云:“记者见官大一级”。在我国内陆别的不敢讲,记者确实可占不少吃喝方面的便宜。沾党报这块牌子的光,出去采访多是大大小小单位的领导陪我喝酒了。自己基本上拥有喝多喝少的主动权,遇到特别热情的领导,也可以用“喝醉了写稿会出问题”来作挡箭牌。写新闻稿政治性很强,稍出差错可能丢掉饭碗,一般人不愿在这样的事情上强人所难。但,也有例外。
一九九五年五月一日,本报一名摄影记者利用放假时间,约我到南漳县采访一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走之前,我请示了部主任,回来写一篇两至三千字的通讯。采访对象是一个山区镇变电站的站长,在该县供电局工会主席等人的陪同下,我们驱车一百多公里,来地处偏僻的供电站时已是中午。该站建设得相当漂亮,招待所、食堂一应俱全,与宾馆水平相差无几,称得上是个花园式的单位。
站里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中午大鱼大肉、山珍野味自不必说。由于是在家乡,站长等劝酒的劲头也特大。从“见面酒”(满桌人一人两杯)、“加深印象酒”(重点人物每人两杯),“到感情深一口闷”、“宁伤身体不伤感情”......喝着喝着,我就有点不行了。但脑子还是清醒的,我便真诚地对站长说:“不能再喝了,再喝,采访不成了。”站长却豪放地说:“吃饭不谈工作,喝酒!”旁边有人也帮腔:“喝酒!喝酒!今天采访不成算球了,还有明天!”我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反正醒来时,人躺在招待所的席梦思床上,头麻麻木木的。因为五一就是两天休息时间,我立即用冷水洗了脸,要求进行采访。站长和站里职工一一介绍站长的事迹,我在采访本上奋笔疾书。
采访结束,对方还送了我们同去的每人一斤茶叶。回到报社,我打开采访本,想动笔来写稿子。但采访时所记的字不知是英文、还是日文,我将采访本倒过来看、翻过来瞅,还是一个字也认不出,自己心中暗暗叫苦:明明答应人家要写一篇通讯的,如何是好?最后只得失信,仅凭对方提供的文字材料写了一则三四百字的消息,发在报纸的头版。邀我同去的摄影记者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从此以后,无论什么单位接我去采访,遇到有人热情劝酒,我都简要的讲述以上故事,对方听后一般不为难我。如有人不为所惧,我就雄壮地强调一句:“只要你同意不写稿(报道你们),叫我喝多少我喝多少。”当然没有人愿意冒这样的风险。人家热情与你喝酒,主要目的就是要你为他写好“表扬稿”啊!
我还亲历为陪喝酒而造成的悲剧。大约是一九八八年的夏天,某地计生委接我和一名电视台记者去报道他们的工作,中午陪我们吃饭时,除了司机是男性其他人都是女将,而且只有司机能喝白酒。这样喝酒的气氛自然要平淡些,为了表示热情,该委的几个女主任不断鼓励司机向我们敬酒。我在喝了三两酒后,含蓄地提醒对方要开车(注意安全),别喝多了。但女主任不听劝说,反而说“我们的师傅酒喝好了,开车还稳当些”。司机当然要听他们领导的,于是更主动地邀我们碰杯。吃罢饭,司机送我们回单位,行至襄阳剧院门口时,车突然跳起摇摆,将骑车送小孩上学的母女俩撞翻在地......
在以后的采访中,只要遇到司机陪我喝酒,我都采取两种对策,一是比较直接地劝对方少喝,要考虑职业特殊性.二是如果对方执意要喝,我则找托词不要对方用车送我回家,如说附近某单位下午有活动要采访,然后自己出门后自己掏钱乘公共汽车回家.我不愿意任何人为陪我喝酒而威胁他人的安全。
在社会风气不好的大环境里,当记者也有求人喝酒的时候。我所就职的报社,因经济状态欠佳,从一九九八年开始,报社规定每个记者每年都要完成几万元的广告创收任务,还有一定数量的报纸发行攻关任务。此时,我才发现,完成这两项任务,酒是必不可少的助手。由于做了多年的记者,在一些单位尚有点感情基础,完成任务不成问题但喝酒却成了一大负担。每到一个较熟的单位,那些熟悉的宣传科长、办公室主任了解你的来意后,不管有无困难都会说:“广告(订报)好说,好说,吃饭时我请领导陪你喝酒,你来了领导还不给面子?”
要想得到领导的那个“面子”,你喝酒时就必须放下记者的“架子”。一次,一县级市的某乡镇到年底还欠两万多元报款没交。我陪报社分管副社长到该镇去“攻关”。镇委刘书记讲了干部工资没发、基金会的欠条还有多少没兑现等许多客观困难,一句话就是:“没有钱!”但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该镇已经将各镇内各单位公家私人的订报款收了上来,因此社长有些生气,提出要“走”。
刘书记也不愿与报社将关系搞僵,连忙变了态度陪笑说:“社长来了,无论如何要吃顿饭吧。”陪我们同去的市委宣传部朱科长也调节气氛并顺带揭其老底说:“书记不是没有钱,是因为社长没陪书记喝酒啊!”本报驻该市负责发行的记者站长老费灵机一动说:“我早就想接刘书记和社长吃顿饭,总是找不到人。今天机会最好,我做东,了一个心愿,到全市最好的地方搞!”于是,镇里书记、镇长、宣传委员等一行,和我们驱车直奔该市唯一的星级宾馆。
听说刘书记有“千克”之称,为了确保陪好他,喝酒前我和费站长便对服务员交待,找四个空酒瓶,里面盛上凉开水。真酒假酒都装入一个酒箱内从外面抱进餐厅。斟酒自然由费站长或我操作。喝酒用的四两多的玻璃杯。斟酒时,装水的杯子故意略多一点,真正装酒的杯子则稍浅。桌面上了七八个菜后,邀大家入席。书记社长上座。费站长致辞说:“刘书记、社长,今天薄酒一杯,请大家尽兴。”说着,他转动放着酒杯的转桌。书记、社长先挑了最浅的杯子,那两只装水的杯子留给了费站长和我。我端起酒杯,故做为难状地对刘书记:“刘书记,我们换一杯。”书记笑答:“你年纪轻轻的,好意思开口?”社长也批评我:“你要陪书记镇长喝好,怎么没开始就打退堂鼓?”
刘书记喝酒果然厉害,开席五分钟左右,费站长提议“干了第一杯”时,他首先一饮而尽。接着社长、费站长分别一人敬他一杯。我和朱科长要一同敬他一杯时,他说:“你是市领导,朱科长应先敬你。要喝,我与你喝。”我只得和他干了一杯。这时社长插话:“龚记者可是名记,刘书记说他是市领导,你得回敬一个。”书记说:“那当然!”我说:“刘书记,你支持关心报社,应该我先敬你两个。”刘书记将我定为主攻目标,说:“喝酒不谈工作。我们俩喝个四四如意。”我赶紧告饶:“我最多只能喝五六两......”他不依不饶非要与我喝四杯酒不可。我见没有退路,便说:“喝!碰到刘书记这样讲义气的领导,宁伤身体不伤感情。”七杯酒下肚,书记脸色生动鲜艳起来,你望着镇长,主动将话题转入工作:“报社的领导就是够意思,镇长,那两万多元的报款今天划了。”
在报社工作十多年来。通过喝酒开展发行、广告攻关。我的胃与肝为此作出了无私的奉献,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辛苦劳动,可谁给它们评功记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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