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大光先生回忆与《随笔》老主编黄伟经先生的交往。黄伟经先生对编辑事业的执着和热爱跃然纸上。“编辑是个需要终生学习的职业。一日做编辑,无时不求知。”
“最忙还是补读书”
—— 黄伟经先生侧记
文 | 谢大光
本文发表于《随笔》杂志2019年第1期
这两年,写一点回忆文字,忆及我所经历的编辑往事,写到一些作家、翻译家时,他们身后总是会闪出我的同行们的身影,黄伟经兄就是其中一位。
想起伟经兄,就想到庐山。我是1982年初次见到伟经兄,5月底在海口“蹭”了一个现代文学研讨会,回程路过广州,借机到大沙头看望花城出版社同行,那时往返海南,必须在广州换机或搭乘车船。记得《随笔》编辑部在一间狭小、背阴的办公室(比起我们《散文》月刊的“楼梯间”还是稍稍宽松一些),苏晨引我进去,就忙他的事去了,一位埋在稿件堆里的中年编辑站起来,黄黑面庞,高高瘦瘦的,伸出手来自我介绍:“我是黄伟经。”老黄的手骨节粗大,握住很有力,让我一下子想到同在广州的秦牧的手,秦牧可是当过水手的呦。很想与老黄叙叙同行甘苦,瞟一眼已经“越境”蔓延到邻桌上的书刊信件,心里不忍,又有些好笑,天下编辑部莫非都是一个样子?彼此彼此,人同此心,几句寒暄算是认识了,真正敞开心聊到一起,是在庐山。
黄伟经
1985年暑期,散文学会成立第二年,在庐山举办首届散文讲习班,各地师范院校师生报名踊跃,到会近百人,我和伟经兄作为特邀代表参加。想想挺有意思,庐山真个是引人遐想的地方,文人武人都喜欢。山上景点多,却很分散,锦绣谷、含鄱口、香炉峰、三叠泉,哪一处步行少说要两个小时,文人们开始还能够成群结队,但越走越散漫,三三两两渐渐拉开了距离,聊天的话题成了聚散的由头,一路走,一路聊,觉不出路远。
我和伟经兄话题最相投,他说《随笔》,我说《散文》。《随笔》由起始的知识性、趣味性,逐渐转到看重思想文化的前沿探索。精英意识,一直是我所关注的,伟经兄在北京朋友多,不少和我是共通的,提到名字就亲切。听伟经兄介绍,他们编辑室除了《随笔》双月刊,还承担散文、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书稿的编辑任务。我编了几年《散文》月刊,刚刚转去编书,更想听听伟经兄的建议。聊起编《散文》月刊,我最大感触是,每天阅稿,每月发稿,眼看着散文在变,个性日趋鲜明,不只是题材,写法也迭有变化,各有各的路数,逐渐形成风格;好的散文耐读,散在报刊上,读过就丢掉,很可惜,如果以名家为主,辅以新秀,精选出百篇编成集子,肯定受欢迎。伟经兄听到这里眼睛亮了,马上截住话头:“好。你来编,我们出。”编书我是初出茅庐,随口聊天聊成了选题,实在出乎意料,自己的想法得到肯定,我很开心,特别是在庐山,这样青翠爽神的氛围中,似乎什么愿望都有实现的可能。望着热情诚恳的伟经兄,我说,这是咱们共同的选题,由谁来编合适,慎重考虑一下再定。
伟经兄不是随便开空头支票的人,第二天去三叠泉,路上追着问我具体打算选哪些家,大约多少篇幅?并试探着说,如果找一位老作家合作,共同署名主编,更好,比如孙犁或者袁鹰。我明白,我的资历尚浅,独立主编一部大书难以被认可,伟经兄昨晚肯定反复掂量过,怎样让选题在社里顺利通过,能提出如此建议,足见他的诚心。我很感谢伟经兄的认真和直率。孙犁,我是了解的,从不做挂名的事;袁鹰也熟悉,关系散文的事,他会热心,就是太忙,是否有精力顾及,没有把握。我把心里想到的,和盘托给老黄,他当即拍板:那就尽力争取袁鹰吧。离开庐山时,老黄拿出一封没有封口的信,让我先看看,相机转交给袁鹰。信中完全以花城出版社约稿的口气,提出“散文百篇选”的选题设想和具体要求,“我们十分希望'百篇选’能得到你的支持和指导,——具体说,请你和谢大光同志主编这个选本。至于如何选编好,请你与大光同志商定。可以吗?”“如来得及,今年内编好,明年春发稿。”伟经兄做事是个急性子。
袁鹰
好事多磨。9月间,伟经兄来信,他们室内议论明年选题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据说北京文联出版公司拟出版新文艺大系,上海赵家璧将延续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两套丛书都有散文卷,时限和我们的设想大致重合。“花城”再出有无必要?如维持原议,怎样避免重复?看来困难不少。“而且出了力,不一定有好效果。”他们主张此事暂缓。
此前,我和袁鹰先生沟通过,《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散文卷”就是由袁鹰主编。归到“大系”里的散文,自然要服从丛书的编辑宗旨,选起来终归偏重于“大”,倾向于趋同,我们的选本更看重作者艺术风格,格外强调散文表现的多样性。有区别就有存在的价值。不过,我们想到出版社的考虑有他的道理,同意选题“暂缓”,新的选本把时间跨度拉长一些,编选可以更从容。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暂缓”有决定的意义。正是在“暂缓”的三年里,散文风格与作者阵容呈现出崭新面貌。袁鹰和我共同主编的《中国当代百家散文》,1987年列入花城出版社选题计划,1988年6月出书,全书选入106家,每家一文,入选作品百分之八十以上为近三四年的文字。编排目录时,根据袁鹰提议,以著者生年为序,自冰心始,至铁凝结,年龄相差半个多世纪,涵盖了二十世纪绵延几代的老中青作家。袁鹰对参与这个选本兴致很高,写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前面的话”,开篇就谈到他亲手主编两部选集的异同,“从那本选集问世,岁月又已流逝了五年。五年里,散文同我们整个文学一样,在平坦广阔而仍然有不少蓁荆、明亮夺目而又免不了残存阴影的道路上坚实地前行,时时显露自己的声音和色彩,并且如同多棱镜一样,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时代的影子”。我在书末写了“编余缀语”,为散文恢复自身的丰富多样而鼓呼。伟经兄作为《中国当代百家散文》的幕后推手,决策果断,出版及时,为那一个时段的散文样貌,立下无可替代的存照,留给我一个老练成熟的编辑榜样。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1987年2月,“百家散文”紧锣密鼓选稿时,伟经兄随信寄来某位社领导的散文,信的初稿写着“请你在编选'散文百篇’时选用”,此事肯定令伟经兄左右为难,信纸上涂涂改改,最后形成“请我转给你”“参考选用”这样措辞谨慎的话,对选取其他广东作家的作品,老黄也提出相应考虑。都是同道,伟经兄的苦心我体谅得到,一篇稿子的选用,可能带来一批人的不平衡,他要顾忌某些人手中决定书稿命运的权力,又虑及不能影响到书稿质量,还要体贴我们编选者的心理感受,他想得很周到,提出的建议细致具体,完全从书稿质量出发,信的最后强调:“当然,一切都由你决定,我的建议只供你参考。”曲致婉转的语气,不似老黄平日风格。
伟经兄最初给我的印象是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急脾气,为人处世直截了当,容易得罪人。我和他接触并不多,从没见过他发脾气,不知道这印象怎样形成的,似乎一种第六感觉。伟经兄说话语速快,他的梅州口音常常让对方摸不着头脑,表达起来愈发着急,嗓音经常嘶哑,好像刚刚从一场激辩中脱身,特别在为一部(篇)稿子的取舍争辩时,他的见解几乎是喊出来的。对伟经兄产生新的印象,来自一套书。我历来对“花城”的书、刊情有独钟,改革开放之初,趁着北方大多出版社还没有醒过盹来,“花城”挖掘现代文学资源成套推出,开风气之先,我托伟经兄代购过《沈从文文集》和《郁达夫文集》,每套都有十二卷之巨,事前说好是代购,购书款寄去,伟经兄有些生气了,“送上两套书,还寄书款来!今退还,望以后也切勿这样做,否则我就不再送你书啦。——以后,凡看到我们社出的书,你感兴趣的,望及时来信,我们社样书室只要还有,当一一寄送兄台也”。如此一来,我的书架上,“花城”版地盘日渐扩大,仅少于“百花”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伟经兄寄来他责编的《钱锺书论学文选》(六卷本),让我大饱眼福。我喜欢钱先生的渊博与幽默,有过两次聆教的机会,曾经试着啃《管锥编》,啃不动,《钱锺书论学文选》这样一个普及性选本,采取按主题门类分编的方法,对于非科班出身的我,真算是雪中送炭。我有些好奇,京城“觊觎”钱氏著作的出版人可谓左右环伺,远在广州的伟经兄怎样得到著者授权?据该书“出版说明”,钱先生还提供了近些年学术新作的全部手稿(涵《管锥编》新补,《谈艺录》新补,以及其他未刊稿共二十余万字)。一向爱惜羽毛的钱先生为什么对“花城”如此厚爱?
《钱锺书论学文选》书影
此前,我动过编辑钱先生散文集的念头,书信往来中,领教过钱先生“泼冷水”,知难而退了,这是我编辑生涯中少有的失败,几十年后忆起仍感慨系之。我猜想,伟经兄肯定也遭遇过钱先生的“冷水”,只不过他没有退缩,反而愈发执着,使出水磨功夫,不达目的不罢休。还有什么比诚挚柔韧的坚持更能打动人?伟经兄向朋友介绍自己家乡时,总是把“梅州”念成“密州”,见对方不解,他微微一笑,说:“梅花的'梅’。我是客家人。”老黄笑起来,眼睛鼻子眯在一起,像孩子一样手足无措,相对他高高的个子,很有魅力,他以身为客家人自豪,他的血脉中有着客家人心细如发、柔韧不舍的品性。被许多人视为“好汉子不愿干,赖汉子干不来”的编辑行当,还就是需要这样刚柔相济的兼才。
直接感受到伟经兄内心柔软的一面,是在他退休以后。退休时,伟经兄写了一篇《告别〈随笔〉》,灞桥折柳,别情依依,对于心血交投的《随笔》,他有太多割舍不下的感情。接下来几年,他携夫人多次赴上海、北京,看望《随笔》老作者,十多年的文字交往,作者成了朋友,这是做编辑最大的安慰吧。老黄夫妇到天津来,我陪同他们专程看望了孙犁。孙犁一直默默注视着《随笔》,以他的方式予以支持,在《我喜爱的一篇散文》中,孙犁开篇写道:“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晚七时,读一九八四年第六期《随笔》头条散文《配眼镜遭遇记》,赵大年作。”“这是一篇用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散文,我一口气读完,兴致很高,时时为其文字抒发之妙,哑然失笑。很久没有读到这样令人兴高采烈的文字了。”孙犁的文章针对“不少散文,缺乏现实主义精神”“有些作品虽然是记事写景,但因为作者的立意不妥,就使所记之事,所写之景,失去了本色本性”,提出“用现实主义的精神写散文,就是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写文章。实事,就是现实;求是,就是现实主义。生活自是生活,现实自是现实,粉饰不得,歪曲不得”。先生微言大义,借一篇散文撑起一面大旗,也是在为《随笔》的编刊精神张目。可以想见,伟经兄读到这篇文字,一定很兴奋。
1986年第1期《随笔》,刊载孙犁《善闇室纪年摘抄(1913—1936)》。先生寄稿从不考虑对方知名度,唯求发表快,故很少给刊期长的双月刊。我想这是伟经兄趁热打铁,向先生约来的。那段时间,孙犁刚刚住院做了手术,正在静养康复,谢绝会客,伟经兄远道来访,我提前打了招呼,先生破例表示欢迎,伟经兄说只坐十分钟吧,都是念旧的人,聊起来就忘了时间。孙犁说,《随笔》编得很好,每期来了都要放在近边,抽时间看,又说起赵大年那篇散文,希望《随笔》多刊载这样现实主义的作品,现在能看到的有内容,言之有物的散文随笔太少。“《随笔》的文章还都是'合为时而作’的。”孙犁明于知人论世,对《随笔》这句评点,可谓深思熟虑的定评。伟经兄向孙犁一直以来的支持表示感谢,自己虽然退下来了,希望孙犁继续支持《随笔》。从孙犁家出来,夫妇俩直接奔火车站,他还要去北京看望老朋友。一个刊物形成自己的特色,须几代人不间断地努力,要有一以贯之的传统。念旧,应该是《随笔》的一个传统。前一段,电话里与姜德明先生聊天,他刚看完当期《随笔》,他告诉我,《随笔》从第一期开始,一直到现在,换了几任主编,每期都赠阅寄他,就因为创刊时想请茅盾先生题写刊名,投访无门,他从中做了引荐。这件小事,《随笔》一直记着。
孙犁
伟经兄早年修俄文出身,偏爱屠格涅夫,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译屠格涅夫散文诗,“文革”前夕已全部译出初稿,十年浩劫中散失,又重新开始,1981年6月以《爱之路》为书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屠格涅夫八十二篇散文诗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首版印了三万六千册,转年重印,一时洛阳纸贵。我曾对伟经兄笑谈,你的《爱之路》起步太早了,否则我一定不会放过,再约译别家散文,他已专注于《随笔》无暇顾及,后来我退而求其次,希望他拿回《爱之路》著作权时,纳入“百花”版“世界散文名著丛书”。2006年,他与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十年合同到期,来信相告,惜我已退休,错过了合作机会,只好驰函致歉,请求原谅。伟经兄复了一封长信,颇动感情:“拙译屠氏散文诗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以来,到1999年已先后五版十一次重印,累计印数约二十万册。老兄退休了,未能在贵社印行,没什么的。你不必要我'原谅’。我不会忘记老兄对我编《随笔》时的关心与支持,不会忘记那次你领着我夫妇前去探望孙犁先生的情景。”
《爱之路》屠格涅夫著 黄伟经 译
老黄接着谈到他的退休生活,“我向来有保存书信的习惯(虽经“文革”多次抄家,但至今不悔)。自1979年底以来,所有与我通信的《随笔》作者、作家及读者、友人的信札都留存着,一封不丢。我退休十四年,一是补读点书(越读越觉自己的无知、浅薄),另一就是整理很小一部分已谢世的老作家的书信。自2006年起,先后在《新文学史料》刊发了冰心、王西彦、萧乾、楼适夷、严文井等,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他们辞世致我的全部信札(较多信的萧乾,四十九封,较少信的冰心也有二十一封),以及应约为《南方日报·海风》,香港《大公报·大公园》,香港《镜报》、贵州《文史天地》等报刊撰文,有选择地录出发表了陈学昭、黄药眠、唐弢、端木蕻良、黎澍、杨沫、荒芜、吴祖光、汪曾祺等等的书简一两封至一二十封不等。这些已发表的老作家书信,的确如你信中说的,是一笔财富,一笔我以为(包含)很珍贵的史料的精神财富。”“我要整理的信,实在不少。已经去世的钱锺书、柯灵、程千帆、梅志等给我的大量信件(光钱锺书给我的就有近九十封),都一包包存放着,等待整理。望老兄告知你住家地址及电话,以便日后联系。”读着信我心里不断感慨,编辑工作竟有如此魅力。原以为伟经兄退下来可以重拾译笔,在俄文领域一展才华,没想他岗位离开,情结仍在,昔日师友们的遗泽成为心里一团火,自觉承担起整理、刊布职责,把自己的余年延续成“后编辑时代”。
编辑是个需要终生学习的职业。一日做编辑,无时不求知。我继伟经兄退休后,身不由己,步了他的后尘,我们之间共同语言更多,信件往来超过在职期间。老黄写信素来随性,笔意纵横,如见其人。最后一信不长,笔势越发恣肆,说了这样一段话:“退休十余年,最忙的还是补读书,一些书早就要读,延至退下来以后才可能捧读。我是少识寡闻,愈读愈觉自己的愚与无知也。”
人这一生,世事丛杂,有个简净自明的晚年并不容易。伟经兄做到了。我还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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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揭莉琳
审核: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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