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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这天上午的讲座十二点过了才结束。一下课,负责我们在德国培训的德中国际交流培训中心的华永顺先生,就匆忙带我们步行,穿过法兰克福开放式的火车站,到另一条街道的中国餐馆吃午饭。
路上占去了很多时间,午饭时间便很紧张。好在饭菜是早已有准备的团队餐,一勺烩的六菜一汤,没滋没味的,能填饱肚子,但缺少了舌尖上的味蕾感觉。饭后,为避免下午的讲座迟到,华先生步履更加匆忙,不时回头焦急地看着身后战线拉得很长的我们培训班的同学,希望大家能加快步伐,早点赶到黑森州行政管理学院。
我很能理解身后走路拖沓的同学们。刚到德国,时差还没有调整过来,我们就天天乘车早出晚归上午下午地听讲座。疲惫、缺少睡眠,使得大家的气色都很晦暗。时常,早上汽车一发动,一个小时或半小时的路程,还没有等华先生介绍完要去地方的情况和当天课程有关德国的情况,我们乘坐的大巴上就此起彼伏响起了杂乱的呼噜声。不能乘车时当然响不起呼噜声,这可是在德国啊,眼前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街景、建筑、广告牌、店铺,即便是不看这些,不时从眼前晃过来的金发碧眼的男男女女也够我们目不暇接的了。因此,我们疲惫的不仅是身体,还有眼睛。眼睛一忙碌,步伐自然也就明显慢了下来。
华先生的面颊已经流下汗了,两手不停地倒换着一个黑色的大公文包。看得出,他不是因为包的分量,而是心情的问题。这些天,他一直提着这个有些褪色、边沿磨损的公文包,包的外层放着一大瓶含苏打的矿泉水瓶。华先生在超市为我们买过这种苏打水,但味道特别不入口。后来,华先生就专门给我们买纯净水,而他还坚持喝着苏打水。毕竟,他来德国已经十年了,十年足以重新建立一个人的观念和饮食习惯。
华先生回身看见了一直紧随其后的我。我这样跟屁虫似的走在他身后,一是为了给华先生焦急的心情一个安慰:不必担心,我们都在。二则是我小时候做游戏时落下的毛病,生怕迷路掉队,紧紧跟在邻家大哥哥身后,这样有安全感。
华先生脚步没有放缓,但焦躁的情绪略微稳定了下来,他问我对德国的印象怎样,我脱口而出:干净。
的确,在德国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街道干净,没有见到藏污纳垢的死角;建筑物干净,好像每天都是昨天刚清理过的,建筑外表的墙面、钢架还有玻璃上始终一尘不染;人们穿着干净,除了一些女孩子上衣较短露出小蛮腰,裤带扎在肚脐下,弯腰时从后边看极不雅观外,大多数人的穿着都很整洁得体,没有见到哪个人穿着有汗渍的肮脏衣服招摇过市。
突然想起我认识的一位自称是美学理论家的人,平时总是西装领带,道貌岸然,一副很讲究的样子。但是脱去了外套,他的庐山真面目立即现形:白色的衬衣袖口露出一圈污垢,领边也是一圈乌黑,明显失去了衬衣原有的本色。有一年夏天他参加文学界组织的北戴河休闲度假活动,竟然一个星期没有换下身上的T恤,汗味沤得酸臭,一圈一圈的汗渍像是给T恤重新绘了色描了图。尽管这样,也没有影响他好为人师的良好感觉,依旧大呼小叫着,不断发表他自以为高明的美学理论。
在德国的这些天,为我们讲课的教授、学者、专家,虽然穿的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西服,也有着休闲便装走上讲台的,但他们的干净整洁自不用说,很多衣服熨烫得像是第一次穿在身上,皮鞋也崭新得似刚从店里买来。
他们没有必要在我们这些外国人面前伪装,干净已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就像眼前的火车站,宽敞明亮,通达安静,像是一个大商场,有日用商品的店铺,也有书店、酒吧、咖啡店,空气中飘溢着咖啡和面包的醇厚香气,没有跋山涉水风尘仆仆的国内火车站蒙尘纳垢的味道,没有长途奔波蓬头垢面、衣冠不整混乱拥挤的出行人流,没有到处丢弃的包装袋、破纸屑和矿泉水瓶,没有油腻污浊、卫生纸遍地的龌龊店面,没有高声叫卖拦住旅客兜售商品的小商小贩。人们来火车站像是忙碌之余的放松,信步走入书店、咖啡店、酒吧,一杯醇香的咖啡、一本好看的杂志或一册可心的图书在手,安静地坐下来阅读小憩。时间到了,摆摆手各自从容上路。
和华先生聊着德国的干净,很快走出了火车站,再过一条街道,对面就是黑森州行政管理学院,但时间也所剩无几了。这是条铺着有轨电车轨道的街道,往返的电车频繁地穿梭着,华先生匆匆沿着路边向有标志牌的人行横道走去。这时,身后的同学们已经陆续走出火车站,也感到了上课时间在即,晓得德国人严谨的时间观念,于是,趁着电车穿行的空当、间隙,纷纷任意横穿轨道,先华先生一步穿过了街道。看着对面我的这些不守规矩的同学,华先生没有说话,眉宇间不易觉察地紧锁了一下,他坚定地等待着人行道的绿灯亮起才过马路。
在法兰克福期间,我们住在这座城市的边缘地带,离市中心还有一些距离,要跨过一条穿过城市的美因河。一天下午课程结束后,华先生说,要带我们去市中心吃晚饭。出了门就找不到北的我们这些外国人,每天散步到波光旖旎、清洁宁静的美因河畔,看着近处缓缓流淌的碧绿河水,望向远处掩映在绿色里朦胧的建筑,只能隔岸观景,望洋兴叹,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华先生的用意当然不只是为一顿晚餐。
兴奋的我们跟随着华先生,徒步走过好几条街道之后,来到轻轨列车车站,直接进入站台里,那里有自动售票机。华先生站在售票机前,计算了一下我们一行十八人的车票费,然后将一张不晓得多少面值的纸币送入投币孔,但是,售票机没有理睬。这时,站台上又上来许多要投币买票的旅客,华先生很礼貌地收起钱,微笑着示意身后自觉排队的旅客,请他们先买票。待他们纷纷取出车票,华先生重新站在售票机前,投币,等待,但是不知为何,他再次遭到售票机的冷遇,耐心的华先生又退后到其他旅客身后,如此三番。
这个过程其实时间不长,因为我们要乘坐的那次列车还没有进站,但我替华先生紧张着急,对那个只对华先生毫无感觉的售票机满怀怨气——是不是看我们都是陌生的中国人,就摆出一副欺生的面孔?可投进去的是欧元总不能不认啊!我希望这时候有德国的雷锋站出来,帮助礼让他人的华先生。好在轻轨列车即将进站时,冷漠的售票机才对华先生绽开了笑脸。
上了车,人很多,却没有检票员,要想逃票是很容易的,这个疑问我没有好意思问华先生,在站台上,人们自觉排队在自动售票机前的情景告诉我,在安静的车厢里,有这样的念头是会无地自容的,是低级而龌龊的。
出国前我就打算好了,每走一个地方,为女儿寄一张当地的明信片,一是报平安,二是作为永久的留念。我以为这是件普通小事,却一路耗费了我许多精力。
因为临行前只兑换了少量美元,没有兑换欧元,一到法兰克福,就发现这里的书店、小商品的店铺,还有超市只收欧元,我怀揣着美元却一分也花不出去。看着路边货架上图画各异——有反映法兰克福二战历史、人文地理风貌的,还有美丽城市景观的明信片,我只有驻足干瞪眼。后来,同学给我了几欧元,终于将明信片买到手,又因为找不到邮局不懂得怎样把明信片邮寄出去而犯愁。
其实,在法兰克福的那一周里,我有太多的问题需要了解,需要解决。我不停地询问华先生,比如兑换货币,比如在哪里能买到明信片,比如明信片的书写格式等。华先生很有耐心地听我反复絮叨,有些问题,他知道该怎么办,就一步步指点我,帮我解决了。但是,对于明信片的邮资是多少,他也不得而知,找邮局寄出也是个困难,因为我们每天要上课,去上课的途中又不能随意停留。
一周后,我们结束了在法兰克福的学习,即将前往柏林,但是明信片却仍没有寄出。临行前的那天晚饭,华先生答应我,法兰克福的三张明信片可以留给他,由他为我邮寄。因为我已经不停地为各种小事打扰他,所以很不好意思再这样麻烦他。我说我要留下邮资。这时,他第一次显出了不耐烦,不容我再啰唆。同学们玩笑说,张艳茜,你干脆拥抱一下华先生,算作表达谢意。于是,我走到华先生面前,很真诚地拥抱了一下华先生。华先生表现出了几分羞涩,然后像大哥哥一样在我的肩上轻轻拍了拍。
回宾馆的路上,我们要和华先生告别。华先生说,一会儿我要到你们各自的房间一一告别。
那天,华先生坐在靠窗的茶几边,我则拉开距离坐在床边。房子里好像突然间很闷热,华先生奇怪我没有开空调,我说这些天也没有感觉到热。这是事实,还有个原因我没有说出口,就是我压根不知道空调开关在哪里。
现在,我们的身上肯定都在流汗,起码我是这样,莫名的紧张和闷热,使我一时语塞,竟然连句感谢话和平常告别的套话也说不出来了,我为苦于寻找谈论的话题而沉默着。
华先生微笑地看着我,询问这些天对培训课程安排有什么不适应和不满意的地方,同学们都有什么反应。忘记了我是怎样回答他的,我肯定如实地表达了我个人的感受。当了解了我当时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后,华先生惊愕而怜惜地看了我好久。随后,他的眼中充满了成熟男子体贴宽厚的柔情,满怀真诚地祝福我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很感激,不仅因为这句来自遥远的欧洲的祝福,也因为他逐渐缓解了我的紧张情绪。平日里我表面看似放达大方,其实内心却拘谨而警惕。可以在众人面前去拥抱,但是与男子单独相处,无论面对的是君子还是小人,在我眼里只强烈地突出了性别,防火墙立即高筑起来。这就是我性格的多重性。在华先生起身向我祝福的那一刻,我知道在温和礼貌的华先生面前,自己紧张得可笑而多余。
回国后,收到了华先生帮我邮寄的明信片,想起为这小小的纸片反复的折腾,心里对华先生的感谢之情随即荡漾开来。但我更多的时候想起华先生,浮在眼前的是华先生走在街道的十字路口,等待绿灯亮起时的坚定身影。
文明是一种规范,也是一种习惯。华先生已经养成了习惯。他是我们的榜样。
德先生不是某一个人,德先生可能是我在德国时见到的任意一个人。
刚到德国,接触的第一个也是相处时间最长的德先生,是为我们开车的大巴司机,因为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所以我就称呼他大巴德先生。他个子不高,可能一米七的身高,与街上行走的人高马大的德先生一比,大巴德先生就像NBA赛场上灵活地穿行在巨人群里的小个子艾弗森,显得很袖珍。
我们从法兰克福的机场一出来,大巴德先生就面带微笑地迎上前来。看不出他的年龄,灰白的头发,有些褶皱纹理的脖子,要按判断中国人年龄的经验,应该在五十五岁以上了。他将我们沉重的行李一件一件很整齐地放进大巴车的行李箱里,也就是从那天起,每次只要带行李出行,他都是很认真地帮我们放行李。不晓得这是不是他的工作范围,在国内这样的服务我很少享受。大巴德先生不信任我们自己摆放行李,有时,看到已经横竖躺倒的旅行包,他嘴里总是边嘟嘟囔囔,边重新摆放整齐。有一次,手提行李帮忙的同学不小心与正在提箱子的他撞在了一起,箱子很重地碰了大巴德先生的胳膊,疼得他大声叫了一嗓子,揉了一阵子之后,又过来开始认真整理。
自第一天大巴德先生把我们从法兰克福机场接回来,二十天的旅程里,我们一路坐他的大巴,走过了欧洲八个国家,可以说是和他朝夕相处了。但是,除了早晨问一声good morning,一天结束说一声bye bye,很少和他有语言交流。
其实大巴德先生是一个很爱说话的人,从他的面部表情观察,他兴奋时会叽哩咕噜说一堆的话,生气时话更多,说些什么,有时陪同我们的中国留学生小赵会翻译给我们。但很多时候,这个小赵则任由大巴德先生滔滔不绝,慷慨陈词,却一句也不告诉我们。能想象,有些可能是与我们无关的抱怨,比如塞车等待时的不耐烦,还有则肯定是些对我们不满意的话,尤其是在后来每天七八个小时长途旅途奔波,疲惫,困倦,我们就让小赵准备了赵本山主演的电视连续剧《马大帅》的光碟,一上路就开始播放,在赵本山搞笑的语言和夸张的表演中,缓解旅途的单调和乏味。
电视机就悬挂在大巴德先生头顶,在他听来,中国话肯定也是叽哩咕噜的鸟语,我们观看时不断发出的笑声自然无异于噪音了。虽然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却没完没了地听着一句也不懂的外国话,还要忍受头顶传来的聒噪和莫名其妙的哭哭笑笑,他不抱怨就不正常了。
大巴德先生严格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时间,不会提前也从不延误,更不会拖着疲惫的身躯上路,这也是德国劳动法明文规定的。
有一天中午,我们半小时就解决了没滋没味的团队餐,天空乌云压顶,眼见一场雨就要来临,我们快速到达停车场,找到我们乘坐的大巴。这时,在车里休息的大巴德先生却示意我们,规定的四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还没有到。雨开始噼噼啪啪地淋打在车窗上了,我们被允许上车,但是,直到休息时间结束,大巴德先生才发动车重新上路。
从德国柏林去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途中,在德荷边境处,我们遭遇了出国以来第一次的高速公路堵塞,绵延几公里的汽车长龙,走走停停,缓慢地向前爬行,眼看着从日上三竿,耗到了日薄西山,路途遥遥,仍然没有畅通的迹象。我们的大巴车此时刚好在一条岔道的前面,已经有几部小车拐向那条岔道,如果我们要步他们后尘,就要倒退之后掉转车头。大巴德先生刚要有这种企图,就被左边小车道上的一位英俊的德先生识破,他对着大巴德先生很严肃地一通呜哩哇啦。大巴德先生立即停止了汽车发动,态度诚恳地对着英俊德先生微笑点头。事后小赵翻译,那位英俊德先生说,如果我们的大巴要违反交通规则,在高速路上随意倒车掉头,他就打报警电话。
那天,直到临近晚上八点,高速公路才畅通,到达阿姆斯特丹已经夜里十一点,停车时大巴德先生说,明天推迟到十点发车。小赵一听就急了,虽然大巴德先生的要求不为过,今天已经超出了工时,按理是要保证他的休息时间。但是,如果明天不能如计划八点半出发就可能影响一天的行程,看到左右为难的小赵,大巴德先生诡秘地一笑说,我开玩笑呢。这是二十天里,大巴德先生第一次违反工作规定。
去德国之前,我们就听说德国人做起事情来非常认真严谨,一板一眼。比如,有两个中国人在德国的某个城市,参观归来要步行回到所住的宾馆,不晓得要走多久才能到达,于是询问一位德先生,德先生摇头摆手说不知道。待两位中国人走后,这位德先生一直目送他们走出好远,然后又快步追赶上他们,告诉他们,经过观察,根据他们的步伐速度计算,他现在知道了到达宾馆需要的时间。再比如,中国菜谱中,常出现的盐少许、醋少许之类含混的量词,德先生是无论如何想不出的,德先生做饭时会一边看着菜谱,一边用秤称料,用量杯倒水,又要看看温度,还要严格控制时间,简直就像是做化学实验。
我在德国超市里见到最多的一件小商品,是个类似钟表的小玩意儿,后来知道那是计时器,厨房里用得最多,设定时间后,会像闹铃一样丁零零作响。我们当着大巴德先生的面,一路讲笑话一样讲着德先生们做事认真得有些呆板的轶闻趣事。
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标志性建筑——勃兰登堡门和波茨坦广场之间,离德国联邦议院和总理府所在地近在咫尺的地方,是2005年5月10日建成的德国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从远处望去,由体积不一的2711块长方体水泥碑组成的黑灰色的石碑,如同一片波涛起伏的石林。
许多国家是在显著位置树碑纪念丰功伟绩,德先生们却能为自己历史上所犯罪行的受害者建立纪念碑,坦白忏悔曾经的残暴行径,让我们对这个民族深刻的觉悟和道德的力量由衷地敬佩。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德先生们认真反省悔罪的惊世行为,应该成为“各国先生”们学习的榜样,不仅仅只是有所触动,而是勇于承担、勇于面对自己曾经的历史。事实是,许多国家的“先生们”并没有像德先生们做得这么好,这么彻底。
责任编辑:韩红艳
张艳茜,198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出版长篇著作《路遥传》《貂蝉》《和亲之路》(汉上),散文集《远去的时光》《城墙根下》《从左岸到右岸》《心中有她就属于你》等,有文章发表转载在《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作家》等报刊。曾任《延河》文学月刊常务副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研究员。现就职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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