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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这天上午的讲座十二点过了才结束。一下课，负责我们在德国培训的德中国际交流培训中心的华永顺先生，就匆忙带我们步行，穿过法兰克福开放式的火车站，到另一条街道的中国餐馆吃午饭。
路上占去了很多时间，午饭时间便很紧张。好在饭菜是早已有准备的团队餐，一勺烩的六菜一汤，没滋没味的，能填饱肚子，但缺少了舌尖上的味蕾感觉。饭后，为避免下午的讲座迟到，华先生步履更加匆忙，不时回头焦急地看着身后战线拉得很长的我们培训班的同学，希望大家能加快步伐，早点赶到黑森州行政管理学院。
我很能理解身后走路拖沓的同学们。刚到德国，时差还没有调整过来，我们就天天乘车早出晚归上午下午地听讲座。疲惫、缺少睡眠，使得大家的气色都很晦暗。时常，早上汽车一发动，一个小时或半小时的路程，还没有等华先生介绍完要去地方的情况和当天课程有关德国的情况，我们乘坐的大巴上就此起彼伏响起了杂乱的呼噜声。不能乘车时当然响不起呼噜声，这可是在德国啊，眼前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街景、建筑、广告牌、店铺，即便是不看这些，不时从眼前晃过来的金发碧眼的男男女女也够我们目不暇接的了。因此，我们疲惫的不仅是身体，还有眼睛。眼睛一忙碌，步伐自然也就明显慢了下来。
华先生的面颊已经流下汗了，两手不停地倒换着一个黑色的大公文包。看得出，他不是因为包的分量，而是心情的问题。这些天，他一直提着这个有些褪色、边沿磨损的公文包，包的外层放着一大瓶含苏打的矿泉水瓶。华先生在超市为我们买过这种苏打水，但味道特别不入口。后来，华先生就专门给我们买纯净水，而他还坚持喝着苏打水。毕竟，他来德国已经十年了，十年足以重新建立一个人的观念和饮食习惯。
华先生回身看见了一直紧随其后的我。我这样跟屁虫似的走在他身后，一是为了给华先生焦急的心情一个安慰：不必担心，我们都在。二则是我小时候做游戏时落下的毛病，生怕迷路掉队，紧紧跟在邻家大哥哥身后，这样有安全感。
华先生脚步没有放缓，但焦躁的情绪略微稳定了下来，他问我对德国的印象怎样，我脱口而出：干净。
的确，在德国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街道干净，没有见到藏污纳垢的死角；建筑物干净，好像每天都是昨天刚清理过的，建筑外表的墙面、钢架还有玻璃上始终一尘不染；人们穿着干净，除了一些女孩子上衣较短露出小蛮腰，裤带扎在肚脐下，弯腰时从后边看极不雅观外，大多数人的穿着都很整洁得体，没有见到哪个人穿着有汗渍的肮脏衣服招摇过市。
突然想起我认识的一位自称是美学理论家的人，平时总是西装领带，道貌岸然，一副很讲究的样子。但是脱去了外套，他的庐山真面目立即现形：白色的衬衣袖口露出一圈污垢，领边也是一圈乌黑，明显失去了衬衣原有的本色。有一年夏天他参加文学界组织的北戴河休闲度假活动，竟然一个星期没有换下身上的T恤，汗味沤得酸臭，一圈一圈的汗渍像是给T恤重新绘了色描了图。尽管这样，也没有影响他好为人师的良好感觉，依旧大呼小叫着，不断发表他自以为高明的美学理论。
在德国的这些天，为我们讲课的教授、学者、专家，虽然穿的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西服，也有着休闲便装走上讲台的，但他们的干净整洁自不用说，很多衣服熨烫得像是第一次穿在身上，皮鞋也崭新得似刚从店里买来。
他们没有必要在我们这些外国人面前伪装，干净已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就像眼前的火车站，宽敞明亮，通达安静，像是一个大商场，有日用商品的店铺，也有书店、酒吧、咖啡店，空气中飘溢着咖啡和面包的醇厚香气，没有跋山涉水风尘仆仆的国内火车站蒙尘纳垢的味道，没有长途奔波蓬头垢面、衣冠不整混乱拥挤的出行人流，没有到处丢弃的包装袋、破纸屑和矿泉水瓶，没有油腻污浊、卫生纸遍地的龌龊店面，没有高声叫卖拦住旅客兜售商品的小商小贩。人们来火车站像是忙碌之余的放松，信步走入书店、咖啡店、酒吧，一杯醇香的咖啡、一本好看的杂志或一册可心的图书在手，安静地坐下来阅读小憩。时间到了，摆摆手各自从容上路。
和华先生聊着德国的干净，很快走出了火车站，再过一条街道，对面就是黑森州行政管理学院，但时间也所剩无几了。这是条铺着有轨电车轨道的街道，往返的电车频繁地穿梭着，华先生匆匆沿着路边向有标志牌的人行横道走去。这时，身后的同学们已经陆续走出火车站，也感到了上课时间在即，晓得德国人严谨的时间观念，于是，趁着电车穿行的空当、间隙，纷纷任意横穿轨道，先华先生一步穿过了街道。看着对面我的这些不守规矩的同学，华先生没有说话，眉宇间不易觉察地紧锁了一下，他坚定地等待着人行道的绿灯亮起才过马路。
在法兰克福期间，我们住在这座城市的边缘地带，离市中心还有一些距离，要跨过一条穿过城市的美因河。一天下午课程结束后，华先生说，要带我们去市中心吃晚饭。出了门就找不到北的我们这些外国人，每天散步到波光旖旎、清洁宁静的美因河畔，看着近处缓缓流淌的碧绿河水，望向远处掩映在绿色里朦胧的建筑，只能隔岸观景，望洋兴叹，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华先生的用意当然不只是为一顿晚餐。
兴奋的我们跟随着华先生，徒步走过好几条街道之后，来到轻轨列车车站，直接进入站台里，那里有自动售票机。华先生站在售票机前，计算了一下我们一行十八人的车票费，然后将一张不晓得多少面值的纸币送入投币孔，但是，售票机没有理睬。这时，站台上又上来许多要投币买票的旅客，华先生很礼貌地收起钱，微笑着示意身后自觉排队的旅客，请他们先买票。待他们纷纷取出车票，华先生重新站在售票机前，投币，等待，但是不知为何，他再次遭到售票机的冷遇，耐心的华先生又退后到其他旅客身后，如此三番。
这个过程其实时间不长，因为我们要乘坐的那次列车还没有进站，但我替华先生紧张着急，对那个只对华先生毫无感觉的售票机满怀怨气——是不是看我们都是陌生的中国人，就摆出一副欺生的面孔？可投进去的是欧元总不能不认啊！我希望这时候有德国的雷锋站出来，帮助礼让他人的华先生。好在轻轨列车即将进站时，冷漠的售票机才对华先生绽开了笑脸。
上了车，人很多，却没有检票员，要想逃票是很容易的，这个疑问我没有好意思问华先生，在站台上，人们自觉排队在自动售票机前的情景告诉我，在安静的车厢里，有这样的念头是会无地自容的，是低级而龌龊的。
出国前我就打算好了，每走一个地方，为女儿寄一张当地的明信片，一是报平安，二是作为永久的留念。我以为这是件普通小事，却一路耗费了我许多精力。
因为临行前只兑换了少量美元，没有兑换欧元，一到法兰克福，就发现这里的书店、小商品的店铺，还有超市只收欧元，我怀揣着美元却一分也花不出去。看着路边货架上图画各异——有反映法兰克福二战历史、人文地理风貌的，还有美丽城市景观的明信片，我只有驻足干瞪眼。后来，同学给我了几欧元，终于将明信片买到手，又因为找不到邮局不懂得怎样把明信片邮寄出去而犯愁。
其实，在法兰克福的那一周里，我有太多的问题需要了解，需要解决。我不停地询问华先生，比如兑换货币，比如在哪里能买到明信片，比如明信片的书写格式等。华先生很有耐心地听我反复絮叨，有些问题，他知道该怎么办，就一步步指点我，帮我解决了。但是，对于明信片的邮资是多少，他也不得而知，找邮局寄出也是个困难，因为我们每天要上课，去上课的途中又不能随意停留。
一周后，我们结束了在法兰克福的学习，即将前往柏林，但是明信片却仍没有寄出。临行前的那天晚饭，华先生答应我，法兰克福的三张明信片可以留给他，由他为我邮寄。因为我已经不停地为各种小事打扰他，所以很不好意思再这样麻烦他。我说我要留下邮资。这时，他第一次显出了不耐烦，不容我再啰唆。同学们玩笑说，张艳茜，你干脆拥抱一下华先生，算作表达谢意。于是，我走到华先生面前，很真诚地拥抱了一下华先生。华先生表现出了几分羞涩，然后像大哥哥一样在我的肩上轻轻拍了拍。
回宾馆的路上，我们要和华先生告别。华先生说，一会儿我要到你们各自的房间一一告别。
那天，华先生坐在靠窗的茶几边，我则拉开距离坐在床边。房子里好像突然间很闷热，华先生奇怪我没有开空调，我说这些天也没有感觉到热。这是事实，还有个原因我没有说出口，就是我压根不知道空调开关在哪里。
现在，我们的身上肯定都在流汗，起码我是这样，莫名的紧张和闷热，使我一时语塞，竟然连句感谢话和平常告别的套话也说不出来了，我为苦于寻找谈论的话题而沉默着。
华先生微笑地看着我，询问这些天对培训课程安排有什么不适应和不满意的地方，同学们都有什么反应。忘记了我是怎样回答他的，我肯定如实地表达了我个人的感受。当了解了我当时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后，华先生惊愕而怜惜地看了我好久。随后，他的眼中充满了成熟男子体贴宽厚的柔情，满怀真诚地祝福我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很感激，不仅因为这句来自遥远的欧洲的祝福，也因为他逐渐缓解了我的紧张情绪。平日里我表面看似放达大方，其实内心却拘谨而警惕。可以在众人面前去拥抱，但是与男子单独相处，无论面对的是君子还是小人，在我眼里只强烈地突出了性别，防火墙立即高筑起来。这就是我性格的多重性。在华先生起身向我祝福的那一刻，我知道在温和礼貌的华先生面前，自己紧张得可笑而多余。
回国后，收到了华先生帮我邮寄的明信片，想起为这小小的纸片反复的折腾，心里对华先生的感谢之情随即荡漾开来。但我更多的时候想起华先生，浮在眼前的是华先生走在街道的十字路口，等待绿灯亮起时的坚定身影。
文明是一种规范，也是一种习惯。华先生已经养成了习惯。他是我们的榜样。
德先生不是某一个人，德先生可能是我在德国时见到的任意一个人。
刚到德国，接触的第一个也是相处时间最长的德先生，是为我们开车的大巴司机，因为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所以我就称呼他大巴德先生。他个子不高，可能一米七的身高，与街上行走的人高马大的德先生一比，大巴德先生就像NBA赛场上灵活地穿行在巨人群里的小个子艾弗森，显得很袖珍。
我们从法兰克福的机场一出来，大巴德先生就面带微笑地迎上前来。看不出他的年龄，灰白的头发，有些褶皱纹理的脖子，要按判断中国人年龄的经验，应该在五十五岁以上了。他将我们沉重的行李一件一件很整齐地放进大巴车的行李箱里，也就是从那天起，每次只要带行李出行，他都是很认真地帮我们放行李。不晓得这是不是他的工作范围，在国内这样的服务我很少享受。大巴德先生不信任我们自己摆放行李，有时，看到已经横竖躺倒的旅行包，他嘴里总是边嘟嘟囔囔，边重新摆放整齐。有一次，手提行李帮忙的同学不小心与正在提箱子的他撞在了一起，箱子很重地碰了大巴德先生的胳膊，疼得他大声叫了一嗓子，揉了一阵子之后，又过来开始认真整理。
自第一天大巴德先生把我们从法兰克福机场接回来，二十天的旅程里，我们一路坐他的大巴，走过了欧洲八个国家，可以说是和他朝夕相处了。但是，除了早晨问一声good morning，一天结束说一声bye bye，很少和他有语言交流。
其实大巴德先生是一个很爱说话的人，从他的面部表情观察，他兴奋时会叽哩咕噜说一堆的话，生气时话更多，说些什么，有时陪同我们的中国留学生小赵会翻译给我们。但很多时候，这个小赵则任由大巴德先生滔滔不绝，慷慨陈词，却一句也不告诉我们。能想象，有些可能是与我们无关的抱怨，比如塞车等待时的不耐烦，还有则肯定是些对我们不满意的话，尤其是在后来每天七八个小时长途旅途奔波，疲惫，困倦，我们就让小赵准备了赵本山主演的电视连续剧《马大帅》的光碟，一上路就开始播放，在赵本山搞笑的语言和夸张的表演中，缓解旅途的单调和乏味。
电视机就悬挂在大巴德先生头顶，在他听来，中国话肯定也是叽哩咕噜的鸟语，我们观看时不断发出的笑声自然无异于噪音了。虽然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却没完没了地听着一句也不懂的外国话，还要忍受头顶传来的聒噪和莫名其妙的哭哭笑笑，他不抱怨就不正常了。
大巴德先生严格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时间，不会提前也从不延误，更不会拖着疲惫的身躯上路，这也是德国劳动法明文规定的。
有一天中午，我们半小时就解决了没滋没味的团队餐，天空乌云压顶，眼见一场雨就要来临，我们快速到达停车场，找到我们乘坐的大巴。这时，在车里休息的大巴德先生却示意我们，规定的四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还没有到。雨开始噼噼啪啪地淋打在车窗上了，我们被允许上车，但是，直到休息时间结束，大巴德先生才发动车重新上路。
从德国柏林去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途中，在德荷边境处，我们遭遇了出国以来第一次的高速公路堵塞，绵延几公里的汽车长龙，走走停停，缓慢地向前爬行，眼看着从日上三竿，耗到了日薄西山，路途遥遥，仍然没有畅通的迹象。我们的大巴车此时刚好在一条岔道的前面，已经有几部小车拐向那条岔道，如果我们要步他们后尘，就要倒退之后掉转车头。大巴德先生刚要有这种企图，就被左边小车道上的一位英俊的德先生识破，他对着大巴德先生很严肃地一通呜哩哇啦。大巴德先生立即停止了汽车发动，态度诚恳地对着英俊德先生微笑点头。事后小赵翻译，那位英俊德先生说，如果我们的大巴要违反交通规则，在高速路上随意倒车掉头，他就打报警电话。
那天，直到临近晚上八点，高速公路才畅通，到达阿姆斯特丹已经夜里十一点，停车时大巴德先生说，明天推迟到十点发车。小赵一听就急了，虽然大巴德先生的要求不为过，今天已经超出了工时，按理是要保证他的休息时间。但是，如果明天不能如计划八点半出发就可能影响一天的行程，看到左右为难的小赵，大巴德先生诡秘地一笑说，我开玩笑呢。这是二十天里，大巴德先生第一次违反工作规定。
去德国之前，我们就听说德国人做起事情来非常认真严谨，一板一眼。比如，有两个中国人在德国的某个城市，参观归来要步行回到所住的宾馆，不晓得要走多久才能到达，于是询问一位德先生，德先生摇头摆手说不知道。待两位中国人走后，这位德先生一直目送他们走出好远，然后又快步追赶上他们，告诉他们，经过观察，根据他们的步伐速度计算，他现在知道了到达宾馆需要的时间。再比如，中国菜谱中，常出现的盐少许、醋少许之类含混的量词，德先生是无论如何想不出的，德先生做饭时会一边看着菜谱，一边用秤称料，用量杯倒水，又要看看温度，还要严格控制时间，简直就像是做化学实验。
我在德国超市里见到最多的一件小商品，是个类似钟表的小玩意儿，后来知道那是计时器，厨房里用得最多，设定时间后，会像闹铃一样丁零零作响。我们当着大巴德先生的面，一路讲笑话一样讲着德先生们做事认真得有些呆板的轶闻趣事。
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标志性建筑——勃兰登堡门和波茨坦广场之间，离德国联邦议院和总理府所在地近在咫尺的地方，是2005年5月10日建成的德国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从远处望去，由体积不一的2711块长方体水泥碑组成的黑灰色的石碑，如同一片波涛起伏的石林。
许多国家是在显著位置树碑纪念丰功伟绩，德先生们却能为自己历史上所犯罪行的受害者建立纪念碑，坦白忏悔曾经的残暴行径，让我们对这个民族深刻的觉悟和道德的力量由衷地敬佩。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德先生们认真反省悔罪的惊世行为，应该成为“各国先生”们学习的榜样，不仅仅只是有所触动，而是勇于承担、勇于面对自己曾经的历史。事实是，许多国家的“先生们”并没有像德先生们做得这么好，这么彻底。
责任编辑：韩红艳
张艳茜，198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出版长篇著作《路遥传》《貂蝉》《和亲之路》（汉上），散文集《远去的时光》《城墙根下》《从左岸到右岸》《心中有她就属于你》等，有文章发表转载在《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作家》等报刊。曾任《延河》文学月刊常务副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研究员。现就职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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