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本名陈立新，1962出生，安徽天长人，著名散文家，汪曾祺研究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四届安徽省作家协会理事，安徽大学兼职教授，中国金融作协理事。著有《苏北作品精品集》(五卷):包括小说集《秘密花园》、散文集《城市的气味》《呼吸的墨迹》，回忆性著述《忆·读汪曾祺》和《汪曾祺闲话》等。
□ 苏 北
汪曾祺画像
城市的冬天下了第一场雪，外面的楼顶洁白一片。天空依然是灰蒙蒙的。室内清冷，无事可做，于是我便翻出这本画册，来搜寻一种温暖的感觉。
我随便打开一页，是一幅芭蕉。画面上芭蕉约六七把。墨色极淡。可在画面的左下角偏偏又添一枝樱桃，鲜红的色彩。数数有12枚，被两片嫩嫩的绿叶托着。在樱桃的枝头，竟然还栖息着一只棕腹黑背长喙的小鸟。鸟儿神情专注。仿佛聆听，又似凝视。煞可爱。
我又翻到一页。这是一幅茶花。洇洇的5朵，花朵艳得抹不开。题款云：云南茶花天下第一，西山华亭寺有宝珠茶一本，开花万朵。画画的老人曾自己说过：“近年画用笔渐趋酣畅，布色时或鲜浓，说明我还没有老透，精力还饱满，是可欣喜也。”
我打开的是一本自制的画册，所收集乃汪曾祺先生绘画作品的照片。
阅读这本画册在冬天是适宜的。它是你内心所敬重的生命悄然消失之后留下的较为纯粹的东西。它宁静而又亲切，与冬天的心境极为相近。
是十年前的一个日子吧。我来到画这本画册的老人家里。老人安静而又亲切。他缓缓地在小书房和客厅间动作着。是去沏茶吧。我看着这个动作如茶肆里卖茶的老头一般迟缓的人，心想：他的生命是多么灿烂呀。就在那些日子里，老人把他所画的几十幅作品托我去装裱一下。同时老人有个小小的奢望：想在中国美术馆搞一个小型画展。装裱之后我将这些画送还老人，可展览之事老人再也没有提起。那些字画如今也不知了去向。我想大概是让老人陆续送人了吧。
幸亏当时我多一个心眼呵！将裱好的字画拍了照片装订成册。
汪曾祺是以小说散文名的，画画只是他的业余。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却把“副业”当成了主业，兴趣都用在画画和写字上了!
我一页页翻看着画册，一幅幅画面就这样真实地呈现在眼前。宗璞说汪曾祺的“戏与诗，文与画，都隐着一段真性情”，画家马得称赞汪曾祺“荷叶画得好不稀奇，题字与画结合得这样好却是难得的”，倒是汪先生自己的评价较为中肯：“我画不了大写意，也不耐烦画工笔。我最喜欢的画家是徐青藤、陈白阳。我的画往好里是有逸气，无常法。”
我在这个冬天阅读这册画集时，却生出一种“如秋叶之静美”的感觉，颇有“一竿风月，一蓑烟雨”之境。这册画集里的一些作品的真迹我是有的，偶尔我也会取出看看。那些墨迹是真实的，仿佛在呼吸，仿佛仍透出那个画画人的精气神。
我伫立窗前，外面又雪花飞舞，那洁白轻盈的东西，像一只只飞舞着的精灵。这舞蹈的精灵，请你给我捎个信，那个在遥远地方的老人，你还好吗？
2006年1月20日此时窗外大雪纷飞。
《一汪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
□ 苏 北
这本小书是我十多年的心血。因为我这些文字都不是一次完成的，是十多年间零零碎碎写的，当时都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所以作为书，体例上是不通的。好在文字贴心贴肺，这就不怕。文学不怕不通，就怕无情。记得汪先生在世时，一次到他家，他的膝盖上正捧着一本杂志，杂志上是一个作者写的他的小传式的印象记。我问先生：“看了么？写得怎么样？”他揪着眉头说：“这这这，这叫什么玩意？！”他是相当不满意的。我倒以为，各人从不同的方向、角度，去认识一个人，总是有益的。我当时说，若干年后，也许我有能力，写一本《汪曾祺传略》，10万字，簿薄的一本，那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我说这话时正是夏天，因为蒲黄榆9号楼的窗外，不知什么地方一棵树上的一只蝉正鸣得凶。汪先生没有吱声，但是他表情很平静，似乎还有那么一点点欣喜。我说，你若能给我谈谈，谈三天，我做一个录音，那将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可是，这样的话，也只是说说而已。我那时也不是闲人，每天为编报纸和调京而忧伤。心想以后再说吧，仿佛汪先生可以长命百岁，可世事又何以能料得！
汪先生去世后，我仿佛又添了一份新的忧伤。我的朋友龙冬有一回对我说：“汪先生去世了，我们也应该长大了。”龙冬这番孩子气的话，让我心中不是滋味，忽然间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无奈和空寂的感觉。也不是太强烈，只是那么模模糊糊的，仿佛有那么一丝半点，待细琢磨时，又不见踪影。
这十多年来，对汪先生的书，我读读写写，写下这10多万的文字，集成这么一个小册子。这能算是一本《汪曾祺传略》么？我自己看都不像。但对我来说，我以为是我对汪先生最好的纪念。这多年来，不断地有人提醒我，不能再看汪曾祺了，即使读成“汪曾祺第二”，又怎么样？还是汪曾祺。我记得似郑板桥说过“愿做青藤门下一条狗”。我们这样的业余写作，又是在文革中读中学的孩子，那一点根底，出息又能出息到哪？俗语说得好“底气，底气。底气足不足？”是说的童子功。我们哪里有什么“童子功”？都是成人了，才读那么一点书，那叫什么事？！因此，穷其一生，能成为“一条狗”已经算是不错了！有的人写一辈子，写了几百万字，可是回头看看呢，几乎是不通的！一辈子写不好的也大有人在啊。
我对这本小书里的文字，还是有几分自信的。十多年来，这些文字在各个方面受过一些检阅。记得《关于汪曾祺的几个片断》1997年刚刚在《大家》发表时，我的一位老师，就问我有没有地方转载了？我说没有。他觉得很奇怪。我是极相信他的眼光的。他对我从不说虚假的话。事实证明，十多年来，凡是读过我这些文字的朋友，无不说好。他们更坚定了我的信心。书中的其它文字，写出后也在国内和港台的一些报刊上发表过。说影响，我想是有一些影响的。以至网上有言论说我是“汪曾祺的学生”、“汪曾祺研究专家”、“汪门弟子”。我原来自己也说过“我虽不敢枉称是汪先生的学生，但我是读汪曾祺最痴迷、最持久的一个”。现在岁月又流逝了十多年，我又写了汪先生的这么一点文字。说不是，也显得过于矫情；说是，汪先生在世时，也没说过有我这么一位学生。
因此我想想，在这几个头衔中，让我自己选一个，我则更倾向于“汪门弟子”，因为弟子不可能一个，会有许多个，我做为其中一个小小的、不一定合格的弟子，我还是心有自喜。自己对汪先生崇敬、热爱，挣了半辈子，挣个小小的弟子，也不赖！至于有人说是“汪曾祺研究专家”，那简直是胡扯！写了一本薄薄的小书，就是专家了？那不是笑话！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2009年4月25日上午
《拉萨的时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读《拉萨的时间》兼及其他
□ 苏 北
我首先要表达的是对龙冬先生的感谢。我这半生的文学朋友大多都是通过龙冬兄认识的。我这里正式向他表示感谢。当然我自己也有点长处，比较真诚。龙冬出生在北京，是在社科院大楼里长大的。龙冬给我提供兄弟般的友谊，可以说他从来没有用那种让人感觉到居高临下的方式跟你交往。我认识龙冬，是因为读了他发在《青年文学》上的小说《小十字口》。大概是86、87年，他还在北京的中华书局发行部工作，后来他到了《中华儿女》杂志社，我一次到承德，从北京过，找过他一次。那是第一次见面。那个时候我不会坐电梯，上去后又下来，下来又上去。来回几次后，电梯口上来一个小青年，我看恍惚像龙冬，因为他寄给我过一张照片。我说你是龙冬吧？他连说：是，是，是，我是。龙冬眼睛圆圆的，他就那么认真地回答着。后来他请我吃担担面，那是我第一次吃这个叫担担面的东西。这就是他对一个乡下孩子的态度。1989年我到鲁院上学，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了。1990年的时候，他去援藏，在《西藏青年报》工作，而我在湖北黄州编一本刊物，曾计划去拉萨，还在一个本子上画过路线图。可是总是没有钱，计划泡汤了。龙冬援藏回来，带回来一个美丽的藏妞，这就是央珍。央珍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西藏女性，而且也是第一个藏族人。1993年初，我有幸借调到北京工作，一干就是近五年（的时间），使我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我们交往时都是在物质匮乏的时期，都很年轻，虽然贫穷，但都很快乐。我们在青年时可以说是有那么一段神采飞扬的日子。我们并不十分渴望成名，但写作是真诚的。
后来我虽离开北京到了省里，可我经常到北京出差，也是能见上面的。但没有在北京工作时（那么）方便了。他有了许多新朋友，我也多（数都）认识。但深入接触的机会还是要少得多。这样一过就是几十年，我以为什么都不会变。哪知道世界每天都在变。你看，我今天已经戴了一顶帽子，有了老相。央珍给我人生的印象，多定格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东总部胡同的那个年青的时期。每次我从建国门地铁上来，首先灌入耳内的是长安街上疾驰的汽车轧在马路上的“呼呼”的车流声，之后我就比较快乐，沿着那个斜刺的胡同飞跑。一进入胡同，立马就安静了许久，再跑几步，那个刺耳的声音就被甩到了身后，一下子便安静了下来，我走到一个门朝西的院子，迎面一个二层小楼（那可是一个古老的小洋楼）。我走过去，沿小楼还披了个小厦子，朝南开了个小门（我有时没有预约，门上会有一把小铁锁）。我在院子里冲楼上喊一声：玛圪那盖！这是我发明的密语，就是“我到了”的意思。这时就会有龙冬一声（传来）：哎！或者央珍一声（传来）：苏北来了！
进门，龙冬是一贯地说：嗯，上楼坐。上楼坐。之后便换了鞋，——要换鞋么？好像是。——到楼上坐下。龙冬和央珍是爱整洁的，楼上三间小房（两间？）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他们有时会点上一支藏香，一屋子浓烈的香味（我比较喜欢这个味道，有人可能不喜欢，嫌太浓了）。沿客厅的墙上，还高高地（也不太高，楼层并不高）斜拉一根线（铁丝？），上面挂了许多从西藏带回来的彩色的幡旗，这样就有了点藏族人家的气氛（是我自己设想的，也许他们仅仅是喜欢）。龙冬有时为我泡点茶，有时倒一点红酒（红酒？洋酒？不记得了），就会说上一些话。而央珍多会忙些事情，之后便坐在沙发上参与我们的说话（不是讨论，是东一句西一句的）。央珍比较安静，话不多，但也不是沉默，她是有礼节的、文雅地说着一些话。
这半生来，央珍给我留下的印象，要么是那个小楼，要么就是他们搬到藏研中心，多是在他们家里坐一会儿，聊几句，之后便出门吃饭了。吃饭有时人多，有时人少。人少就聊聊创作，聊聊熟悉的朋友。人多，龙冬就闹，一般来说，酒是不会少喝的。也会喝大，喝大了，龙冬就闹（说笑话或唱歌），而央珍，则一直静静地坐着，笑咪咪地看我们闹。
央珍给我留下了美丽的印象，她总是那么安静。我今天上午才把《拉萨的时间》看了，看了之后，我大为惊奇，她写得特别特别地小心。她的文字，都不是随意写下来的文字（能感觉得她的认真），她对文学的感觉，给人以特别特别的小心。我同意桑吉扎西老师和骆军兄的看法，我看到央珍在写作时有犹豫的部分，她很小心地去表达。这本集子中的《卍字的边缘》《拉萨有条八廊街》《我的大学》《甜甜的忧伤》等篇章我都喜欢。我读完《卍字的边缘》后，我对朋友说，有点像翻译小说似的，朋友认同。大约是西藏的生活、习俗、文化，是与我们有极大的差异的。央珍写作这篇小说时才二十三岁，而我读到这篇小说已五十七岁。我读完之后在文末写道：2019年1月5日晨读完，在北京灯市口干面胡同中国红十字会宾馆。冬日的阳光从南边的窗外慷慨地递进来。有一群鸟儿在不远处的天空飞翔。它们一大群，在低空中绕着圈子来回地飞，既迅速又优美。隔着窗子看，像看着老北京的一部动画片。这时我在看一个叫央珍的西藏女子写的小说。而《拉萨有条八廊街》，写得那么缜密细致。她对八廊街充满了一种极其绵稠的感情。正如她自己所写：“在八廊街，人们热爱自己的宗教，也热爱物质财富。佛热爱生灵，也热爱热闹。神灵崇高伟大，也平凡渺小。各种各样的现象在这条街上，既矛盾，又统一，各色各类的气氛在这条街上，既排斥，又融合。”
我想央珍的这些文字，是有价值的。可以这样讲，我们所讲的一种语言的干净（没有暴力），语言的宁静，在央珍的作品里，是随处都能够看到的。
本文系作者在央珍作品分享会上发言。2019年1月9日于北京灯市口干面胡同中国红十字会宾馆704房间整理。
苏北在央珍作品分享会上发言
□ 苏 北
我的母亲是个美食家。她虽然不认字，但她是个美食家。
母亲年青时不仅漂亮，还极其能干。她不但会做一手好的缝纫，而且烧菜做饭极其内行。她不是一般的烧菜做饭，她是可以“上锅”的——邻里有红白喜事，母亲便被请去掌勺。冬天农村的黄昏阴霾弥漫，那是焐雪的天气。远处田里的庄稼阴湿湿的，乡间的田埂蛇一般游向各方，我跟在母亲后面到娶媳妇的人家。庄子上已一片节日气氛，地上红爆竹屑散了一地，鼻涕泗流的孩子在草堆旁边到处乱跑，小狗子二呆子喊成一片。母亲进门便被接住，之后是厨房的案板上寻察一番，之后对几个帮手说这说那，一切材料预备停当，母亲便烧火，下锅炒菜。一般都是四五桌一磨（轮），二十几桌下来母亲不待休息的。母亲在一派详和热闹中忙碌着。
年关是乡下最热闹的。有时到一户人家，正在杀大猪，大猪嗷嗷惨叫，四个汉子七手八脚将猪撂倒，不一会那大猪便躺到杀猪盆里，烫好耨毛，不一会就是一个白白胖胖的样子。一个人用吹火筒在猪腿皮下猛吹一气，一个人拍拍打打，猪便迅速膨胀起来，不一会就被割成各种需要的形状，热乎乎地下到厨房。母亲便根据材料，红烧肉的，炒小炒的，做樱桃肉的。
母亲做樱桃肉是拿手的。一般一个厨子成名，主要是在一两个菜上出名。作为乡间厨子，我的母亲扬名乡里的是樱桃肉和烩鱼羹。樱桃肉和烩鱼羹大概是我的家乡天长的名菜。天长这个地方，虽属皖东，可生活习性多似扬州。我查阅了家里的三本菜谱书，皆没有上述两菜。可这两个菜，在我的家乡，可是待客的重头菜。
樱桃肉和烩鱼羹当为细菜，因为用料都极为讲究。樱桃肉原料为猪肉切丁，加白果（银杏果）文火炖出。切丁的猪肉要是带皮的五花肉，这样才能炖出胶质，有粘性。白果淖开，剥净去皮，之后同切成肉丁的五花肉同炖，加白糖和醋，小火，慢慢煨出。
樱桃肉上桌，得用调羹（汤勺）吃。因为肉丁和白果都极细嫩。樱桃肉入口酸甜（加了许多糖），极香极鲜美。五花肉和白果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因此营养极佳。做樱桃肉技巧在配料，配得好酸甜适当，配不好非酸即甜，入口腻人，口感顿失。
樱桃肉不可多吃，但在我的印象中，樱桃肉也多吃不了，一人也就几小勺。——惟此才能保住胃口。
现在的樱桃肉已不如过去。樱桃肉的原料要是乡下土黑猪的肉才好。可这样的小黑猪现在到哪里去找？
烩鱼羹，把鲫鱼或昂嗤鱼炖熟，俟冷透将肉剔出。这是一个相当费工夫的事。鱼肉要用手慢慢捡看，将小刺盲刺都剔尽——否则喝时卡了嗓子。烩鱼羹的鱼必须是鲫鱼或昂嗤（别的鱼烩出不好吃）。什么鲶鱼、青混、黑鱼，都不适合。之后将泡好的粉丝（必须山芋粉丝）剪成米粒大小，与鱼肉、原质汤加酱油、醋同炖。出锅时撒上胡椒粉（要多撒，不厌其多）,再撒上青蒜叶，细瓷大碗上桌。刚一上桌，香味四溢，酸鲜之味，入鼻而来。烩鱼羹要趁热喝，鲜，微酸，青蒜香，胡椒粉的微呛，真是美妙无比。
烩鱼羹用料讲究，做工精细，虽是地方名菜，在我们县，也不是所有家庭主妇都能做的。即使会做，口味也难调。不是咸了就是淡了；不是酸了就是辣了。个中学问，手重手轻，只有厨子自己明了。也是只可会意不可言传的。否则我母亲的第一传人，应是我的老婆，可我的老婆，却只领悟其奥妙之一二，不能掌握其精髓也。
我儿时吃的烩鱼羹、樱桃肉多矣！如今远离家乡，一年中只有春节回去与父母同住几日。母亲七十有一，垂垂老矣！春节回家，室内室外，四壁阴冷潮湿，母亲勾着腰，忙里忙外，准备年夜饭。家里堂屋桌子上摆满了菜。我有时看着母亲在院子里冰冷的自来水里佝偻着腰洗涮，半天手托着腰慢慢立起，心里一阵酸楚。我总是对母亲说，没有几个人，别弄那么多菜，而母亲并不理会。她也总是说，亲戚要上门的，菜多些防着，万一到时吃竖起来（家乡土话：表示菜不够了）。我知道母亲一生勤劳，如果闲下来，反不舒服——更何况我说不服她呀！
母亲烧菜的水平大不如从前,但母亲自己并不觉得。烩鱼羹和樱桃肉当然是吃得到的，那是她的看家菜。可有时总觉得味道有些不对，不再是我童年印象里的美味。不知是我多年来在外浪荡，口味败了，还是母亲老了。倒是我的豆蔻女儿，不知轻重，有时当着她奶奶的面说：“奶奶，你做的菜没有过去好吃了！”
她奶奶总是笑笑，并不置一言。那是她孙女说她，我们若说，她可饶不了我们！
作家苏北
苏北谈
胡竹峰 / 文
人在江湖，染世一深，渐渐都不愿意交往新朋友了，闲时泡在一起的还是那几个老面孔。这是种习惯，也是精神上的惰性吧。如果说女人是新的好，那朋友就是老的妙。反正我近来是越来越懒，连圈内的写作者都不想接触，更遑论其他。写得好，那是你的事，写得坏，又与我何干。
然而，当收到苏北的集子《像鱼一样游弋的文字》时，清新与感慨不禁涌上心头。说起来，我和苏北尚有些纸缘，在报刊上，多次以文章相聚。那些作品，让我看到了他高高在上的心气，但仔细一瞅，字里行间还可以寻觅到一个书生的敦厚情怀，反正都是现实所缺少的，这也是苏北的可敬之处。所以我愿意慢慢地欣赏苏北，默默地学习苏北。
小鸟尚且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更何况我辈活生生的人。
苏北的年纪比我父亲略大，属于前辈，但在写作上，我更愿意把他当成一个兄长，尽管各自的趣味与追求南辕北辙，但不妨碍我对他的喜欢。知堂翁在谈及钱玄同与刘半农时说：“饼斋究竟是经师,而曲庵则是文人也。”前贤不敢攀比，但把这句话挪在这里，不仅为文章添有一份旧气，也旨在说明大家的某些不同。
苏北的许多散文，颇有烟火之气。照我的理解，好的散文应该是粗茶淡饭，而并非锦衣玉食，所以我一直很偏爱弥漫了烟火气息的文字。说白了，大家都是生活在世俗的人生中。
我觉得苏北笔端的文章还有皖南的味道，苏北对皖南，从文法上看，倒也工整。皖南的农村，鳞次栉比是黑瓦白墙的民居，炊烟袅袅，恬静温润，岁月静好，我觉得苏北的散文正是这种境地。他那家长里短的亲切絮语，偶尔发几句妙论，是在让人欣喜。
在《东园或者清溪》一文中，他有段精彩的描写：
暮色围了过来，不知不觉地。山溪边的这一个小小的村寨沉寂了。一切都归于夜晚。鸡，猫，鸭子，清溪里的小鱼们；那远山的树，村寨边的芝麻，地里的苞谷，园里的茶，一切的一切，寂静，守衡，连溪滩边的各色卵石，都不再言语，静默着。星星集合着，该它们出场了，一颗，一颗，跳着出来，不一会，布满了半个天空。月亮像个大家闺秀，从容的，款款的，羞羞的走了出来，斜挂于天穹。
你看，是不是有村落民宅的古朴与淡然呢？而且疏朗的文字是那么干净。苏北的语言，好就好在干净上，像一杯从古井里打捞上来的水，澄澈，晶莹。孔子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我凭感觉猜测，或许思无邪三个字正是苏北的一种艺术态度，抑或是他向往的一种境界。因为从文字里看，苏北是个有浪漫气质的人，好奇心似乎也颇重，这是异秉，也是一种美好的性情。
前不久，他出版了一本关于汪曾祺的传记《一汪情深》。承蒙该书的责任编辑惠赠一本，我读得愉快极了，以致专门写了篇评论。通过这本书，可以看见苏北对一个文学前辈的尊敬与怀念，那种正大光明的欣赏，那种坦坦荡荡的迷恋，打动了我，也感染了我。
曾听人说苏北的写作在汪曾祺的影子里绕不出来，对此我是腹诽的。恰恰相反，我觉得汪曾祺对于苏北，只是一种趣味上的吸引与写作上的迷恋。如果一味往汪曾祺那里套，只能说明你小看了苏北的能力，高估了自己的眼光。当然，我写苏北，绕不开汪曾祺，但要写汪曾祺，我同样也绕不开苏北。
坦白讲，苏北某些文章的确有汪老的影子，但那也只是写作技巧的学习，而不是思想的亦步亦趋。汪老仙逝久矣，苏北怀念依依，他这是用汪曾祺来温暖自己。在偶像缺席的时代，苏北选择了汪曾祺，这不是依附名人，而是安慰自我。在喧嚣红尘，至少，苏北还有汪曾祺，他是幸福的，他被一个文学老人的温润包裹着，我羡慕他的，甚至嫉妒他。
苏北在文学上是有想法的，依我看，他写文章，只是纯粹地记载，散散漫漫地写，慢条斯理地说，不求闻达，甚至不求知音。文章就是文章，写作就是写作，如此而已，这倒有些六朝旧气，也不失名士性情。
2009年7月28 日，于郑州木禾居
苏北的幸福
段春娟 / 文
苏北是个幸福的人。他的幸福源于一个人对他“温暖而无边无际的包围”。这个人就是汪曾祺。苏北是一个地道的“汪迷”，对汪曾祺贴心贴肺的理解、热爱。他不止一次地游走于汪曾祺的故乡高邮一带，并以笔名“苏北”行世；不间断地读其作品不说，曾手抄汪曾祺的文章四大本子；买他见到的任何版本的汪曾祺的书，并把书影制成照片，夹在一个大影集里，向同道展示；在汪曾祺去世十二年后，他又出了一本书《一汪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将他多年来对汪曾祺的追随、理解、叹赏写进书中。用苏北自己的话说，是汪迷中“最认真、最持久、最痴迷的一个”。
汪曾祺在《对读者的感谢》一文中曾提及收到一个书不像书、包装得很整齐严实的邮包，里面是四个大笔记本，是天长县的一个文学青年把他的部分小说用钢笔抄了一遍，并在行边有红笔加了圈点，在页边加了批。这个用功至此的青年便是苏北。其时苏北26岁，是个漂在北京的文学青年。不惟此，四个纪录本的皮纸封面上还工工整整地写着“汪之一”到“汪之四”的字样。大概汪曾祺收到苏北的“特殊礼物”没过几个月，苏北就成了汪府的常客，同汪先生喝过酒，吃过汪先生亲手做的菜，给汪先生跑腿送过稿子——并别有用心地留下原稿，送出去的是复印件，看到过汪先生“凝神”时刻、“蹙眉”之处，得到过汪先生的批评与鼓励，汪曾祺的一些有情趣、见格调的瞬间都给他细心、敏锐地捕捉到了。谁能有他这样的福气呢？他喜欢汪先生的人与文，生活中追随他，精神上皈依他，并浸润其中，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一汪情深》中的文字便是苏北对汪曾祺其人其文的品读，带着浓浓的个人色彩。
那四个誊抄着密密麻麻文字、带着体温与热情的笔记本，在汪曾祺去世十多年后，他的女儿汪朝女士又寄给了苏北。苏北说他已经为这四个笔记本找到了归宿——高邮汪曾祺纪念馆，并说这四个本子是“一个曾经的文学青年对汪先生崇敬的最好的写照”。其实这本《一汪情深》又何尝不是他对汪先生崇敬的写照呢？里面写尽了苏北对汪曾祺的痴迷以及汪曾祺对其精神、人格、写作等无处不在的渗透与影响。读此书，也有一种被温情打湿的感觉，心头有股甜蜜的味道，想必是“这传达着生命的温度”也让我感觉到了？
记得刚刚收到此书时，苏北老师肯定地说，文字是好的。我却傻傻地回复说设计得很精美，文字尚未读，没有发言权。待到我一口气读完，方体会出苏北老师的自信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并通过短信向他表达了这种感觉。苏北老师又接着说铁凝称赏此书，陈子善也向他要书，吓了我一跳，心想不再敢胡言乱语了……这是怎样一本书呢？不是“评”，也不是“论”，而是感悟式的，片断式的，零散的，不太成系统，却时不时有灵光闪现；不厚重，不学术，却言为心声，情深意长。
苏北这样描述他读汪文的感觉，“他那些通俗明白的文字，仿佛有鬼，有风，有雨，有音乐，有风俗，有气息。就是这么出神入化。令我辈呆望出神，品咂之余，扼腕叹息。”可以想像他是怎样的沉迷其中，如痴如醉，如梦如醒。我特别欣赏苏北对汪文的解读，他不是那种学院式的评价，而是完全沉浸于其中的感悟，是第一感觉，是由衷的喜爱。他对《荷花》及《下大雨》等文的解读堪称绝妙，他对汪文的飘逸、灵动、纯美的把握是具体而微的、可感的，能让人觉得出他阅读过程中思维及情感的流动，绝非人云亦云！其实能写、写好不易，能读、会读同样也需要见地。读并且能读出滋味靠的是“慧心”“慧眼”。苏北有“慧眼”，汪文的神韵被他敏锐地发现，并且发自内心的激赏叹服。苏北认为，中国的文字不是随便码的，码不好，就是一堆死字。而汪曾祺的文字码得好，出神入化，呼风唤雨，是灵，是透，是美。他说自己是被汪曾祺的文字击中，还说撞上了汪先生的文字，是他的造化。
苏北对汪曾祺其人的理解也独到。这一方面缘于他有幸亲听教诲，也在于他独特的观察视角，入他心入他眼的皆是细节。细节最见精神。他捕捉到汪曾祺的独特眼神，自负时的神气，还有像 “小驴是有舅舅的吗”这样的生活瞬间， “小小子，坐门墩”的儿歌，“老爷子又有蛋了”等，包括他为宗璞的题画“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为李迪写“有镜藏眼，无地容鼻”之类的戏语，都让他极为欣赏，并津津乐道，他认为这些最见汪曾祺的气质，最能体现汪曾祺对生活的态度。他认为汪曾祺一生追求美，追求和谐，归根到底在于他用审美的眼光看待世界和人生。恰如文学家凸凹对汪曾祺的评价“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己心温暖，则世间温暖”。苏北总是关注那些有情趣的细节，并为之怦然心动，也足见他心思的细腻、柔软，他的心和汪曾祺的心是相通的，应该说他跟汪曾祺是同一类气质的人。这让我想起汪曾祺回忆乃师沈从文，对细节的观察亦极细，他所说的沈从文认为茨菇比土豆“格”高，喜欢“虎耳草”等细节，都让人动容。
苏北读汪曾祺，也被汪曾祺深深改变。汪曾祺不仅为他打开一扇文学之门，更为甚者是那些文字滋养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性格，他的生活态度，让他“内心柔软，对生命，对一切生灵，充满怜爱之心；懂得欣赏美的东西：花朵，溪水，草木和少女；不为物质所累，心中有光，有生命的'大’的妄想……”他认为汪曾祺给他温暖，给他向上的力量。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所以苏北动情地说汪曾祺是他心中的丰碑，高邮是他文学的延安，是他一个人的圣地！这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证明文学的作用。一个人是不是热爱生活，有没有美的情思，有什么样的生命质量，其实是与他是否读书、读什么样的书有关系的。文学决非可有可无。漠视文学，漠视读书，是短视行为。
苏北是惜福之人。他被汪曾祺包围，自我感觉很幸福，像婴儿般自足安适！他说“我这辈子大概是不会离开汪先生的”。他把那些温暖、促进、顿悟都藏在心底，慢慢滋养、蕴酿、发酵、升华，变成这样一本带着生命的温度的书——这是从心底流出来的，相信也会温润着读过它的人。
一汪情深
殊珍 / 文
苏北是个好地方。
不是因为它是我的故乡，我就如此评价它。它在我的血液里，即使我生长在西北边疆，只要人家问我是哪里人，我还是会说我是苏北人。
从古到今，在苏北这块土地上诞生过一代又一代的英杰，如施耐庵、郑板桥、刘熙载、张士诚、戈公振、胡乔木、乔冠华……论及文学，最让苏北人骄傲的，肯定是生于高邮的汪曾祺先生，不管是他的小说还是散文，都是可称典范的作品，当然，其中“格”高者的当属先生的散文小品，谈人间草木，论八方美食，忆联大岁月，师友情，人生事，没有一篇不是经典。炒米、鸭蛋、茨菇、昂嗤鱼、螺蛳……汪老先生写的故乡食物，也是我的父母无限思念的故乡食物。西北少有故乡的食物出售，母亲第一次在菜市场看到有卖茨菇的，价钱比肉还贵，她没有讨价还价走过去就称了两斤，我从来没有发现俭省的母亲如此大方，从此我家的餐桌上就有了芡菇汤这道菜品，“格”真高呢！我捧着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大声读给母亲听，母亲一边听一边回忆，说，这种食物我们老家也是有的，只是做法似乎不太一样，或者说，这种事情也是有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同是苏北人，汪先生关于故乡的文字成为父母治疗思乡病的良药。
苏北是个好作家。
说到汪曾祺先生，就不能不谈苏北先生，如今，这两位先生的名字如同连体人一般相依相偎。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像苏北那样研究汪曾祺先生的著作，他在博客中说到，“我通过杂志，也阅读了许多当代作家的作品，给我的创作以直接的启发。钱此前对当代作家，十分地推崇汪曾祺先生，对他的《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说起来十分有感情，也津津乐道。我也去阅读学习，一下子喜欢上了汪曾祺，并成为终身的阅读。汪曾祺是亲切的。他平实，是你感到他的容易好学，其实今天看来，汪是十分难学的。汪的学养一般的读书人，也很难能融会贯通到他的地步。”他对汪先生为人为文的崇拜，也是无以复加的，他说，“我那时已经十分地迷恋汪曾祺。有了汪曾祺的《晚饭花集》，我在稽核股的办公室，把汪曾祺的这本书抄来抄去，抄在四个大笔记本上，并做了批注。1988年，我得到汪先生的地址，将这四个笔记本寄给了汪先生。汪先生在一篇《对读者的感谢》文中，特别提到了这件事，说'一个天长县的文学青年，将我的部分小说抄在了四个大笔记本上，还加了批注……’”。后来，苏北先生到北京工作，他与汪先生的关系也更加亲密，“汪先生也对我十分地友好了，使我成为汪先生的终身的没有名分的学生，从汪先生那里学习到了许多的东西：人生态度、观察生活的方式、以及文字的能力。”“特别是我在北京的后几年，去当了副刊部的主任，因文学的关系，我与汪曾祺先生接触又多了起来。我请汪先生给我们副刊写稿，请他题写“文苑风”刊头。听他谈文学，谈趣闻。我们在他跟前，像一个孩子，又像是他足下的一个子女，我们非常的乖，也非常的幸福和自得。”
苏北是一个幸福的人。能够与汪先生面对面交流，接受汪老先生的言传身教，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
从《散文》和《散文 海外版》等杂志上读到苏北先生的作品，文字贴心，着实让人欢喜。苏北文字中的温润、淳美和俏丽，是从汪曾祺先生那里传承下来的，读来亲切舒服，真是难得。苏北有一篇散文的题目是《击倒读者的文字》，他说，“称得上大师的现当代作家们，都是用平实的句子说话，鲁迅是，沈从文是，孙犁是，汪曾祺是。”苏北正是循着这些大师的足迹走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我想，只要不怕苦，不畏难，有耐力，具才情，让性情和学养自然流露出来，苏北一定会写出更多具有“击倒读者的力量”的文字。
苏北，苏北。
苏北在厦门
本期编辑：若 芜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