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 军
3月29日上午，九十九岁的沈燮元先生在南京逝世，最遗憾的是他没能看到耗费半生精力的《士礼居题跋》正式出版。早在去年秋天，他就因病住过一段时间医院，春节前再次入院，节后回家，尽管病体没有完全恢复，一用力就气喘，他仍坚持在校理黄跋。我在视频里劝他，不要太过劳累，等身体养好了再弄不迟。正好过年前，王佩诤先生的曾孙王叔宜兄打电话问沈先生春节是否回苏，他为曾祖父的《续补藏书纪事诗》做了详细的笺注，已交出版社，希望沈先生能写两句话，冠于全书之前，毕竟沈先生是王佩诤弟子中硕果仅存的一位了。以往每年沈先生回苏州，总会和叔宜兄、叶莱兄几个人一起聚一次，席间老人家总要关心一下叶兄外公祝嘉先生彼时尚未整理出版的稿子，提到王佩诤就会说起肉丝面。原来在沈先生年轻时，去看望住无锡国专时的老师王佩诤，王先生住在上海愚园路，特意请他吃了一碗肉丝面，并加勉励。五六十年过去了，老师对他的欣赏与奖掖，他铭记于心，因此听到叔宜兄的请求，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2月7日晚上，沈先生儿子微信发来两张他写的字，一张是为台北“中研院”史语所的陈鸿森先生题的“读书偶识”四字书名，款署“沈燮元题耑”。陈鸿森先生积数十年之力，于清代学术史用功极深，尤慎于著述，2019年，年近七旬才出版第一部专著《清代学术史丛考》，曾请沈先生题签（2016年广州中山大学会议期间索题）。今年2月初，陈先生告知《清代学术史丛考》已售罄，将修订重版，续拟将历年考订辨讹之文选十篇，仍交台湾学生书局出一本新书，名为《读书偶识》，欲请沈先生题签。另一张就是为《续补藏书纪事诗笺证》所作题词，“四世传诗衍世泽，一编羽翼诵清芬”十四个字，脱了“羽”“诵”二字，“泽”已不成字，呜呼！可见其衰矣。从时间推测，这两张字可能是沈先生的绝笔了。
沈先生一生交游极广，全国各地都有朋友，且年龄跨度大，从二三十岁，到七八十岁，皆有之。比他年长的很多都是学术名家，年轻者也不乏同辈中的佼佼者。他在上海就有很多熟人，我认识他时，老辈如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王蘧常、赵景深、沈宗威等均已去世。2008年至2011年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古籍所读博士期间，他就来过上海几次，一次是上海图书馆郭立暄兄博士论文答辩，沈先生受邀作为答辩委员，来去比较匆忙，只陪他在五角场附近转了转，他想买一块精工手表，可惜跑了几家店都没有合适的。沈先生在治学上要求很高，也很固执，在生活中同样如此，有时让人觉得近乎挑剔——举个小例子，他的黄跋稿件都是手抄，费笔费纸，一根小小的笔芯他也要托人从日本带，理由是日本产品出水均匀，写到油尽都不会出现像飞白一样的断痕，质量有保证。对吃更多讲究，自言在南京待了六十多年，南京只有盐水鸭好吃，其他都不及苏州，回苏州到博物馆找我，中午总是要吃碗苏式汤面，路上有时还絮叨，长久不吃苏州面，有点馋了，呵呵！他还一直心心念念小时候吃过的生煎馒头，说是幼时跟父亲去一个熟人开在皋桥头的点心店，那个口感和味道之后找了几十年再也没有吃到过，我陪他去苏州的哑巴生煎、大鸿运等处吃过，还有新聚丰菜馆的生煎也尝了，都不是他记忆里的感觉。上海有位他的老朋友，就邀他去沪上王家沙吃点心，他便欣然应允，没去之前，一直牵记着。
其实，上海这位老朋友比沈先生年轻很多，但沈先生一直叫他“老张”——张宗祥，名字和浙江图书馆老馆长张冷僧一模一样，曾在上海老街开过一爿修文斋。张先生是复旦物理系毕业，却喜欢古旧书，1999年开的书店，也喜欢吃，与沈先生结识后，不管是在苏州、上海，还是南京，只要遇到，总要大吃特吃。如到苏州新聚丰吃饭，虾仁好吃，吃完一盘再来一盘，沈先生感叹，吃得太结棍（吴语“厉害”的意思）了。在我的记忆中，陪沈先生去上海有两次印象比较深刻。
一次是2011年2月15日，“老张”专门请他到上海住几天，会会老朋友，那次我专程从上海去苏州火车站接沈先生到沪，住在上海老饭店。中午在城隍庙旁边一家南通人开的蔚多酒家吃饭，家常菜做得很地道，可惜前两年听说老板已经回老家不做了。晚上，在老饭店吃上海本帮菜，记得有扣三丝、八宝鸭、八宝辣酱等，同席者是陈先行、陈正宏、梁颖三先生。酒阑将散之时，当时在西泠拍卖的李东溟匆匆赶来，拿出士礼居刻本《国语》、抄本《文房四谱》与《画鉴》三种即将上拍的黄跋本书影，请沈先生一看。
2月16日中午，我们一起到福州路德兴馆吃饭，同席者谭然兄当时还在泰和嘉成。饭后去博古斋，遇到上海图书公司的赵亮兄，长头发扎个小辫子，还是那么精神。沈先生一到楼上办公室，好多人来问候，我基本都不认识。他问店里的老熟人，大多已经谢世，唯马栋臣健在，也久不来单位了。一位中年女士来打招呼，叫他沈伯伯，自言姓王，也快退休了。沈先生在一旁给我介绍，她是胖王的女儿，上海图书公司有两个王，一个叫王肇文，另一个叫王兆文，上海话里几乎一样，所以用胖王、瘦王作区分，虽然他解释了谁胖谁瘦，我已完全不记得了。沈先生一直说，研究目录版本有两种人具有先天的优势，一种是图书馆里的古籍馆员，一种就是旧书店的从业人员，他们比一般人更容易且频繁接触古书实物，所谓熟能生巧，只要肯下功夫，必定会有所成就。旧书从业者中，有很多厉害的人物，但肯把从业经验与经眼材料写下来的人却很少，所以像孙殿起这样的人物才了不起，而上海图书公司的王肇文就编过一本《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我当时问他：“你是不是给天津古籍书店的张振铎《古籍刻工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初版）写过序？”结果，没想到沈先生摇摇头说，序虽然署他的名字，但并不是他所作。直到2016年冬，帮他编文集，我旧事重提，问他要不要把《古籍刻工名录序》放到集子里，他依然说不要放了，并告诉我，张振铎的这篇序其实是顾廷龙先生帮他写的，一开始他答应人家，结果过了好久也没写出来，书都快出了，顾老看他为难就主动帮忙。顾老过世多年，如果沈先生不说，这篇序《沈燮元文集》不收，《顾廷龙文集》也不会收，也就成了一段无头公案。沈先生向赵亮说起，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出差上海五年，住在延安饭店，休息天常坐公交车到上海图书公司找人聊天，记得门市部办公室桌上有一本老账，详细记录了收购古书的名目与版本，还有收购价、卖出价之类的信息，与孙殿起的《贩书偶记》类似，篇幅超过孙著，如能整理出来，颇有参考价值。赵亮兄说，已经在整理了，那就是后来（2014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的《贩书实录》。沈先生又提到，有时候同一种书，版本早的未必卖价高，也有石印本反而比刻本贵的例子，同一刻本先印、后印二者的价格有时也很悬殊。有一次，我在文学山房见江澄波丈翻看他的工作笔记，也有同一种书石印本卖价比刻本贵的记录，正和沈先生说法相呼应，不过，这是后话了。
另有一次2017年4月9日去上海，也值得一说。当时我已经回苏州博物馆工作，沈先生归苏过春节，为了黄跋，让我联系上海收藏家杨崇和先生，他想看一下枫江书屋的黄丕烈旧藏《三家宋板书目录》。这个书目原是江氏文学山房售予祁阳陈澄中的，江澄波丈《古刻名抄经眼录》著录，建国前与宋刻《荀子》等一批善本被陈氏一同携往香港，后转存美国。十多年前，陈氏子女将郇斋旧藏古籍善本交中国嘉德拍卖处理，具体经过，经手人拓晓堂先生在他的《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槐市书话》二书中已有比较详细的记述。而黄丕烈旧藏的《三家宋板书目录》与《佳趣堂书目》两种并不在交嘉德处理那批书中，是拓晓堂再次赴美，陈澄中儿子陈国琅托他将原来存放善本的书箱带回国内，送与国家图书馆，这两个有黄跋的书目才从书箱中被发现，拓晓堂将之分送给了北京的韦力与上海的杨崇和两位先生。为了目验黄跋原迹，沈先生主动提出要去一趟上海，“老张”听说，少不了要作东请客吃饭，喝一顿酒。当时正值春寒料峭，隔天刚下过雨，沈先生由他儿子送到苏州博物馆，远远看见他手拄长柄伞，姗姗而来，我即打车和他一起赴苏州火车站。到了上海，先到城隍庙，我特意请沈先生站在路口“上海老街”牌坊下，给他拍了帧照片。先到修文斋找张宗祥，时间还早，就在对面茶楼上喝了会儿盖碗茶，每位的茶资好像是六十五块，记得沈先生说在苏州观前三万昌，可以喝一壶了！随后到藏宝楼购印石。中午吃饭没走远，依然是旁边巷里的蔚多，同席者是上海图书馆任光亮夫妇，任先生七十多岁，头发雪白，面色红润，说话轻声细语，十分温文尔雅。可能是几十年不见，沈先生一开始没认出任太太，问了名字才恍然大悟。当天吃的菜，记得有炸鲳鱼、虾肉丸子、爊鸽子、油爆虾、蒸笋壳鱼、韭芽肉馅春卷等，味道都不错，只有一道火腿豆瓣偏咸。
李军
苏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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