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一本《一氓题跋》，翻阅一过，看到有两个涉及与云南有关的著作，很感兴趣。牵连想到了一九五六年的西南之行和一路上访书的种种往事。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当时所见的一些旧书不知今天是否依旧无恙地藏在图书馆里。访书中也曾引起过一些零碎感想，当时没有来得及写下，似乎也还可以补记一点下来。
那次的旅行是从重庆开始的，后来到了成都，又去了昆明和大理、芒市等一些地方。每到一处总要去找找旧书店、看看图书馆，如果是有这样的地方的话。西南一隅的古文化遗存比起江南和中原地区来相对得要少一些，特别是书籍，在过去公私藏书的目录里著录得很少，因此也显得特别名贵。例如以收藏明刻方志著名的天一阁，按早期的书目，浙江一省的省、府、县志几乎没有什么遗漏，但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这些省份的方志，就各只有寥寥的几种。不用说，像宋刻的《临安志》《四明志》那样的古本更是没有看见过。按照明代的规制与习惯，地方官都有篡修刻印当地方志的责任或风气。刻好以后版片就藏在衙门里，书并不发售，只是存档并送给上司或同官。如果自备纸墨，通过关系，也可以请求刷印。祁承㸁在家书中就讲到过他托人刷印了某几省志书的事。范钦是兵部右侍郎，搜集起来自然更为方便。天一阁中的方志，绝大多数都是嘉靖一朝所刻，这也正是也范钦在兵部做官的时期，有些书直到今天还没有装订过，依旧保留着印刷初毕的形态，就都是明证。顺便说一下，像这种保留着散叶或仅只用绳捻订起，或保留着明代包背装、原装的书，如非过于敝坏，是不可轻易破坏原式、重加装裱的。周叔弢先生在跋述古堂抄本《李公文集》时说：“余尝谓书之精神在纸光墨采中，非极渝敝，不可轻付装潢，况世之能手如钱半岩者又不可多得邪？”说得是极对的。有些蠢人，一书到手，不问情由，一律重新装裱，还自命为做了极大的好事，其实正是没有文化的表现。
范钦利用职务便利搜集了大量全国各地方志，自然是做了一件好事，比起同为大官却不肯做这种“蠢事”的人来说，他算得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化名人。
北京图书馆编著《中国版刻图录》一书，序言和说明多出赵万里先生手，是一部有相当学术水平、印制得也很精美的图谱。我觉得其特色之一、也超越了过去的同类著作的是，开始注意到刻书的地域性。过去的版本研究，只是注意到时代前后的一面，到了王国维作《两浙古刊本考》，才开始把过去笼统地称为浙本、赣本、建本……的方法进一步精密化。不过他研究的还限于“古刊本”，明本就不予论列，更不必说清刻和近代的出版物了，但这只有在今天的条件下，才可能做进一步更广泛、深人的研究。想认识我国雕版印刷历史的、完整的面貌，只了解纵的历史演变是不够的，还必须做横的了解与研究。而研究明代雕版地域性的绝好素材，我以为要推方志为第一，它所提供的是可靠的资料。限于体例，《版刻图录》所收的方志不多，而在其他许多刻本地域性的推断上，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疑点。
例如张岱的《西湖梦寻》，其刊刻地区《图录》在说明中定为山阴，想来这是根据张宗子的籍贯和风嬉堂的家刻样式确定的。但在原书的《凡例》（张岱的孙子张礼）中却说，“是集为从弟潗携来岭南，而韶州太守胡公见而称赏，令付剞劂……爱授之梓人，锓以问世。”那么这书可能是粤中刻本了。但到底还是不好下结论，这里最好还要有雕版风气、纸墨……等方面的旁证。
《图录》说明在宋刻本《春秋经传》下说，“（刻工）吴孚又补刻耿秉本《史记》。耿本《史记》刻于广德郡斋，而刻版皆出杭工，因推知此书当亦杭州地区刻本。”利用宋本书多有的刻工姓名来推证刊刻时代、地区，也是一种科学的好方法，不过这也会带来困难。杭州的工匠怎么会跑到江南东路的广德去做工的呢？所以还是把它算作了杭州地区的刻本。当印刷业有了进一步的商业性发展时，雕版工人是会增加流动性的。杭州离开广德又很近，他们是完全有可能临时被招请来工作的。像这种不易明确解释的问题，到了商业性的出版事业有了更大发展的明清两代，就更为普遍地存在着了，我们就必须寻找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加以说明。
《一氓题跋》著录了明刻丽江土知府木氏所撰诗四种，确是非常难得的佳本。一九五六年的冬天，我在昆明翠湖图书馆古色古香的小楼上看到从丽江木家收集来的几种木氏著作时，曾经引起了非常的激动，不只因为这是我在云南看到过的最旧的雕版书，还为它雕印之精美而惊叹。同时也感到这是边疆与中原兄弟民族中间文化往来、融舍的实证，是重要的文献资料，远远超过了它本身的文学价值。这些书是：
《雪山诗选》上、中、下三卷，嘉靖写刻本。前有杨慎序，后有杨跋。序撰于嘉靖己酉。共分《雪山始音》《隐园春兴》《庚子稿》《万松吟卷》《玉湖游录》《仙楼琼华》等六个部分。八行十六字。这是用一种黄粗皮纸印成的最初印本。《云南丛书》所收的《雪山诗选》应该就是根据了此本。卷前有赵藩的印记，估计是较早从丽江木家流出的。
《万松吟卷》，中宪大夫木公撰。嘉靖刻，九行十五字。有嘉靖癸卯杨慎序、后有同年自跋。刻印精美与前书全同，也有赵藩印。
《玉湖游录》，丽江木公恕卿著。嘉靖刻，八行十五字。有贾文元嘉靖乙巳序，张含序，后有自跋。大和李元阳批点，雕印同前。
《仙楼琼华》，丽江木公著。嘉靖刻，八行十五字。杨慎序。
《雪山始音》上、下卷，丽江木公恕卿著。张志淳序（嘉靖二年）。嘉靖刻，八行十五字。这也是写刻本，但字体古拙而较小。
《隐园春兴》，雪山野人著。嘉靖刻，八行十五字。前有嘉靖元年自序，后有嘉靖六年自跋。书前有“隐园春兴班”两页，刻工古朴，文字在似可解似不可解之间，后面还有“子张子译而毕之……”的话。看来似乎原本用的是本民族的文字，是纳西族还是白族或别的什么文字，就不知道了。
《雪山庚子稿》丽江木公著。嘉靖刻，八行十六字。李元阳序，张含志。大字写刻。
《万松吟卷》，中宪大夫木公撰。万历以后宋体字重刻本，八行十五字。前序则是原版的后印本。
《芝山云薖集》四卷，“丽水解脱道人大增生白父著”。崇祯刻，八行十八字。周延儒序(天启癸亥），张邦纪序，傅宗龙序。几篇序文的作者属名之前都列有长得吓人的全部官衔，卷前在作者之后写着“华亭董其昌玄宰父改阅批点，毗陵周延儒挹斋父、燕山张邦纪瑞石父参订，昆明傅宗龙括苍父校正”。这是晚明流行的刻书风气，请全国、本省的名人来参预校订。丽江虽然远在滇南，也受到了这种风气的感染，可见木氏家族这时又进一步接受了更深的汉文化，但坦率地承认诗篇曾经过董其昌的“改阅”，倒还是保存了可贵的质朴的。
《明丽江知府木氏雪山端峰文岩玉龙松鹤生白六公传》(卷上），冯时可撰。《云南木大夫生白先生忠孝记》（卷下），蔡毅中撰。崇祯刻，竹纸蓝印，崇祯被十三年的敕谕则是朱印的。这里记下了木氏的世系和木增的全部作品名目。
《云薖淡墨》存卷三之六，木增辑。崇祯刻，八行十八字。这是一个残本。书前还留下了几行题记，“书得自丽江木家，不全，存三、四、五、六四本。似明末清初版，不忍留在乱纸堆中，故亦检出。祝又祥十一月十三曰。（章）”
这就是我在翠湖的图书馆中看到的全部木氏家集，共十一种。这最后一种是类似读书笔记之类的东西，卷三是记花草的，所引书有丘文庄《群书抄方》《养生诀录》《云仙杂记》等，也抄了许多史传中因果报应的故事。卷六则是“释庄义”，是高头讲章式的读本，水平不高，但可以看出木家受到汉族文士的影响之深。他的府第里也应该有着一个相当丰富的图书馆，如果保留到今天，将是不下于天一阁的一座藏书楼，早在正德前后，木家就已经收集汉文书籍了。
按照通常的习惯，这一批木氏家集无疑是要定为明嘉靖至崇祯中云南的丽江刻本的。其中有一两种写手、刀工也确是非常古拙。不过就绝大部分刻本看来，可以毫无疑问地断言，这是出于最纯熟的苏州地区的写样、雕版工人之手的。例如吴曜、黄周贤这样的写手、雕工所刊印的书籍，与木氏家集所显示的正是完全一致的嘉靖中吴开版的典型风格。尤为奇怪的是，木氏家集印刷用纸是一种特制的黄皮纸，这种纸只有正德、嘉靖前后苏州地区的出版物偶有使用，如华氏、安氏的铜活字本书十九就都是用的这类纸，它与典型的云南皮纸则是完全不同的。《一氓题跋》又著录有《张愈光诗文选》，这书的嘉靖刻十卷本用的就是一种典型的云南棉纸，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惟滇中纸最坚。家君宦滇，得张愈光、杨用修等集，其坚乃与绢素敌，而色理疏慢苍杂，远不如越中。”这里所说的云南产的皮纸的特点是极突出的。它比不上“越中”所产的白皮纸的细净漂亮、颜色雪白，纸色是微黄的，映光看去，没有淘净的楮木碎屑还往往存在，但它的坚实也不是江南的棉纸所能比拟。这部《张愈光诗文选》是曹倦圃的旧藏书，后归明善堂，八行十七字，赵维垣序。这才是典型的滇刻滇印本，与木氏家集诸种完全不同。
看来，要科学地断定书籍的雕版时代和地域，是还可以借助印刷用纸这样的辅助条件的，有时，辅助条件也可以化为主要条件，如这里的情况就是如此。木家是土司，又世代好客、结交中原文士，他们自然也可以不远万里从江苏请来写手、雕工，运来印刷用纸，在丽江刻印。但我总觉得不大像，还是把文稿寄到苏州刻印来得方便些。云南自然也有刻工的，但比起苏州地区来就粗率得多，在土知府看来是不够理想的。木家祖孙的这种心理状态，就与现在有些人的看待“洋货”相类，这是不难理解的。可以作为旁证的是，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木增条下说，“又尝于叶榆崇圣寺得《华严忏仪》四十二卷，延僧赍付苏州雕版，置嘉兴楞严寺。”这就说明木家确曾派人到江南刻书，可知所刻必不只佛经一类。
其实照我看来，明代中吴地区的雕版水平固然已经达到甚高的境地，一些精致的写刻本确也美妙非常，可以当作书法范本了，但它代表的正是江南的水软山温的那种风调，并不足以压倒、取代滇中刻本雄健姿肆的风格，有一种嘉靖刻的《杨升庵诗》，就是阮元在《天一阁书目》中所说的“书用六行，字俱行草”的那一本，刻工极为朴茂，我怀疑这是用杨慎手写的诗稿上版的。笔画的锋棱转折处依旧保留着刀痕，这似乎不如中吴刻本的细腻圆转，但却极好地传达了行草书的气势、风貌。在明中叶以后的雕版中，这是突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除了少数继承了元刻风气的明初精椠外，正、嘉以还已经极难看到这样的刻本了。至于所用的皮纸，正是扯也扯不断的“与绢素敌”的那一种。此外还有一种《高峣十二景诗》，也是杨升庵作，嘉靖滇中刻本，七行十五字。全书只有四叶，是近于颜体的写刻本，也刻得极为浑朴。这可能是升庵当时刻了投赠朋友的“诗简”，他也寄给了木公索和，那和诗就保存在《雪山诗选》里，但原唱的五言六句却改为五绝了。
现在转录杨升庵原作第一首《翠岩晚霭》和木公的和诗，也许可以看出这位木知府在大诗人影响之下掌握汉文化所达到的水平。
金碧染峰端，岚沉暮霭宽。趁虚穿翡翠，刻竹坐琅玕。海气如圆䆸、分明入画难。（杨慎《高峣十二景诗·翠岩晚霭》）
日暮翠屏开，俄看触石来。海光分缥缈，林影共徘徊。（木公《雪山诗选》原题是《升老简来，命作高峣十二景诗，续书于后》。杨慎在这第一首诗后的批语是，“此首绝佳，绘出翠岩景也。”）
明清以来、版本目录学者在鉴定版刻中已经走过了长长的一段路程。最早也最习见的一种办法是全凭个人经验的“目验”。有名的藏书家或老书贾，一书到手，往往一眼就能断定这是何时何地何人所刻……自然也有许多失误，但一般说大抵是正确的。不过他们赖以做出判断的根据却说不出，他们凭的仅只是经验，并不曾加以分析、总结，上升为理论。后来人们逐渐试图摸索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宋元本的行格表出现了，刻工姓名也有人进行统计了、还出现了《留真谱》、书影之类的参考图录。这就多少有了一点科学性，不过限于条件，见书不多，粗陋是难免的，因而科学性也就不高。也有人注意到古书的用纸，他们说，宋版书“纸白如玉”，这不能算错，但也不免过于笼统了；他们也注意到宋纸的帘纹，说有“×指阔”，或者说“宋纸于明望之无帘痕”(沈子培引张丑说），当然也都是粗略的说法，但这总的趋向是正确的，是从实际、实物出发的。可惜进步不快，闲言闲话也不少，什么“古董家数”、“玩物丧志”之类的话常常能听见，即如章实斋那样的学者也不能免。其实版本学也是一种科学，是不能忽视的。不讲版本的学者很难说是完全的唯物主义者，至少他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
近来研究古纸的人多起来了，关于灞桥纸到底是纸还是布？造纸术是不是蔡伦发明的？……争论颇为激烈。这当然是很好的。传世晋、唐书画的纸质也经过了初步的鉴定，“澄心堂纸”、“剡藤纸”这些名目也有人进行推测了。这许多都是很好也很必要的工作。不过迄今仍有大量实物存世的古书画、图籍，使用的都是用全国各地生产的纸张，从宋代开始，也有了千年上下的历史，却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如果将这些资料加以系统的比较、分析、测定，那就不只能对书籍、书面的鉴定提供科学的依据，对造纸史的研究也是极有意义的基础工作。有许多精妙的古纸，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制作了，甚至连名色都说不清楚，实在是值得遗憾的事。我们曾经有过洁白如玉的宋纸，也有染了各种美丽颜色的古纸：有罗纹旧笺，也有绝无帘纹的桃花纸；明代盛行的棉纸，细分起来该有多少个品种，恐怕至今没有谁能说得清楚；被视为印书低级品的竹纸，花样就更多了，其精粗美恶也大不相同。大量的实物可以供研究者利用，甚至为了化学分析而取样也没有多少困难，不比古书画，只能靠眼睛观察。谁能从《平复帖》或《伯远帖》上撕下一块纸角来进行科学测定呢？
有时候弄清了较近事物的状况，会有助于认识更早的同类现象，像造纸手工业的发展就是如此。我们今天看起明刻本来，以经历的年岁论，差不多就和黄荛圃的看待宋版书一样。可是我们还多少保留着黄荛圃的观点，认为明、清以来的出版物是不值得重视的，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够古。这老实说是一种时代的错误。
按，作者黄裳（1919—2012）男，原名容鼎昌，笔名勉仲等，满族，原籍山东益都，中国作家。原文载2018年9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海沧桑》。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李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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