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先生画像（海鹏 绘）
近日来，迷恋起了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拉杂的买了几本，其中一本是黄裳先生的《旧戏新谈》，据黄宗江先生的序言说那都是黄裳先生在《文汇报》做记者，写专栏的旧作，不过今天读来依然有趣，最可贵的一点是现在被我们视为表演艺术家的高高在上的“角儿”们，在当年是那么的普通和平易。
巧得很，今天读到一篇辛德勇先生的小文——《关于一本闲书的闲话》。辛先生说，前段时间，朋友送来一本闲书，是黄裳先生身后佚文和书信的合集，题作《榆下夕拾》略一翻检，因为感兴趣的内容实在不多，不到二十分钟也就看完了。
就这一句话，我好想找的一种读书的新方法：一本书，有时真的是没必要从头至尾精读的，如今文字的产生速度是如此之快，大量的信息，我们是不能也没必要都全盘接纳的，有些书是完全可以粗读、略读甚至跳读的。
辛先生感兴趣的部分恰巧也是我感兴趣的部分。
就是光复后周作人因所谓“文化汉奸”罪受审的情况。
当时，黄裳先生身为记者，给《文汇报》写稿子，报道这件事儿，新闻纸上的标题，是《三审周逆作人》。
周作人先生画像（海鹏 绘）
辛先生说：看文字的笔调，对“周逆作人”这个“文化汉奸”，他显然是满怀愤慨的。只是法庭内外的情况，似乎令黄裳先生颇感意外，甚至还很有些失落。
首先是去旁听审判的人不像黄裳先生预想得那么多，显得“非常冷落而寂寞”。言外之意，好像是想说明，人们对这个“文化汉奸”并没有表现出来应有的民族大义，以致群情激愤地涌将上来，一看汉奸卖国贼的下场，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落寞情形。
让黄裳先生更觉难堪的是，在这寥落的旁听者中，还有不少人，是前来瞻仰知堂老人风度的学生（以至到庭审结束，周作人先生下庭时，仍有包括新闻记者在内的一大群仰慕者，竟然一直跟着他走），用现在的话来讲，是很有一番追星的景象的。
不仅如此，上了法庭一看，让黄裳先生感到更为不可容忍、甚至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又接二连三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光复后的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先生、教育部长朱家骅先生、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先生、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等一系列场面上的大人物，还或有意、或无意地提供了许多事证，足以证明周作人在敌伪时期保护北大校产和北平图书馆的书籍、未在北大校中搞“奴化”教育以及帮助蒋中正的反动国民政府做事儿、掩护帮助反日人士，等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袁同礼先生还以北平图书馆正式公函的形式明确证明：“周在任伪北平图书馆馆长一年中，书籍完整无失。”胡适先生提供的证据还表明，“复员”后查点北京大学的校产，“非但没有损失，反而增加，并详列增加的产业”，计有：A.翠华街伪理学院校舍一。B.松公府伪文学院新楼一。C.海运仓伪农学院栈房二座。D.西什库医学院全部。这些动产、不动产的价值，在什么时候都不是个小数，袁同礼和胡适举述的只是事实。
法庭就是法庭，摆事实，讲道理。法官大人用的是江苏官话，周作人先生用的是浙江官话，一来一往，文明文雅，法官还对周家兄弟在写小说方面的闲情逸事，表现出特别浓厚的兴趣，听得黄裳先生煞是扫兴，不禁叹息道：“大家对文化汉奸的兴趣与常识不能相符。”所谓“常识”，无非是多数人的共识。这些法庭上的旁听者，多半都是在沦陷区里见识过“文化汉奸”的平民百姓，究竟是谁的兴趣与常识不符，看黄裳记述的情景，恐怕还真不大好说。不知后来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反复不停地看过公审公判“反革命”分子大会的黄裳先生，面对那种“酣畅淋漓”的场面，再回想起当年写这篇报道时所见到的情形，心里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滋味。
知道辛德勇先生还是因为去年在B站追了一段北大最受欢迎的老师韩茂莉老师的人文地理课，才知道原来韩老师与辛老师也是一对学界著名的神仙眷侣。
韩茂莉先生画像（海鹏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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