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是鲁迅的话,我就是闰土
这是四五十年前,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贾塬村东街五组一个普通的院落。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和贾平凹先后在这个院子里降生。18年后,贾平凹到西北大学中文系上大学,再后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作家,我则去当了兵,后来回乡种地,这几年则在西安城里,以收破烂和卖煤为生。
虽然我和平凹的生活和身份如今相差千里,但那份情依然在,打他的电话,我只需“喂”一下,他就能分辨出我是“高兴”,无论他是在开会还是写作,都会和我聊上半天。
在西安城里,在这个让我这个乡巴佬格格不入的地方,我经常做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没有任何的景象,只有声音,只有“嗵、嗵”棒槌敲打粗布衣服的声音从一个遥远而又空旷的地方传来。
这两天,贾平凹托人送来了他签名送我的书《高兴》,在微弱的灯光下,我一口气将书读完,这本以我为原型的书让我多次流泪,在这本书里,我读到了一个大作家对一个小人物发自内心的关爱和怜悯。
如果把贾平凹比作鲁迅,我则是那个在月光下举着钢叉守护西瓜地的闰土。
征兵那年,平凹体检没过关
平凹比我小一岁,1952年生,中等身材,从小就略显胖。由于农村的老年人管娃不科学,平凹的头几乎和我们同龄人一样,扁,后面一个把儿,人称马提笼子头。平凹小时候叫平娃,嘴阔鼻直,眉浓,眼泡微胀,脸长而方。长大后自己将“娃”改为“凹”。不过,外面人经常将他喊作平凹(ao)。平凹走路时脚后跟落地很重,这是俗称的“平板脚”,因此,在征兵那年,平凹体检没过关。今天看来,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平凹从小不太爱说话,农村人讲娃乖,不惹事。平凹的《秦腔》中的清风街就是我们的棣花街。棣花街东西长三里,南北宽一里,往北就是陈家沟,西三塬,巩家河,过了丹江河那个叫南沟的地方,则是我和平凹砍柴割草、放牛的地方。
小时候,平凹家算一个大户,总共22口人,上有祖母,父母,伯父伯母,下有哥嫂弟妹,没有分家,家里有三间上房,堂屋两间。人多,饭自然就多,用的是桶子锅,这个锅深而大,能盛两桶水。每次吃饭时,平凹父亲先给平凹的婆(奶奶)盛一碗,然后大家排队来盛饭。做饭烧的是草草柴、包谷秆、树根等,平凹下午放了学,就去拾柴。
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几个是最听话的。有一年的年三十晚上,大人们忙着包饺子,叮咛我们几个小娃快睡觉。平凹贪念着压岁钱,睡不着,一晚上醒来好几次,盼着天亮。天终于亮了,平凹一翻起身,先去给婆磕头拜年,婆还没起床,平凹就跪在炕边的地上,连磕三个头,起来再作揖,婆忙说:“起来,起来,算了。”平凹说:“这是规矩!”婆穿上外衣,从衣衫的小布袋里给平凹掏了三毛钱。平凹高兴地扭头就跑。然后又去给大伯、二伯、三伯磕头。
平凹胆子小,秋千荡得不是太高
“丢窝”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一个游戏。在屋檐底下的地上挖个窝儿,再划条线,每人拿一个核桃往前滚,谁的核桃离线最近,谁就是第一名,用劲太大,滚到线外就是最后一名。后来我在西安,有一次去一个酒店收破烂时,看到了大厅里摆的一个台子,挤了一堆人在玩。保安说那叫沙弧球。保安看我是个农民,让我赶快拿了破烂离开。我出了门,心里想,那玩法和我们小时候的“丢窝”一样。
点天灯,这是平凹父亲在山阳中学教书学会的。我、平凹还有其他几个小伙伴,把白纸用糨糊糊成直径为一米的圆锥形,底子用铁丝拴成十字形,在十字的中间绑一个盛煤油和松香的小圆盘,煤油和松香被点燃后冒出的烟把天灯送上天,穿过村镇,随风吹到很远的地方。
小时候的游戏还有摔泥巴,没有水的时候就用尿和泥,捏成一个中间凹的圆饼,口朝下摔到地上,一声脆响,上面就破开一个洞,比看谁摔出的响声大以及破的洞大,输了的人要挨打。平凹个子矮,劲小,常常是他输得多。我们还用泥捏汽车等。每年的清明,除了上坟外,大人们不定期要为孩子们架一个秋千,平凹胆子小,荡得不是太高。
在我们的童年里,玩具都是自制的,把包谷秆的皮从中间豁开一个口子,插进去一个木棒棒,沾上唾沫,拉动小木棒,就会发出吱吱的响声,这就是“二胡”。或者用烂瓦片玩过家家,边玩边喊:“叮当叮当饭熟了,锅里煮个狗娃球。”
凡能借到的书他都很认真地去读
我六岁那年上了小学,报过名后,高高兴兴地抱着语文和算术两本书回家。那时平凹只有五岁,还不到上学的年龄,我刚进大门,看见平凹光着身子在台阶下挖土玩,平凹看见我后很激动地喊:“我还要念书哩!”一年后,平凹也步入了学校。
在四年级后半学期,学校里准备排练一出剧,选演员,其中有一个小角色,只有一句台词:“我要我妈。”但这个角色要求做到不怯场,而且动作要逼真大方,在全校三、四年级四个班中选,挑来挑去,最后还是平凹不负众望。
平凹今天成为著名作家,是因为小时候家境贫寒,从小受到了艰苦耐劳的父辈们的影响,知难而进,不轻言放弃。上学时,平凹虽然人小,但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平凹能吃苦,我们的劳动课几乎都是到河边去抬石头,用来填学校前的大坑。平凹人小,但每次扛的石头却不小。
平凹所以能成功,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思考,对发生的事能分析、琢磨,他身上经常装一个小本子,碰到新鲜事或是有意思的成语他都要记下来,积少成多,最终成了大文豪。他平时除了拾柴、打猪草外,最重要也是最有兴趣的就是看书,凡能借到的书他都很认真地去读。平凹爱看书这是大家公认的,“两鼻子流着鼻涕,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书,人经过旁边他头都不抬。”
1964年,初中开始报考,我和平凹一起复习功课,一起背一起写,两个人都较着劲。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我们录取通知书双双拿到。我们家离要上学的丹凤县第二中有七八公里。平凹在全班56名学生中是“双小”,即个子小,年龄又小,坐在第一排。那时带的干粮,因为粮食少,馍吃不饱时,就吃红苕。红苕吃多了胃酸,很难受。平凹的小说《秦腔》出版后,有一次回老家拍纪录片,大家饿了,我说去拿些红苕吃,平凹赶忙摇了摇手说:“还吃红苕呢,都把胃吃坏了!”
在班里,作文写得好的就数平凹了。我在班里比较顽皮,爱开玩笑,也喜欢给人起外号,我开始给平凹起了一个外号叫“芥末籽”,芥末籽小却油多,意指平凹人小却学习很好,后来又给起了一个外号叫“一撮毛”,因为他的头发留得长,写作业时总是有一撮毛挡在眼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我和平凹只好回家。当年我16岁,平凹15岁,正是长身体、学知识的年龄,但命运把我们推向了另一种状态。“文革”中,平凹比我多一份更加难以说清的痛苦,他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定为胡宗南的特务,被开除回家。教了半辈子书的文化人,一下子回家当农民,而且还要经常受批斗,每次批斗都要被五花大绑,细麻勒进胳膊肉里,疼痛不堪,而年幼的平凹只有更加卖力地埋头劳动。
偷着砍树,聪明的平凹化险为夷
生产队养了几十头牛,草料都是我们这些小伙伴们去割。每次去割草前,我妈和姨(平凹的母亲)分别给我和平凹烙一个碗口大的饼子,割完草饿了吃。但我们顶不住饥饿的折磨,在去割草的路上边走边吃,还未到割草的地方,饼子就吃完了。平凹背的是一个大口的背笼,比人还高,走起路来只见背笼不见人。
割草时为了完成规定的重量我们经常耍小聪明,比如连草根带土装进笼里,叫“就地围”,或者过河时特意走深水,让水把草泡湿了,偶尔也在背笼里放石头。
我们农业队队长的儿子叫信用。有一次,我们一帮娃们被派去挖地,大中午天气很热,有人建议,说选一个小队长,专门监督大家劳动,谁选上了就可以不干活。平凹很机灵,大声说那就选信用,大家也一致通过。信用当了我们的小队长后,平凹也被特许可以不干活,在大树下休息。
棣花街靠近河道,1957年的那场大水,淹没了整个村庄。河水退去后,全大队组织男女劳动力清理河床,并组织人力开山炸石,重修河坝。可当时最大的石头要48人抬,石头在河南边,要抬到北边,队长根据石头的大小来打工分,并把工分写在石头上。大人们抬大的,挣的工分多,我们一帮小家伙咋办?平凹出主意,咱们把工分改一下,比如2和3都可以改成8。结果就由平凹执笔,为大家混了不少工分。
那个年月是用柴烧的土坑取暖,柴要到二十多公里外的五郎沟去砍。有一次平凹去砍柴,因为没有表,平凹看着天快亮了,就起来去砍柴了。等砍柴回来时,天才麻麻亮。由此估计,他可能是凌晨两三点就起床去砍柴了。
南沟在棣花街正南,南沟有镢头把粗的树林,南沟的人发现自己家的树被砍了,比挖了他祖坟还难过、心疼。而一些人为了砍一些烧起来耐实的柴火,总是趁树林的主人不在时偷着去砍。南沟有一人名叫虎,我叫大大(叔叔),虽说是自家人,但因相距较远,平日里很少来往,我长得啥模样他不知道。
有一次,平凹去偷着砍我虎大大家的树,结果正好被虎大大发现:“谁砍树!叫你狗日的砍!把背笼镰刀留下!”
跑已经来不及了,平凹脑子一转,对我虎大大说:“大大,我是书征。”书征是我原来的名字,我是40岁后才改名叫刘高兴的。虎大大愣了一下:“噢,原来是我侄。走,跟我吃了饭再回去。”平凹赶快说:“不吃了,我妈等着我砍的柴烧火做饭呢。”虎大大说:“好,那你赶快回去吧,多装点柴。”聪明的平凹化险为夷。
有人说平凹吝啬,即使当了大作家,挣了大钱了还很小气,作为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同龄人,我能理解他的心境,环境造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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