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季羡林先生诞辰105周年 || 从少年意气走到静水深流

从少年意气走到静水深流

  ——纪念季羡林先生诞辰105周年

文/木头丸

1911年，距离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还有66天。 也就是105年前的今天，季羡林出生于山东清平的一个普通村落中，1917年6岁的季羡林来到济南的叔父家，自此揭开了他一生的华丽篇章。他从那片金黄的绮丽的麦田走到夜来香花开的小院；从之乎者也的私塾走到花香袭人的校舍；从湖光山影、绿叶葳蕤的济南高中走到的书声琅琅、树木参天的清华园；从哥根廷的书山书海走到荷香四溢的北大红楼… …他这一生可谓是大风大浪，有过被踩到泥土里的牛棚生活，也有过被誉为“极可接触之人”的时候。然而他却始终保持清醒，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纵化大浪中，不喜亦不惧，是对他一生最好的写照。98年，这个目光清澈的乡村少年从书生意气走到到静水深流。

1

那时，云也淡，天也远，

且去读书偷闲

那时小男孩跟在母亲的身后，走过深深的金色的麦田，挎着小篮子捡麦穗，麦子的杆比男孩的头顶还高；后来，把煤油灯吹灭后，小小的少年躺在被窝里，用手电筒来看《封神榜》《七侠五义》这些“闲书”，偷偷地练习铁砂掌和飞檐走壁；再后来，他沿着长长的铁轨，走二十里路，到邮政总局去取邮购的西洋文学，看着大明湖中千佛山的倒影，时光的影子被拉得好长。 

“那时候，我们家没有电灯，晚上，把煤油灯吹灭后，躺在被窝里，用手电筒来看。那些闲书，都是洋光纸石印的，字极小，有时候还不清楚。看了几年，我居然没有变成近视眼，实在是出我意料。

我不但在家里偷看，还把书带到学校里去，偷空就看上一段。校门外左首空地上，正在施工盖房子。运来了很多红砖，摞在那里，不是一摞，而是很多摞，中间有空隙，坐在那里，外面谁也看不见。我就搬几块砖下来，坐在上面，在下课之后，且不回家，掏出闲书，大看特看。书中侠客们的飞檐走壁，刀光剑影，仿佛就在我眼前晃动，我似乎也参与其间，乐不可支。等到脑筋清醒了一点，回家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常常挨数落。”

2

工字厅里，水木清华，

粪土多少文学家

1930年，季羡林19岁，同时被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录取，最终他进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开始了他一生的学术生涯。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史上辉煌的一个时期，无数优秀的文学家、科学家，在这个风起云涌的舞台上竞相登场。那时的清华有冯友兰先生任文学院院长，朱光潜先生兼课文艺心理学，陈寅恪先生教授佛经翻译学。胡适、傅斯年、汤用彤、朱自清、俞伯平、郑振铎、冰心等等诸位大师也在北大或清华兼课或任教。这些老师都对季羡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时，季先生与李长之、吴组缃、林庚，并称清华“四剑客”，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所谓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我们“四剑客”是常常会面的，有时候在荷花池旁，有时候在林荫道上，更多的时候是在某一个人的宿舍里。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的岁数最小，还不到二十岁，正是幻想特多，不知天高地厚，仿佛前面的路上全铺满了玫瑰花的年龄。我们放言高论，无话不谈，“语不惊人死不休”。个个都吹自己的文章写得好，不是梦笔生花，就是神来之笔。林庚早晨初醒，看到风吹帐动，立即写了两句话：

破晓时天旁的水声，

深林中老虎的眼睛。

当天就念给我们听，眉飞色舞，极为得意… …”

季先生在清华时，四年成绩全优，他带着一种中国文人特有的傲气，肆无忌惮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他的清华园日记一度在网上被疯传为“学渣的打牌日记”。现在我们就来揭开这份日记的面纱：

七日

   看《儒林外史》，觉得写的的确不坏，充满了ironyirony反讽。几百年前能写这样文章，真不容易。

八日

看《陶庵梦忆》，有几篇写得真好。

我现在对小品文的兴趣极大，明末这两派——公安竟陵的文章是不能不看的，我还有个野心，想作中国小品文史。

过午又开始干所谓正经功课——看CatsCats猫。。

吴宓把中西诗文比较paper发还，居然给我I，真浑天下之大蛋!我的paper实在值I，但有比我还坏的，也竟然拿E拿S。一晚上心里不痛快，我觉得是个侮辱。

… …

十五日

没上课，但也没念什么书——说没念书，其实也念了点，念的Addisson的Criticism on Miltons Paradise LostAddison的Criticism on Miltons Paradise Lost艾迪生的《对弥尔顿〈失乐园〉的批评》。。

昨天晚上打牌，睡得太晚，今天起得颇早，所以很困。过午大睡。

又把《回忆》修改了几处。现在细想起来，我写的这一些文章中，我还是喜欢《年》。”

可以看出，此时的季羡林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

也正是在这时季先生写出了《寻梦》《夜来香开花的时候》《兔子》等名篇。

3

哥根廷的秋、书城、爱情、打字机

1935年24岁的季羡林被选为赴德公派留学生。由于二战的炮火，这原定四年的时光被拉长为

十年。这十年，季先生没有像某些留学生那样，住在华人街，每天四处闲逛。而是把所有的心思都投入在了学业之中。在此期间他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Sieg)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这就是我梵文学习的开始。研究所有一个小图书馆，册数不到一万，然而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却是应有尽有。最珍贵的是奥尔登堡的那一套上百册的德国和世界各国梵文学者寄给他的论文汇集，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大小不等，语言各异。如果自己去捜集，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这样齐全的，因为有的杂志非常冷僻，到大图书馆都不一定能査到。在临街的一面墙上，在镜框里贴着德国梵文学家的照片，有三四十人之多。从中可见德国梵学之盛。这是德国学术界十分值得骄傲的地方。

我从此就天天到这个研究所来。

我从此就找到了我真正想走的道路。”

在德国，季羡林结识了章用等志趣相投的好友，女房东给了他母亲一样的关怀，也经历了一生中最为铭心刻骨得一段爱情。这段爱情，可以说是“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在我写作博士论文的那几年中，我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稿；而我自己既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因为屡次反复修改，打字量是非常大的。适逢迈耶家的大小姐伊姆加德(Irmgard)能打字，又自己有打字机，而且她还愿意帮我打。于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因为原稿改得太乱，而且论文内容稀奇古怪，对伊姆加德来说，简直像天书一般。因此，她打字时，我必须坐在旁边，以备咨询。这样往往工作到深夜，我才摸黑回家。”

季先生当时的日记中是这么描述这位聪慧美丽的德国姑娘的：

1945年9月24日，我在日记里写道： 

吃过晚饭，七点半到Meyer家去，同Irmgard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同年10月2日，在我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我在日记里写道：

回到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三点到Meyer家，把稿子打完。Irmgard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

“945年9月24日，我在日记里写道：

吃过晚饭，七点半到Meyer家去，同Irmgard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同年10月2日，在我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我在日记里写道：

回到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三点到Meyer家，把稿子打完。Irmgard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

但出于对家庭的责任，季羡林毅然回国，这份柏拉图式的美好爱情只能永远留在记忆之中，哥根廷秋日的风里。容若有一首诗，写的是李易安同赵明诚，放在此处也无不可：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4

桃李芳园、牛棚坎坷、九死未悔

1946年，季羡林毅然放弃国外高校的高薪聘请，回到他日思夜想的祖国。经过恩师陈寅恪的介绍，到北大东语系任副教授，在半个月内，他就升至教授与东语系主任，这在北大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然天有不测风云，一场中国近代文学得巨变即将到来——文革。

“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几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犟劲，我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一点犟劲。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这点犟劲，就颇值得自慰了，我这一生也就算是没有白生了。我在逍遥中，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倒行逆施，执掌全校财政大权，对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疯狂镇压，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啰用长矛刺杀校外来的中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真懂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组织”。“老佛爷”的心狠手毒是有名的。我几乎把自己一条老命赔上。”

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盖上“臭老九”的名号，受尽了折磨和苦难，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时候，季羡林却没有放弃他的良知，污蔑过去的师友。1970年，季羡林被分配给东语系办公室当门房。他开始翻译印度长篇史诗《罗摩衍那》。季先生利用晚上把文章译成白话散文，抄在小纸条上，白天值班时再在案前偷偷修改成诗句。经过五年的坚持，长达八万行的《罗摩衍那》最终翻译完成。1994年该书获得了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5

爬格子、辞桂冠

季先生在1979年被“平反”，这时季先生已经68岁了，但是他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深感被文革夺去的时光之可惜，更加努力地进行学术研究，几乎住在了图书馆里，《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译释》《大唐西域记校注》都是她70岁之后完成的。此外，他还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思考，认为“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投身于“中国文化书院”建设。但季先生的这种做法，却并非为了荣誉。相反，在2007年年初出版的《病榻杂记》中，他请求辞去“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的称号。并称，“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先生始终保持着这种平易近人姿态，一直受到学生的尊敬与爱戴。有一则很有趣的故事：

上世纪70年代,一位刚刚考取北大的年轻人兴高采烈地到北大报到。由于初进京城,人地生疏,战战惶惶。一个人肩扛手荷,好不容易找到设在大饭厅的新生报到处。注册、分宿舍、领钥匙、买饭票……手忙脚乱中把行李托付给一位手提塑料网兜路过的老者。东奔西走,待忙过一切,已时过正午,这才想起扔在路边托人照看的行李,当即吓得灵魂出窍。一路狂奔着找回去,只见烈日下那位光头老者仍呆立路旁,手捧书本,悉心照看地上懒洋洋的行李。年轻人对老者千恩万谢,庆幸自己吉人天相,头一次出远门,就碰上好人。次日开学典礼,只见昨天帮他看管行李的那位慈祥老者,竟也端坐主席台上。年轻人找人一问,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

季先生后来对这个年轻人说：“你从农村来这里读书，布袋里装着全部家当，你能把它托付给我，就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我又怎能不认真对待呢？”

98年，季先生从一个少年意气得书生，变成静水深流的季老。他的一生波澜壮阔，他的学问是极好的，道德也是超一流的。这样一位先生永远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永远值得我们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