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钱塘江口“弄潮”由来久矣！成书于唐代元和八年（813）或九年（814）的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钱塘县“浙江”（即钱塘江）条云：浙江“江涛每日昼夜再上，常以月十日、二十五日最小，月三日、十八日极大。小则水渐涨不过数尺，大则涛涌高至数丈。每年八月十八日，数百里士女，共观舟人渔子溯涛触浪，谓之弄潮。”长庆二年（822）至四年（824）出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其《重题别东楼》诗中也有“春雨星攒寻蟹火，秋风霞沾弄涛旗”之句，并自注云：“余杭风俗，每寒食雨后夜凉，家家持烛寻蟹，动盈万人；每岁八月，迎涛弄水者，悉举旗帜焉。”既已习惯成俗，而且动辄“数百里士女”“共观”，足见由来已久。
南宋施谔《淳祐临安志》认为杭人弄潮始于春秋。该志卷十“浙江”条云：“《秦纪》‘始皇东游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度’。始皇周游八极，尝渡海观日虫，而浙江水波恶，不敢径渡，以此知钱塘江足为天下之险矣。盖其涛山浪屋，吞天沃日之势，挟以怒潮，鼓以烈风，虽长江大海无是也。又按《夫差内传》，‘吴王赐伍子胥死，乃取其口，盛以鸱夷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崩岸，势不可御’。于是仲秋既然，杭人以旗鼓迓之，弄潮之戏，盖始于此。又《越王外传》云：‘越王赐大夫种死，葬于西山之下，一年，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与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审侯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种也。按此所载，虽若荒唐，然二子以忠愤激烈，抱冤万古，与潮俱壮，如孟津阳侯之类，理或有之也。秋中潮愈怒，吴人轻生者，乃无故以身试怒潮，名为弄潮。”上述《秦记》为《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夫差内传》及《越王外传》分别为《吴越春秋》卷五《夫差内传》和卷十《句践代吴外传》，孟津为黄河古渡口名，在今河南孟津之东，阳侯，高诱《淮南子·览冥训》注云：“阳侯，陵阳国侯也，其国近水，溺水而死。其神能为大波，有所伤害，因谓之阳侯之波。”
诚如施谔所说，所谓子胥兴潮虽属荒唐，但作为对死者的一种怀念，进而举行祭祀，再而出现弄潮，却是完全可能的，理由有三。
（一）钱塘江口杭州，乃是春秋时期吴越民族的生活地域。吴、越民族是在石器时代跨湖桥先民，河姆渡先民、良渚先民等等先民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的一个民族，是一个擅长水上生活的民族。跨湖桥先民早在距今8000年—7000年之前，已经能够制作独木舟，杭州水田坂遗址仅一条水沟当中能取起出土的木桨就有4支，而且有宽翼、窄翼两种。按照先有舟后有楫的民俗学理念，水田坂的良渚先民也应该制作了独木舟，只是还没有被发现。独木舟、木桨的创制，是先民们长期水上作业知识和经验的结晶。与杭州相近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鱼骨相当丰富。但明显属于捕鱼工具者却仅出土了几件小型鱼镖，鱼叉、鱼钩、网坠之类很少有见。可能河姆渡先民除了采用鱼镖枪、木矛、竭泽而渔外，还能采用其他方式甚或徒手捕鱼，可能有出乎我们意料的高超水上功夫。
长期的水上作业，形成了吴、越民族“断发文身”、跣足不冠等独特的生活习俗。这一类记载先秦文献屡见不鲜。《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亦说其“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应劭注云：“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也。”《说苑·奉使篇》记载有一则越国使者诸发出使梁国（即魏国）的故事，说是诸发至梁，梁臣韩子传话说：“大王有命，客冠则以礼见，不冠则否。”诸发回答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兖之州，乃处海垂之际，屏外蕃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灿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今大国其命，冠则以礼，不冠则否。假令大国之使，时过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发文身，然后见之’，于大国何如？”梁王听后，立即“披衣出见诸发”，并为此驱逐了韩子。这则故事流传很广，《韩诗外传》卷八第一章也有记载，只是越国使臣名为廉稽，出使的国家为楚国。“文身断发”成了吴越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谭其骧教授曾经说过，春秋时期吴、越两国是同一个民族所建立的两个国家。即伍子胥所说：“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属，习俗同，言语通” ① ，吴国“顾在后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 ② ；越国“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 ③。环境的险恶，生活的艰辛，长此以往，使吴、越民族练就了一身精堪的水上功夫，因而也造就了一批敢于和能够“溯涛触浪”的“弄潮儿”，并且代代相传，成为吴越文化之一绝。
（二）吴、越民族有“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 ④ 。《越绝书》卷四《越绝计倪内经》云：“浩浩之壮，潮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言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维。”所以尤其崇拜水神。广西左江流域岩怀山有一幅大型的古代岩画，整幅画面共有三条船只，乘船者皆侧身前伸，腿稍弯曲，前后成一排，动作一致，富有节奏感，似在船上且歌且舞，又似春棹击水之状，船前后两边，各有一群歌舞者，场面隆重而热烈，反映了古代骆越（越人的一支）祭祀江神的场面。越王句践在灭吴以后，首先想到的也是“春祭三江，秋祭五湖” ⑤ 。伍子胥自被害以来，一直被视为潮神，祭祀自当更为隆重。文献中大凡记载“弄潮”的文字，不说“迓子胥”，便说“迓（潮）神”。《后汉书》卷八十四《曹娥传》记载上虞人巫祝曹盱“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波溯涛迎婆娑神”，文中“婆娑”指舞蹈。《诗·陈风·东门之枌》：“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毛传：“婆娑，舞也。”所以“迎婆娑神”应为“婆娑迎神”。此神，《困学纪闻》引《曹娥碑》作“伍君”，《艺文类聚》引《会稽典录》作“波神”。按照上述，此神即“波神”，即“伍君”，亦即伍子胥。
（三）关于伍子胥祠的地点，《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云：子胥之尸“浮于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名曰胥山。”胥山所在，《史记》唐张守节《正义》引《吴地记》云：“胥山，太湖边胥湖东岸山，西临胥湖。” ⑥ 南朝宋刘道真《钱塘记》云：“伍子胥累谏吴王，赐属镂剑而死。临终，戒其子曰：‘悬吾首于南门，以观越兵来，以 鱼皮裹吾尸，投于江中，吾当朝暮乘潮，以观吴之败。’自是，自海门山，潮头汹高数百尺，越钱塘渔浦，方渐小。朝暮再来，其声震怒，雷奔电走百余里，时有见子胥乘素车白马在潮头之中，因立庙以祠焉。庐州城内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庙……俗云，与钱塘潮水相应焉” ⑦ 。北魏郦道元《水经·浙江水注》持钱塘江边胥山（今杭州吴山）和太湖边胥山（今江苏苏州西南）两说并存。
实际上，伍子胥祠作为伍子胥的纪念地，设于两地、三地，皆属正常，东汉曹盱溯曹娥江潮婆娑迎潮神伍君，很难说曹娥江边就没有伍子胥庙。杭州的子胥庙，虽然目前尚不能确定究竟设立于何时，但根据《钱塘记》的记载，至迟在南朝宋时肯定已经存在。唐中宗（705—710）时，狄仁杰奏毁吴楚淫祠1700余所，唯伍公祠（即杭州子胥庙）与夏禹、太伯、季札等四祠留存不毁。宋人王安石于康定二年（1041）为杭州伍公祠作记文说：“吴亡千有余年，事之兴坏废革者不可胜数，独子胥之祠不徙不绝。”王安国记文也说：“胥山庙者，吴人奉事，盖已千有余年。” ⑧由此看来，杭州吴山的子胥庙确实历史久远。
鉴于杭州先民自古以来擅长水上作业，因而也造就了一批敢于和能够“溯涛触浪”的“弄潮儿”，并且代代相传，成为吴、越文化之一绝；杭州先民又有“信巫鬼，重淫祀”习俗，而且尤其崇拜水神，将伍子胥视为潮神，敬畏有加；杭州又很早就有了祭祀伍子胥的祠庙，由上述推测，春秋之时为杭州“弄潮”之始，乃是完全有可能的。只是杭州在唐宋以前文献稀少，仅有的一部刘道真《钱塘记》又早已散失，只在《水经注》等典籍当中留下了片言只语，所以不见文献记载。但我们不能但凭文献记载而化史实之有无。按照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和白居易《重题别东楼》自注，杭州观潮、弄潮至迟在唐代后期已经习以成俗。然后在几乎悄无声息250年后的宋治平间（1064—1067），郡守蔡襄发表了《戒弄潮文》。我们显然不会怀疑唐代元和至宋代治平之间杭州弄潮儿仍在“弄潮”，同样我们也不能认为之前杭州不存在“弄潮”。不要说杭州唐宋以前文献稀少，既或有文献，但对“弄潮”不作记载，亦属正常。因为不同的文献有着不同的选材标准，没有必要凡事必记。此外，也许在当时当地文人眼中，“弄潮”只是下里巴人平常事，没有必要加以记载，也许如《考工记》所说：“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胡之无弓大也，非无弓大也，夫挖而册哦弓大也。
注释：
① 《吕氏春秋》卷二十三《知化》。
② 《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
③ 《越绝书》卷四《越绝计倪内经》。
④ 《汉书·地理志下》。
⑤ 《越绝书》卷十五《越绝德序外传记》。
⑥ 《初学记》卷六引《吴地记》云：“子胥以忠謇见亡，遂赐死，浮尸于江，夫差悔焉，与群臣于江设祭置坛，国人因为立庙。
⑦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二九一《伍子胥》引。
⑧ 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一《祠祀·忠清庙》。
作者李志庭，杭州文史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浙江通志》总纂
文章节选《杭州文史》第三辑《钱塘江口“弄潮”的兴衰及其与冲浪运动的关系》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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