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我就曾向践耳先生当面请缨，愿为《朱践耳创作回忆录》（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年版）撰写书评。不料事务缠身，拖至今日方才如愿。作曲家的回忆文字，本是音乐中的稀有史料，而以先生的经历和资格，他的创作笔谈当然是中国现当代音乐发展的鲜活见证，不可多得，也不可替代。
音乐语言与文字语言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材质媒介。在我的印象中，作曲家用文字语言谈论艺术与创作，确乎不及文学家那般常见。如先生所言，“往往作曲者闭口不谈自己的作品，也有些人只谈创作理念，绝不谈作曲技法；而另一些正相反，只谈技法，绝不谈理念。”（《创作回忆录》卷头语）。说到这里我想到一则趣闻。据传，一位苏联音乐学家就肖斯塔科维奇作品的意图和内涵询问作曲家本人，而“老肖”以略带戏谑的口吻回答道，“那是你们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
这则传闻倒是反衬出践耳先生回忆录的价值——作曲家坦诚直书自己的创作经过和思考，既谈理念，也谈技法，弥足珍贵。《创作回忆录》这一书名，明确昭示先生的用意和用心：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传或生平记事，而是紧紧围绕重要创作而书写的心迹实录、经验得失与思想反刍。尤其是全书的重头后半部分——第7章“找回自我的漫长历程”至第23章“诗情画意两首小品”，用极为详尽的笔触叙述自1977年至2007年整三十年中所有重要作品（尤其是他的十一部交响曲）的构思立意、表达意图和技术肌理。毋庸置疑，这是极为重要的篇什——不仅针对践耳先生自己的创作，也是针对整体意义上的“新潮”音乐，特别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的发展轨迹。而且，这些篇什的字里行间，饱含一位耄耋智者在经历风雨人生后的感悟与心得，于是就超越具体作品的细节说明，指向更为深邃、更加高远的维度，从而具备了创作美学的品格和理论反思的高度。
践耳先生谈创作，一如他的日常谈吐，从不拐弯抹角，更不故弄玄虚，总是朴实而直接，明白无误。尤其让“专业读者”感兴趣的是，先生笔下，音乐作品的艺术理念追求和具体的技法语言始终保持合二为一，彼此不分——这正是《创作回忆录》中附有大量谱例的原因。先生诸多著名的代表作品，特别是那些大型的交响鸿篇，如何萌生，如何起步，立意出自何处，构思和结构怎样处理，以至于具体的音列、主题等，均有清晰的文字和谱例说明。先生似是本着对后人负责的精神，向读者袒露自己创作时的所思所想，而我们面对这样的文字和乐谱，似是“钻”到了作曲家的脑海中，从不寻常的“内视镜”角度来重新观察和感悟音乐。如第19章“独钓寒江雪”对《第十交响曲》（1999年首演）创作构思的仔细交待，从柳宗元《江雪》一诗的艺术品质谈起，论及音乐对诗歌内涵的体现和发挥，再谈到整个交响曲中对吟诵（特邀尚长荣先生）、古琴（特邀龚一先生）和乐队的细节处理，以及演出后众人的反映和回应……这样的文字（及谱例），作为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对今人、对后辈、对历史、对中国音乐发展的价值，如何强调大概都不嫌过分。
阅读《创作回忆录》，有一处勾起了我个人的特别记忆。第13章“草根交响曲”主要涉及《第六交响曲“3y”》（1995年首演）的创作构思过程。其中的叙述内容我特别感到亲切——因为我曾有机会聆听践耳先生专为我一人“开小灶”讲述这部交响曲的创作构想与经过。那应该是1995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先生特地约我到他住所聊天——在那之前我曾参加上海音协组织的创作研讨会，我的即席发言大约引起了先生的注意。当时的我只是三十岁出头的上音青年教师，初出茅庐，受到先生邀请，不仅感到意外，而且心中不免忐忑。然而，到了先生家中，他的温和儒雅很快化解了我的不安与腼腆。寒暄之后，先生很快直奔主题——他希望和我一起分享创作《第六交响曲》的思考与设想。那是一个愉快而充实的下午：《第六交响曲》的一个重要艺术特色是，通过录音回放来直接“摘引”民间音乐的“原生态”音响，并让这种“摘引”与现场的交响乐队演奏形成特定意义上的交互“对位”。这当然是非常大胆而特别的想法，先生自己也非常投入，他对着自己的总谱讲解其中的“十二音音列”构成并模拟演唱想象中的音响，还不时播放赴云南等地“采风”得来的原生态声带……那天，先生兴致很高，我也兴奋莫名，一老一小，切身分享和感受创作者创造时的愉悦与冲动，真是很特别也很珍贵的体验。眼见天色渐暗，我才依依不舍离去。这一幕大概深深潜入了我的下意识，直到阅读这部《回忆录》的第13章，它才突然苏醒，重又浮现……
对于普通读者，《回忆录》中前6章及其他章节中有关践耳先生的个人生平叙述会有特别的吸引力。早先的家族身世；青少年时期的音乐启蒙；四十年代初的卧病自修；解放前加入部队的革命历练；共和国建立后的电影配乐实践；五十年代后期留学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作曲“科班训练”；归国之后的曲折至“文革”时代的坎坷；以及八十年代以来“找回自我”之后的“衰年变法”……这位走过20世纪和21世纪近百年路途的“世纪音乐人”，他的经历境遇，他的思虑向往，以及他的创作业绩，不正是中国现当代音乐百年沧桑的缩影和写照吗？！如先生在“结束语”中的精妙总结，他的一生是在“革命梦”和“交响梦”之间“不断来回徘徊、相互交替”（第257页）的历程。他的人生旅途映射和反照出时代、国家、民族的命运变迁，而他笔下的音乐正是在回应时代命题和个人心声的过程中达成的创造性结晶。
关于创作，最根本的问题不外乎“为何写”，以及“如何写”。践耳先生作为中国交响乐（以及中国钢琴音乐、室内乐和声乐音乐）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在这部《创作回忆录》中做出了具有启发意义的示范性回答。他以“悟自生活，本于立意，归乎用笔”（卷头语）精准地概括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追求，并以“至诚至真，乐之灵魂。至精至美，乐之形神。若得万一，三生存幸。孰是孰非，悉听后人”（结束语，第260页）这样的态度来看待自我及作品。践耳先生年逾六十后以数十余部交响大作真正实现了自己的“交响梦”，代表着中国交响乐创作至今达到的最高水平，如果说这是中国当代音乐史中一个神话般的传奇，那么他在八十五岁后以严谨的态度、用八年之功将自己完整的创作心旅凝结为笔端文录，这便堪称另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乐坛佳话。《朱践耳创作回忆录》是一部厚重的大著，它不仅记录了这位作曲家独一无二的心路历程，也为中国现当代音乐的发展历史留下了独一无二的个人见证，更为音乐创作的实践与理论镌刻了独一无二的美学证言。
丁酉年正月初三写于沪上书乐斋
本文即将刊于《文汇报 ·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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