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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死亡的话题


关于死亡的话题

尹学芸

1

  每一次回老家,最先听到的肯定是有关生离死别的事。村庄大,人口多,这样的事就几乎成了常态,隔一段不回家,有些熟悉的脸孔,就再也看不到了。那些个面孔,其实是组成村庄的一个个元素,天空,墙壁,或者井水里,会映照出他们的影像。

  那些脸孔,平和得都是土地的颜色。男人,是树根底下滋生的另一棵树。女人,则是迁徙而来的一朵花。她们从四面八方嫁到一个村庄来,曾经扮靓过农家黯淡的日子,养儿育女,尝遍了人世间的艰辛与苦痛。然后不定在什么时候,花谢了,归于泥土了。村庄还是以往常的姿容接收所有的日子,表面若无其事,因为又有新的花朵迁徙而来,只是脚下的泥土愈发厚重了,那些树木,又增加了年轮。


2

  小的时候,总感觉这一条街尽是爷爷辈的人。他们爱讲古记,爱说笑话。每日粗茶淡饭和繁重的劳动一点也不影响他们的心情,他们给我们起外号,流鼻涕的,叫鼻涕虫。长虱子的,叫虱子包。而我们则追在后面给他们编顺口溜。比如,程子口,三大能,福海宝瑞李连荣。这三个人,不是别的能,而是放屁能。放得响,放得连贯,能得放出花来。只要在街上看见他们其中的一个,身后就有一串孩子跟着喊叫。他们也不恼,被喊得呵呵地笑。其中的福海爷爷,在生产队管喂猪,扁担上挑两只桶,桶里装满猪食。他挑着猪食悠悠地走,后面就有孩子把住水桶梁,用尽力气往下压。前面的水桶高高地跷起来,惹得福海爷爷哎哟哎呦地叫。但无论孩子怎样淘气,水桶里的猪食都不会洒出来。猪食也像人的饭食一样金贵,孩子们都有分寸。

  后来,那些爷爷就一个一个地消失了。他们消失的次序,不是从年长者开始。也不是从年幼者开始。他们就是那么一点也不引人注目地隔一段就消失一个。又隔一段又消失一个。他们的病,几乎都是瘫痪。出不来屋,或用板凳挪进挪出。就像我的爷爷一样。瘫痪了三年。有一天,忽然自己光着身子下了地,我问他去干啥,他说去找你奶奶。我告诉他奶奶已经死了很多年了。在我出生之前,她老人家已经去世了。爷爷不相信,指着后院说,你奶奶去串门子了,我去喊她一声。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七岁,上小学一年级。我挎着笼筐给猪采野菜,在渡船上,正好看到在外工作的叔叔休假回家,我兴高采烈告诉他,爷爷死了。叔叔用手遮着夕阳朝船上看,一点也没听明白我的话。走近以后我又神气活现地说,爷爷死了,家里正在打棺材呢。

  叔叔狐疑地问我,爷爷死了你咋这么高兴呢?

  我这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想到死亡可能是件应该悲伤的事。可在这之前我确实一直都是兴高采烈的,因为家里突然来了很多人,木匠在拉大锯,厨师在砌高灶,女人在炕上缝白衣白帽,我们家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

  一同下船的外村人鄙夷地看了我一眼,说这是谁们家孩子,这么大了一点事也不懂。

  我还要懂什么呢?我红着脸在心里想。


3

  爷爷那辈人消失得差不多了,四爷就如老而成精的荆树疙瘩,成了村里的一个坐标。他瘦小而干枯,微微驼背,每天背着粪筐腋下夹着粪叉进进出出,他不是为了拾粪,而是背出了习惯。我至今都还记得四爷的样子。手里有几个钱,不是买点心就是买烧饼。他不吃家里做的饭,不喝家里水缸里的水,说怕有人投毒。活到了一百岁,突然就怕了世上所有的人,觉得每个人都会追杀他。

  四爷的寿材是八十几岁那年预备下的。三指厚的板材,上了大红的油漆。四爷那年已经得下了大病,几天不吃不喝,人眼看着就有出的气,没进的气了,家人摘下了门板,把他“停”了上去。一屋子的人就等着他咽最后一口气了,谁知,四爷却一骨碌爬了起来,解裤腰带,说他要撒尿。

  把一屋子的人都惊飞了,大家都以为四爷诈尸了。

  四爷的寿材抬进了棚子里,备着。上面堆着柴草之类的东西。有时候孩子们捉迷藏,会掀开棺材盖藏进去,如果让四爷看见,四爷会顿着拐棍骂半天。后来四爷给棺材上安了把锁,孩子们不去那里闹了,那里就成了耗子和黄鼠狼的天下。有人看见黄鼠狼在棺材底下娶媳妇,抬着驴箍子做的花轿,吹吹打打,像是古时候的秀才娶娘子一样。大人们说,黄鼠狼是跟人最接近的动物,人会什么,它们就会什么。黄鼠狼还会模仿小孩哭,真的一样。

  四爷去世的时候,是喜丧。大红的棺材已经陈旧了,摆在供桌上的盘碗饺子,都被人抢走了。按照村里的风俗,抢到的盘碗,吃到的饺子,都是吉利,都能借得亡人寿命。我裹在看热闹的人群里,看着人们紧张忙绿。但千真万确地是,没有悲伤。我也没有悲伤。我从那个时候就意识到村庄是分层的,一个辈分就是一层,而有一层,迟早都会轮到我。晚上睡在土炕上,我会幻想自己死掉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色彩,任何食物,任何游戏,都跟我没相关了。陪伴我的只剩下寒冷,孤寂,黑暗。我会蹬着腿大声嚷起来,证明我还活着。那种窒息的感觉,潮湿腥气,无数次让我不寒而栗。对死亡的恐惧突如其来,无法逃遁。


4

  从衰老爬上父亲的眉眼开始,我就为村庄感到悲伤了。我见识了父辈人的生龙活虎,他们曾把日子过出气势,那气势就像飞起来一样。我感受到的那一段,其实就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庄稼人释放了所有的能量,挥洒了所有的热情,创造性地把村庄变了个模样。这种改变与个体的改变密不可分,甚至包括村里最老的光棍也说上了媳妇。当然我们也是建设者,但我们是亦步亦趋跟在后面的。父辈们生龙活虎,村庄就生龙活虎。父辈们身强力壮,村庄就身强力壮。如果说,爷爷在世时村庄是沉静安逸的,父辈们的村庄则像一个建筑工地,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那样一种火热是我们所热爱的,我们总期望着改变,明天就是新生活,明天比今天更美好。

  明天更美好的新生活什么样,其实我们谁也不知道。父亲每晚都在计算土地的投入产出。算计自己务工劳作收成,算计家里的鸡、猪、羊价值几何。有个“万元户”的标杆摆在那里,就是一种动力和目标。口袋里有钱的感觉什么样?许多年以后的一个春节,我女儿因为收压岁钱而成了“千元富姐”,她这样形容自己说:有钱的感觉实在是好,人显得有底蕴,走路都不发飘了……

  我则对她说:你若背块石头……就更不飘了吧?

  就为了这个“不发飘”,父亲们就曾活得殚尽竭虑吧?

  我经常这样想。

  我十几岁的时候,愿意走在父亲的身后,看父亲的背影。那时父亲正年壮。当然,父亲过去也年壮,但我一直未曾注意到。那一年,家里因为盖房子与邻居起了纠纷,我去北京找父亲和哥哥,他们正在北京务工。转天早晨五点,我们赶乘402路公共汽车去长途汽车站,父亲走在前面,略呈外八字的两只脚,每一步都踏得有力。三十岁的哥哥,竹竿一样在父亲身后摇晃,脚步一拖一拖,像是随时都能睡着。就在那个清晨我给了自己一个结论:父亲永远不会老。父亲不会老,我就不会老。


5

  爷爷活了八十四岁。父亲活了七十三岁。我不知道这两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民间有“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的古语。父亲的去世让我觉出了空茫和惶惑。我是希望他能活过爷爷的,这是我对他最起码的要求。那时我的孩子在老家寄养,这让我有理由每周回去一次,有理由把大部分的工资补充给他们做生活费。即便天天回去,父亲也会有花一样的笑脸迎接我,就像许久没见到我一样。不管我们怎样不舍,父亲就是在那个人生之“坎”上离我们而去。是子夜时分,我抖抖索索地跑到外面去装麦秸枕头。天上有稀薄的月光,周围树影森森,我不害怕,一点也不害怕。装枕头回来,我就在床边拉着父亲的手,一点一点感触他的冰冷,感觉他的气血僵硬。

  生命由此走入了轮回。一个叔叔走了,一个大爷走了。父辈的人们又开始在那里排队。我清晰地看到了冥冥中的那扇门孤寒地矗立在虚空之中,风打着节拍从那里过,摇响了最后的风铃。不知不觉的几年间,一条街上跟父亲一个辈分的人都上了路。夏天,在我家槐树底下乘凉的是清一色年老的女人。她们拄着拐,推着轮椅,呼朋唤友。年轻的时候,她们之间也有过各种各样的矛盾,甚至谁和谁半辈子都不说话。如今坐到槐树底下,都成了最亲的亲人。年老而亲近,是因为她们彼此需要。这个世界上,除了她们彼此,是再没有谁需要她们了。此时的她们,就像是没有婆家,也没有娘家的一群人。她们只有她们自己,就像土里长出的瓜蔓,花开过了,果结过了。眼下她们就是一棵枯藤,靠着天上的一点雨水,活着。坐在她们中央你会发现,她们的话题零散而细碎,今天重复昨天的,明天重复今天的。她们坐在这里,实在是不为了说什么。说什么其实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她们眼睛中那块浑浊的镜子,能照出彼此的影子。

  在她们身上,甚至读不出“思念”这两个字。面对着逝去的岁月和男人,她们有的只是从容和淡定。甚或,不从容不淡定的样子,她们已经做不出了。

  无一例外的,她们会给自己提前预备下“装老”的衣服。鞋子,袜子,裙子,大袄。一件一件,拿出来彼此观摩。比针脚,款式,布料,刺绣。那种兴高采烈,就像新嫁娘比试婚纱一样。

  不定哪一天,一个人不来了,就是出远门了。又一个人不来了,又是出远门了。她们把作别这个世界,就叫做出远门。谁出远门了,大家还会去看热闹。心肠软的,掉几滴眼泪。心肠不软的,会张着嘴巴傻傻地看,若仔细观察,那脸上分明有艳羡。

  我曾经问过母亲,您怕死么?

  母亲干脆地说,不怕。死有啥可怕的。

  说得我无言以对。我也知道死没啥可怕的,可想到死亡,还是会感到不寒而栗。


6

  父亲从五十六岁那年第一次得脑出血,到七十三岁的最后一次,中间整整隔了十七年,父亲的脑血管大大小小出了六次血,有一些毛细血管出血我们可能都不知道。

  第一次见到父亲的CT片子,大夫对我说,人的大脑光滑得像一块水豆腐。可你看看你父亲的大脑,萎缩得像个丝瓜瓤子,沟壑遍布。

  我问以后会怎么样。

  大夫说,迟早有一天,他连舌头都会僵硬。

  最后的六年,父亲只能在炕沿边上坐一坐。母亲给他穿衣喂饭擦澡洗漱,一天到晚搬上搬下不定折腾多少回。我看着他,一双手从会使筷子,到提不起一块手绢。从能吃流食,到连水都不会吞咽。

  可父亲的指甲依然在疯长。我每次回家,口袋里都装把指甲钳,因为父亲的指甲又硬又厚,我不得不请人从法国、日本、韩国带回来模样大的指甲钳。我现在也是指甲钳爱好者,而且经常升腾起收藏的欲望。

  给父亲剪指甲时我经常有那种不孝的想法。他瘦弱,母亲比他更瘦弱。疼父亲是一种疼,疼母亲是另一种疼。看到父亲因为一口饭吃得痛苦,看到母亲的满脸忧愁,我是隐隐希望死神能早一点眷顾父亲的。

  我知道我的想法有悖人伦。可我就是有这样的想法,真实的。

  只是不敢对人言,哪怕最亲最近的人。

  回想我给父亲去装麦秸枕头的那个夜晚,走到清冷的星光底下,我让自己停顿了一下。我审视了自己此时的情感,真的,我不悲伤。我只是长长地舒了口气。

  从那个夜晚开始,我对死亡的恐惧,消失了。

  因为我知道,死亡不过是去寻找父亲,或者母亲。在那里,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我们不过是重新组成一个家庭,还是父亲和母亲的孩子。


7

  父亲去世那天,是1997年农历的十月十五,他和母亲结婚五十周年纪念日。

  他们结婚的时候是1947年,母亲15岁,父亲23岁。家里因为吃不齐三顿饭,父亲谨遵奶奶“身去口去”的教诲,婚后第三天就去北京谋生。春节前200里地走回家来,母亲正在扫院子,看着眼前破衣拉撒的男人,母亲认真地问,你找谁?

  五十年漫长的岁月,如今只成了疏忽一瞬。

  村庄是什么?我曾在一篇散文里写道:村庄是母亲,是根,是精神,是灵魂,也是爱人。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脑子里总回映着关于村庄的种种想法,当村庄成了一种形而上的寄托,我就知道,我远离了自己的青春的岁月。


8

  没有了父亲的村庄,一下子就显出了衰败和颓废。我知道,这是我的感觉。我的父辈们走了,我的兄弟们,又成了他们儿女的父辈。作为父亲,没有谁比谁更重要,可我怎么觉得,我的父辈们曾经是村庄的灵魂呢?

  那时候,一条河流围绕着我们的村庄,我们都是水鸭子。夏日河水汹涌,总让人担心土坝岌岌可危。河边长大的孩子见识多,在水里的那份从容,根本不把任何风浪放在眼里。河里相距50米远有两处船舶停靠的地方,约定俗成的分别是男人和女人洗澡的地方。洗到热闹处,这边喊,那边应。乡里人玩笑一向开得深入,不定什么时候,就有一条大鱼摸过来袭击女人。大鱼当然是潜在水里的,需是暗夜,需是女人忘情的时候。随着一声尖叫,偷袭成功的“大鱼”一个猛子扎出老远,抹一把脸上的水,笑得得意洋洋。偷袭的,不知是谁的父亲,被偷袭的,也不知是谁的母亲。这样的节目贯穿了乡村潮湿的日子,让那抹暧昧的粉红,温润了所有的夜色。

  就是这样一条河流,没水了,干枯了。继而又有了污水和水藻,水藻就像生长在草甸子上,肥厚,稠密。一条河就这样生病了,谁也医不好。当年爷爷和父亲们在水中生出各种故事,他们的后人,只能闻着河水散发的刺鼻的味道,蹲在堤坝上,望着河流出神。

  如今,望着河流出神的,大概只剩下偶尔回家的我了。透过浓密的白杨树林,我总能看到河流活着时候的种种景象。我的身后,是日渐沉默和凋敝的村庄。我处在她们中间,经常突发奇想,我要摸一摸身旁的树木,才能感知自己不是风景的一部分。

  那些生龙活虎的岁月确实消失了。年轻人去外面打工,村里除了年老的女人,就是年少的女人。有一次,我在街上碰到了一个有着异样神情的人,四十岁左右。她看我,我也看她。当然我们谁也没有说话。有人告诉我,这不是普通人,是个仙婆,能治百病。我恍然大悟。难怪我看她面熟,我小的时候也认识一个仙婆,包治百病,是我奶奶的干妈。


9

  自从母亲摔坏了腿,每两周回家一次,就成了固定的保留节目。母亲摔断腿的原因很简单,她想扫院子里的五朵木槿花。

  我们都怪母亲不该干那点活儿,可母亲说,不干活还活着干啥?

  母亲不知道,现在的许多年轻人,都愿意不干活却能好好活着。这差不多成了一代人的梦想。

  母亲的话我反复告诉别人,就像着了魔一样。

  暑假,我带着女儿回家看姥姥,姥姥跟外孙女有说不完的话。女儿把我拉到僻静之处悄悄说,姥姥怎么那样。我问哪样?女儿说,村里有个叫大个子的死了,你知道么?我说我知道。大个子是个年过九十的女人,上午还跟母亲坐在墙根下聊天,中午趴在炕上让儿子擦后背,后背擦完了,儿子想扶她起来,却发现她已经声息全无。

  女儿说,姥姥一个劲地羡慕大个子,说她的死,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分。说如果能像大个子那样,就是明天死,也值得。

  姥姥怎么那样。女儿沉重地说。

  我告诉她,姥姥的想法不是她一个人的,是她们那个辈分,或她们那个年龄层的。大个子出殡的时候,她们就坐在街角瞧热闹,她们都掉了眼泪,不是因为大个子,而是因为大个子的儿子。她的儿子也是个大个子,都退休了。个子大嗓门也大,他一路嚎着穿庄而过,驴一样的大嗓门,哭出了许多人的眼泪。

  这些,母亲都跟我说了不止十遍。

  我注视着女儿,一个快要上大二的高个子女生。她也是在这座村庄长大的,左邻右舍知道她很多笑料。当年,她曾把这里当成家而不愿意随我进城。现在,嘴里常说的一句话却是,有多远走多远。

  跟年轻时的我一模一样。


10

  村庄的街巷,总有上百条。一条周河把村庄包在了怀里,河堤便成了多出来的街巷。

  每次回家,只要稍有空闲,我都会在堤上堤下村里村外到处走。逐步发现,我热爱上了行走这门艺术。许多家门不认识,许多女人和孩子也不认识。这让我觉得惶恐,要知道,过去我连村里飞翔的鸟儿都认识。

  不认识,并不影响我从骨子里想亲近这片土地。偶尔遇见彼此都有印象的人,话说得亲切而又隔膜。不可避免地要提起谁家的儿子娶媳妇,谁家的老人身体如何。每一个名字,我都要返回记忆的河流去寻找,找回来的,也似是而非。人家失望,我也失望。人家转身走了,

  我还在拍自己的额头。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记忆钻出了我的大脑,它们钻出的时候没有给我打招呼,所以让我觉得很不适应。我自诩从没远离过村庄,村庄怎么就离我越来越遥远了呢?

  不得不承认,我那样多的关于村庄的文字都有美化之嫌。若在别人看,这里实在没什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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