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小心翼翼地敲门时，奥斯卡·加斯纳正坐在他那间地处西十街又闷又热又黑的旅馆房间的窗前。他穿着一件网眼状的棉布贴身内衣和一件夏天的浴袍。
房间外面，六月末的天空已暮色凝重，在浓绿树叶的掩映下，已完全变成黑夜。这个流亡者摸索着开了灯，两眼盯着我，尽量掩饰着绝望，但不是痛苦。
那时候，我是个穷学生，急于找一份能教点什么的工作，这样每小时可以挣到一美元，而且也更促进了我的学习。多数情况下我是教那些新来美国的难民，流亡者。
这是学校分派的一份工作，因为我比较有经验了。其中有几个学生已经能在美国市场上说上几句英语了，这些话有我教的，也有他们自己学来的。
那时我才二十岁，正准备上大学的三年级。
我很瘦，对生活充满欲望，焦心地等待着下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那是个可怜的骗局。
我在这里已经急于出发，跨过大洋去，阿道夫·希特勒，穿着黑皮靴，留着小黑胡子，正在摧残和践踏鲜花，难道我还能忘记那年夏天在但泽所发生的一切吗？
自从大萧条之后生活仍很艰难，但我从那些可怜的流亡者身上挣几个钱还算过得去。一九三九年，在百老汇的住宅区住满了这样的人。
我就辅导过四个人：
卡尔·奥托·阿尔普，以前是个电影明星；沃尔夫冈·诺维克，曾是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利克·威廉·沃尔夫，他在海德堡教授过中世纪史；再有就是那天我到那个廉价旅馆乱七八糟的房间拜访过的奥斯卡·加斯纳。
他是柏林的一位批评家，还是个记者，他曾在《八点钟晚报》工作过。他们都是有成就的人。同他们在一起我总不免有些紧张。但是一个世界性的灾难使得人们变成了这个样子，他们竟沦为了我的学生。
奥斯卡大概有五十岁了，他浓密的头发已经灰白。他大脸盘，手掌又大又厚，双肩有些溜，他的眼窝很深，蓝色的眼睛已不太明亮。
在我自我介绍之后，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眼神中现出一种不信任的神情，但像水下的暗流一样不易觉察。看着我那副模样，他好像又一次被打败了。我只好等着，等他从这现实中清醒过来，我在门口一声不响地等着。
在这种情况下，我最好是走开，可是我也得谋生呀。终于他把门打开了，我进到屋里。应该说他握在门把手上的那只手放下了，我才得以进来。他用德语说了声“请”，让我坐下了，可他自己却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
他想说什么，可是欲言又止，似乎是没法说。
屋子里堆满了衣服，书箱子，这都是他想方设法从德国带出来的。此外，还有一些画。奥斯卡坐在一个书箱子上，用肉乎乎的手掌当扇子扇了几下。
“太高温了，”他喃喃地说，努力想该怎么用英语表达意思，“不可能，我不知道这么高温。”这对我来说是够糟的了，可对他来说就更糟了。
他简直喘气都很困难。
他想说什么，把手举了起来，又放下了。
他呼吸特别急促，好像在同别人打仗。但最终还是他胜利了，因为十分钟后，我们都坐下来开始了慢慢交谈了。
和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德国人一样，奥斯卡也曾学过一点英语。尽管他说他肯定不会说一个字，他还是能设法把一些词组织到一起说出一句挺像样的句子。
只是有时听起来有点滑稽，常常把辅音说错，或把名词和动词混淆，把习语的意思弄混，但我们却立刻就可以交流了。我们主要是用英语交谈，偶尔我也用我那点洋泾浜德语帮忙，还有时说点意第绪语，他管意第绪语叫做“耶第绪语”。
他曾来过美国，那是去年，但呆的时间很短。
他是在打砸抢之夜[指1938年11月9日夜法西斯分子对德国的犹太人进行迫害，捣毁商店，抢走财物]前一个月来的，想看看能否找到一份工作。后来不久，纳粹就开始烧毁犹太教堂，捣毁犹太人商店的橱窗。
他在美国没有亲戚，如果有一份工作，他就可以很快成为移民。他的确得到一个承诺，但不是做记者，而是由于一个基金会的帮助，得到了一个讲师的职位。
接着他就返回柏林，可是他一耽误就是六个月，这真是令人胆战心惊的六个月，最后才终于又来到美国。
他几乎变卖了一切可以卖的东西买通了两个荷兰边境的岗哨，把一些画，包豪斯建筑学派朋友送给他的礼物以及几箱子书偷运出境。他辞别了妻子，离开了这个该诅咒的国家。他用有些混浊的眼睛盯着我。
“我们是很友好地分手的，”他用德语说，
“我妻子不是犹太人，她的母亲是个极端的反犹分子。她们一起回到什切青去住了。”我没有问什么。
非犹太人就是非犹太人，德国就是德国。
他的工作是在纽约一所大众学习学院，在秋季这一学期每周只做一次讲座，在第二年春天时才正式上课，教英语翻译，还有魏玛共和国文学[指1919年在魏玛召开制宪会议后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共和国，其历史是从1919年到1933年]。
他以前从未教过这些内容，所以有些害怕。
他就是被这样地介绍给学生的，但一想到他要用英语来讲课他真的有些不知所措。他对自己该怎么做心里也没个谱。
“这怎么可棱（能）呢？我只会几个词，连发英（音）都不会。我简直是拿自己在开玩笑。”他越说越感到悲哀。
自来美国后已经两个月了，他不断地换旅馆的住房，每换一次，都比以前更便宜些，他曾请过两个英语老师，我已经是第三个了。那前面的两位都主动放弃了，他说，因为他的进步太慢。
所以他想一定是他让他们太失望了。
他问我是否感到我还有这个能力教他，还是干脆去请个语言方面的专家，比如每小时付五美元学费的那种人。
“你可以先请这样的人试一试”，我说，“要是不行再来找我。”
那时候我对自己是怎样的水平心里是有数的。
听我这么一说，他终于绽出了笑脸。但我还是让他下个决心，否则这样下去就越来越没信心了。过了一会儿，他说他还是愿意跟我学。他如果请一个教授每小时付五美元，他可能会只顾到了舌头而顾不了肚子了。
他就会连买面包的钱都剩不下了。
学院已把这一夏天的工资都预付给他了，但那也只有三百美元，这也就是他的全部财产了。他呆呆地看着我，用德语说道：“我真不知道我怎样干下去。”
我想这时该是我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了。
要么我们就快刀斩乱麻立刻决断，要么就是钝刀割肉打持久战。
“好，让我们站在镜子前。”我说道。
他叹了口气，站了起来，来到我的旁边，我，瘦瘦的，直挺挺的，一头红发，心里默祷着成功，既有我的成功，也有他的成功；奥斯卡，心神不安，有些害怕，他感到我们俩同时站在他那柜橱上的镜子前面面相觑很不好受。
“好吧，”我对他说，“你能说‘正确’这个词吗？”
“争确。”他的音还是不准。
“不，是‘正确’，你把舌尖放在这儿。”
我告诉他舌头的正确位置，他在一边紧张地看着镜子。我也紧张地看着他。“像这样，舌尖向上，舌头中间向下。”
他把舌位按我说的矫正好。
“说吧，”我说，“现在再说‘正确’。”
“正确。”他的舌有点颤抖。
“好。现在再说‘宝藏’，这个更难点。”
“宝尝。”
“舌尖放在下齿龈上，不是在上齿龈上。看我。”
他试了一试，他的脑门上已汗津津的了，两眼也直直的，“宝—藏。”
“对了。”
“真是奇迹。”奥斯卡喃喃地说。
我告诉他如果他能做到这样，其余的也没有问题。我们一起坐公共汽车去了第五大街，后来又在中央公园湖边散了一会儿步。
他戴着那顶德国帽子，帽后还有个帽带结，穿着一套宽领的毛料西装，领结比我的宽一倍，走起路来步子可不大，还有点左右摇摆。那天晚上可真不错，天气又凉了些，天上疏星点点，让我感到有些悲凉。
“你是否印（认）为我会晴（成）功呢？”
“为什么不会呢？”我反问道。
后来他给我买了一瓶啤酒。
对许多人都是这样，他们发音清晰，口齿伶俐，可是他们不能再讲自己的语言———他们没有办法表达他们心中的想法。你心中有十分微妙的思想，可是一旦说出来之后竟已是支离破碎的了。
尽管他们能同别人交际但这本身却仍然困难重重。卡尔·奥托·阿尔普这位以前的电影演员现在做了梅希连锁商店的采购员。
几年后他回想起最初的那段日子时说：
“我感到我就像个小孩一样，甚至连小孩都不如，就像个痴呆症患者。因为我没法把我想说的说出来，结果人家就没法理睬我。我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实话，可就是说不出，我又是个采购员，这对我来说真是够难熬的。我的舌头简直是没有用了。”
奥斯卡的情况也基本如此。
真的感到舌头是那么不好使唤，我想他同前两位老师的问题在于急于求成，他想一口气把大海都吸干，今天才学英语，在七月四日就能以纯正无瑕的英语进行讲演，然后就在大众学习学院进行成功的讲学。
我们上课进度很慢，一步一个脚印，让每一步都落在实处。在奥斯卡搬进离行车大道不远的八十五街那个两间屋的公寓之后，我们每周上三次课，都是下午四点半开始，每次一个半小时，然后到七十二街的一家由自动售货机卖饭的餐馆吃晚饭，因为天太热他不愿在家里烧饭。
利用这个时间我们练习会话，这也算我的上课时间。我们的课共分为三项内容：词汇练习和朗读练习，还有语法知识，这一项是奥斯卡所需要的，最后是写作和作文修改。会话，我刚才说过，就插在晚饭时间。
在我看来，他是上了道儿了。
他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多的困难了，他有些入了门，心情也开朗了。他常常因为发现自己语音语调那么流畅自然而喜形于色，以往那些不正确的发音基本上得到了纠正，我们还常拿以往的错误当做谈话的笑料，这一点我是很喜欢的。
对于他十月初要做的讲座，我们俩谁都不太谈及，但我总是暗暗地祈祷。其实我们现在每天做的都或多或少地与之有关，我想我是感到这一点的，但至于确切地该如何做，我心里也没有底。
说实在的，尽管我没和奥斯卡说过，我还是很担心这次讲座的。而且接下来在秋季那个学期还将有十次这样的讲座。后来我听说他已经开始借助词典写讲稿了，而且那份讲稿写得“不看（堪）救药”。
我建议他还是用德文来写，然后我们再一起把它译成英语。其实我在说这话时心里也明知是靠不住的，因为我的德语水平也实在可怜，读点简单的东西还可以应付，说到严肃的翻译当然还有很大的距离。
不过这个主意倒使奥斯卡开始了工作，虽然他也担心以后的翻译问题。他开始着手工作。
他每天都起五更睡半夜地写，累得他精疲力竭，尽管他从事写作生涯几十年了，对专业知识了如指掌，可现在无论用哪种语言写都是写来写去还是在第一页上打转转。这真是让他心灰意冷。
那是个又湿又热的七月，可是那炎热也没有让他重燃从前的热情。六月底的时候我又去奥斯卡那里，到七月十七号我们将不再继续上课，而是全力以赴地准备那篇讲演稿。他每天都拼死拼活地写，可是越写越感到绝望。
最后他写了一百多个第一页之后，气得把钢笔摔到了墙上，大叫再也不能用这个该死的语言写下去了。他咒骂德语，他恨这个该死的国家，恨这个该死的民族。在那以后则更是每况愈下。
自从他放弃了写讲稿之后，他的英语学习也似乎停止了进步，好像把原来已经学会的东西也都忘掉了。他的舌头似乎又变得笨重了，语调又回到原来的状况。他能够说的那几句可怜的英语不是变了形就是走了样。
而我听到他说的德语又几乎都是他自言自语的那几句话。我真怀疑他是否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就这样我们共同要做的那件很庄重的事只好停了下来，尽管我每隔一天都到他那儿同他坐一会儿。
他每天一连几个小时就呆呆地坐在大房间里的那把天鹅绒的扶手椅上。天那么热，就像放在烤炉里烤一样，可他全然不在意，透过高大的窗子两眼直直地看着八十五街上没有什么颜色的天空，眼里含着泪水，充满忧郁。
后来他又和我说：“如果我不准备好这个降（讲）演，我就不想活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奥斯卡，”我说，“你口述，我来写。把主要意思整理好，先别管拼写的事。”
他没有回答，所以我也不再说下去了。
他又一次跌进了忧郁的深渊。我们就默默地坐着，几个小时也不说一句话。虽然说这种令人压抑的气氛对我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但这次也却让我感到不安。
沃尔夫冈·诺维克这位经济学家的英语虽然不像奥斯卡这么困难，但也并不顺利。我想他的问题主要是来自身体方面的疾病，而且他对失去自己的国家感触比奥斯卡更深一些。
有几回在傍晚时分我劝奥斯卡和我一块儿在大路上散散步。帕利塞兹丘陵上那最后一抹斜晖似乎对他还是有些吸引力的。至少他还要看上几眼。
而且他总是要穿戴得整整齐齐的才能出门：
礼帽，西服，外衣，领带，不管天气多热，也不管我怎么劝他，这都是一样不能少的。然后我们一块儿慢慢地下楼，我有时真是怀疑我们能否走到楼下。
在去城外的路上我们慢慢地走着，有时停下来坐在路边的长凳上，看着夜色从哈德逊河上渐渐升起。我们回去以后，如果我觉得他心情不那么沉重了，就听听无线电里的音乐。
但是，如果我要想借机听一听新闻广播，他就会对我说：“对不起，我再也不忍听到这世界的灾难了。”就这样，我关掉收音机。
他说的很对，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什么好的消息。
我冥思苦想，绞尽脑汁，我能告诉他些什么呢？是否要告诉他只要还活着，就是件好事？这一点谁能否认呢？有时我为他朗读点什么，我记得他挺喜欢听《生活在密西西比》的第一部分。
我们每周还去那个餐馆一两次。
好像是一种习惯，他哪儿都不愿意去，每次都是我让他走出房间。奥斯卡吃得也很少，吃饭时总摆弄勺子。他的眼睛四周似乎是被喷上了黑染料。
有一回，在一阵秋雨之后，我们俩在长凳上垫了一些报纸，然后坐在上面，望着奔淌的哈德逊河，奥斯卡终于开了口。
他用十分蹩脚的英语讲述了他对纳粹的仇恨，是他们毁了他的事业，让他流离失所，他就像一块带血的肉，扔给了一群饥饿的鹰。
他对他们的仇恨是那么强烈，恐怕一生也难消除，他诅咒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认为德意志是个没有人性，没有良知，十分无情的民族。
“他们明明是猪，可总是壮（装）成孔雀。”他说道，“我敢说，我的老婆心底里也是十分恨犹太人的。”
这是多么大的痛苦啊，他说话时有些慷慨激昂。接着，他又不再说了。我还想听一听关于他妻子的事，可我还是决定不问为好。
后来天黑以后，他向我吐露过他在刚来美国的第一周时曾企图自杀。那是五月末的一天，他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那天夜里他吃了大量的安眠药。
可是他的电话机从桌子上掉了下来，旅馆的接线员打发一个看电梯的服务员去看一看是怎么回事，发现他已不省人事了，就急忙叫来警察。到了医院又被抢救过来了。
“我倒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他说，“那是个五（误）会。”
“再也别想那件事了，”我说，“要是那样可真是彻底失败了。”
“我不会的了，”他倦容满面地说，“因为到这里来讨生活真是太难了。”
“别这么想，无论如何也别这么想。”
后来我们在一起散步时，他突然说了一句让我十分吃惊的话。
“或许，我们可以寨（再）试一次那个讲演。”
我们急忙回到房间里，他又坐回那个闷热的桌前，他在慢慢地重新组织那第一页讲演内容时，我在一旁读着他写的内容，他当然还是用德语写的。
他还是没有写成。
我们又恢复了在这炎热之中相对无言地静坐。有时我们这样坐上几分钟，不等到他的情绪影响我，我就起身告退。一天下午，我不太情愿地跨上他的楼梯（我对他十分恼火已不止一次了），我见他的门半开半掩着，吓了一跳。
我上去敲门，但没有答应。
我站在那儿，突然感到后脊梁一阵发凉，我知道，我是想到他有可能再次自杀。
“奥斯卡？”我走进他的公寓，看了看两个房间，然后又去浴室，但都没有。我想他有可能临时出去了，本来是去商店买点东西，又顺便在周围转一转。药柜里没有什么让人害怕的药品，只有阿斯匹林，没有安眠药，也没有碘类药。
不知怎么我又突然想到了枪，我在抽屉里找。
在抽屉里我发现有一封薄薄的航空信，是从德国寄来的。我虽然很想知道上面写了些什么，可是那笔迹挺难辨认，我好不容易才看出一句，写道：“二十七年来我一直忠于你。”
抽屉里没有枪。我关上抽屉，不再看了。
我想如果你要想死的话，那只是手指一动的事。奥斯卡回来对他说他去了公共图书馆，但是什么也看不下去。
结果我们重新回到那种毫无变化的场景当中了，幕布已拉开，两个一言不发的角色坐在一个只有几件家具的公寓里。
我坐在一个直靠背的木椅上，奥斯卡坐在那个天鹅绒的扶手椅上，与其说坐在那儿，不如说是在那儿遭罪，他的脸色发灰，面部肌肉松弛，一脸茫然的神情。
当我想去打开收音机时，他只是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是在乞求我不要开。我站起来打算回去，可是他清了清喉咙，用含混不清的声音说，要我再待一会儿。
我只好又留了下来，心里琢磨着，他还能有什么事儿呢？他的问题是明摆着的，还有什么能比流亡者的心情更糟呢？身处异国他乡，经济上没有保障，举目无亲，再加上语言不通，这些真够他们受的。
我想的还是那个老问题：
并非所有的流亡者都是这样不能自拔，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在这些表面的问题的背后是否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呢？
我想了一会儿，终于想问个究竟。
自从大学毕业后，这类事情我经历过很多。我怀疑他精神这么压抑，很可能有些我们尚不清楚的原因，精神病学家或许会有所帮助，起码可以让他能完成这篇讲稿。
他默默地想了一会儿，然后犹犹豫豫地告诉我他以前曾在维也纳做过精神分析。那时他还很年轻。
“只是一般性病症，”他说，“恐惧还有好幻想，后来也没怎么犯过。”
“现在不碍事了？”
“不碍事了。”
“你以前写过那么多的文章，也做过讲演，”我说，“那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现在就连一页都写不出来了呢？虽说现在情况有些不同，可也不至于呀。”
他微微抬了抬手。
“现在我的意志瘫痪了，整个讲演的内容我是一清二楚的，可是一旦我动手写时，我不论是用英文还是德文，都是刚写出一个词，就非常担心写不出下一个词，一下子整个思路就乱成一团了。竟（就）这样，一次一次重复，最后完全丧失信心。”
他说，那种恐惧感越来越强烈，一会儿怕等不到完成这个讲演稿他就死了，要么就是这份讲演稿写得一塌糊涂，让他羞于见人，他也会羞愧而死。
总之，恐惧占据了他整个的心。
“我已经伤（丧）失了信心，我已经不寨（再）有以往的价值了。在我生活中有太多的幻象了。”
我尽力地鼓励他说：“要有信心，这种感觉很快就会过去的。”
“信心我是没有了，为了这个，也为了其他我所舍（失）去的一切，我得感谢纳粹。”
这时已经是八月中旬了，情况越来越糟，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是如此。波兰人也在为战争做动员。奥斯卡无动于衷。我虽然装做没事儿似的，实际上也是忧心忡忡。他仍坐在那张扶手椅上，像个受伤的动物在喘着粗气。
“在这种时候，还有谁能写怀（惠）特曼？”
“你怎么改变了题目呢？”
“那有什么去（区）别？什么题目还不是一个样？都是没有用的。”
我几乎每天都来他这儿，是作为朋友而来，把其他的学生，当然也包括我的生计抛到了一边。我有一种恐惧感，感到如果形势照这样发展下去，那奥斯卡非自杀不可，而我又有一种十分强烈的愿望想要制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再有就是我有时也担心我自己也会患上忧郁症，可以说我也是一个新的天才，我的人生乐趣本来就不多，这样一来我就更不能享受这本已少得可怜的乐趣了。高温还在持续着，让人感到压抑，感到酷热难当。
我们想去乡下避一避暑，可是我们两个都是穷光蛋。有一天我给奥斯卡买了一个旧电扇（我真纳闷以前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一点），这样，我们每天可以在微风之中坐上几个小时。
可是刚刚一个星期，就在苏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之后不久，电扇的发动机坏了。他又夜不能眠，彻夜坐在写字台前，头上蒙了块湿毛巾，仍然想写那篇讲演稿，他用了一沓一沓的稿纸，花费了无数的精力，可是仍然一无所成。
当他精疲力竭地躺在床上后，还要做着遭受纳粹折磨的噩梦，有时他似乎看到被他们杀死的人的一具具尸体。还有一次在梦中他告诉我他要回德国去看望妻子。
她不在家，有人把他带到墓地。
在那里，他看到墓碑上写的不是她的名字，可是她的血却从她那埋得很浅的一层土下渗了出来。他一想到这儿还不断地哀叹着。
后来他又向我讲述了有关她的一些事情。
他与她在学生时期就相识了，后来同居，二十三岁时结婚，但婚后并不幸福。她原来有病，不能生育。
“她的累（内）部构造有毛病。”
我没有追问他什么，他又继续说道：“我让她和我一起来这儿，可是她拒绝了。”
“那是为什么呢？”
“她认为我不是真心地让她来。”
“真是这样吗？”我问。
“是的。”他说道。
他解释说他已经同她一起生活二十七年了，在这二十七年中他们关系总不很融洽。虽说她表面上看去不是一个对种族抱偏见的人，可是对他的犹太朋友和亲戚总是不冷不热的。可是她的母亲却是个极端的反犹太分子。
“我没有什么可以至（自）责的。”奥斯卡说。
他上床休息了，我又去了纽约市公共图书馆。我读了一些德国诗人的诗歌英译本，因为这几个诗人都是奥斯卡要谈到的。
后来我又读了一下惠特曼的《草叶集》，我抄下了德国诗人的一两首诗，我认为它们是从惠特曼那儿得到的启发。在近八月末的一天，我把我写的东西带给了奥斯卡，认为这肯定对他会有用的，当然我的想法并不是为他做讲演稿用。
他仰面朝天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听着我把写下的东西念给他听。他说，不，他们从惠特曼那儿得到的并不是对死亡的爱，这一点在德国诗歌中比比皆是，而是他的那种对同胞的情感，那种人道主义。
“但是这一点在德国的土地上却没有生根发芽，而是很快就被他们给毁了。”他说道。
我说很抱歉我理解错了，但是他还是对我表示感谢。我告辞了，心情有些沮丧，在下楼时又听到啜泣的声音。我得远离这种情况，我想，我有些受不了，我不能同他一起沉沦。
第二天我呆在家里，独自品味内心的痛苦，这种事在我来说还是第一回，但对我这年龄的其他人来说，已经不新鲜了。
那天晚上，奥斯卡打来电话，非常感激我为他读了那些笔记，他说他已经起来了，在给我写信指出我遗漏的内容，最后又告诉我他已经写完一半讲稿了。他白天睡了一天觉，今天夜里要把讲稿写完。
“我非常感谢你，”他说道，“对我帮助太大了，还有你对我的信心。”
“感谢上帝。”我说，
但我没有告诉他我恰恰刚刚失去了信心。
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奥斯卡终于完成了那篇讲演稿，而且还修改过一次。纳粹已经侵入了波兰，虽然我们心里很不安，但也还是有一种轻松感，因为勇敢的波兰人很可能会打败他们。
我又用了一个星期把那篇讲稿译成了英语。
其间我们得到了弗里德利克·威廉·沃尔夫的帮助，他原是历史学家，为人谦和，博学多才，他很乐于帮助我们翻译这篇讲稿，并且说今后的讲稿也可以协助翻译。我后来又花了两个星期左右帮助奥斯卡如何用英语来讲演。
天气变了，他也慢慢地变了。
经过一场伤神费力的激战之后，他已从失败和重创之中苏醒过来。他的体重下降了近二十磅，但脸色仍是灰白色，当我看他的脸时我想会看到这段岁月给他留下的痕迹，但是我已看不到那松弛的肌肉和茫然的神情了。
他的蓝色的眼睛也有了一些生气，走路的步子都快了起来。就好像他要拣回以前在炎热的夏天躺在屋里时所遗失的步子。
我们又恢复了以往的工作规律，每周上三次课，内容还是词汇用法，语法知识，其他练习。我给他纠正发音和拼写错误。
他每天花数小时来练习纠音，甚至用牙叼着一根火柴使上下颌分开以练习舌头的动作。一个人要不是为了争取和盼望一个光明前途是不肯吃这种苦的。看到他这个样子，我才真正体会到“换了个人似的”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那个讲演（直到现在我还能熟记于心）做得很成功，学院的院长邀请了不少有名的人来参加。奥斯卡是他们聘用的第一个流亡者。这对让美国公众认识到这批人是美国生活中的一种新的成分有十分重要的推进作用。
还有两个报社记者带来一位女摄影师。
讲演大厅座无虚席。我坐在最后一排，如果在后面听不到他的讲演我就举手告诉他，看来这是没有必要了。奥斯卡穿着一身蓝色西装，头发是刚理过的，他还是免不了有点紧张，可是如果不仔细观察是不会发现的。
当他步上讲坛，打开讲稿，开始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开口讲英语时，我的心都停止了跳动，在这么多人之中只有他和我才深知这一时刻是何等的来之不易，才深知其中的所包含的多少苦涩。
他的发音还真不错，只有个别几次无伤大雅的地方出点错，总的来说是令人满意的。他的诗读得很出色，他用德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读的，尽管他在读惠特曼的诗时有点像刚刚来到长岛海滩的德国移民那样，但诗读起来还是像首诗：
我知道上帝的神灵与我如此相亲，
世上的一切男人也与我手足情深，
而一切女人不是姊妹便是爱人，
爱是这一切创造的真正灵魂……
奥斯卡读得很富于情感似乎他很相信这一点。华沙沦陷了，但这些诗歌却是一种对人类的关爱。我仰靠在椅子上，想到了两件事：要掩盖内心深处的伤痕是多么不容易啊；我对我的工作充满了骄傲和自豪。
两天后我又去奥斯卡的公寓，发现那里有许多人。这位流亡者脸色酱红，嘴唇青紫，嘴角有口沫的痕迹，穿着宽大的睡衣裤躺在地上，两个消防人员跪在地上在用人工呼吸器给他呼吸。
公寓的窗子大敞着，屋内有一种很难闻的气味。一个警察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不，噢，不。”
我说“不”，但实际是在说“是的”。
他的确是自寻短见了，是用煤气，这一点我以前还真的没有想到。
“这是为什么？”我问我自己，“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也许波兰的命运是对他最大的打击，可是别人只能从奥斯卡写下的一张条子上得出答案，条子上写道，他感觉不好，把所有的财产留给马丁·戈尔德勃格。我就是马丁·戈尔德勃格。
我病了一个星期，既没有去继承这份遗产的愿望，也没有去调查了解这件事的想法。但是我想在法院扣押这些遗物之前我应该去看一下。我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坐在奥斯卡那张深深的扶手椅上看他的一些信件。
在抽屉的上面有一小沓信件，都是他妻子寄给他的，只有一封是他岳母写的，那封信是封航空信，日期很近。
她写的字很难辨认，我花了几个小时才破译出来，她的女儿在离开奥斯卡之后，不顾做母亲的哀求和气恼，被一个心怀报复的拉比变成了犹太教徒。
一天夜里一群褐衫党徒[指纳粹德国的冲锋队员]闯了进来，无论她这个做母亲的怎样拼命地在他们面前挥舞她那支青铜的十字架，他们还是不由分说地将弗朗·加斯纳和一些犹太人拖出了公寓，装上卡车，运送到已被占领的一个波兰边境小镇。
后来听说她在那儿被枪杀，子弹打中头部，尸首被扔进一个明沟，里面还有赤身裸体的犹太男人，他们的妻子儿女，一些波兰士兵，其中还有几个吉卜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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