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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即自由
甄明哲
长期以来，虽然换过几次工作和城市，但我一直生活在一个非常相似的环境里。这个环境意味着一整套的评价系统，从生活到工作，从思想到行为，功利的评价标准渗入到方方面面。像写小说这种事，基本上属于不务正业。
在这种环境里，写作行为本身就具有了对抗性质。机缘巧合，我渐渐地认识了很多和我一样的朋友。他们有的在城中村租房子，整日读书写作，有的则琢磨着怎么去山里隐居，甚至计划好了一年买多少米，一个月吃多少面，有的则流浪在各个城市，靠打零工维生。事实上，我自己就曾在租金一百块的出租屋里生活了好几年，有时候一星期甚至都讲不了几句话，因为无人可讲。
小说《京城大蛾》所涉及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实际上，不同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的是对不同价值的选择，用刘瑜的话来讲，是抬头仰望月亮，还是低头捡起六便士。
我无意评判两者的优劣。实际上，处于不同生活状态中的人们，也未尝不曾反思自己的状态，未尝不曾掂量过诗意和苟且哪个重要。万物参次不齐，实乃幸福之本源。无论哪种生活，都是人们自身的选择。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拥有这种选择的自由，而不是被迫选择，或者不能选择，或者因为选择了某种生活，就被贴上标签，划分到“异类”的不明群体里。
有时候我觉得，在剥去了技巧、理论、格调、品味之后，故事最终剩下的实质，是对价值的选择和判断。故事当中蕴含着价值，包涵了人们对“我要做什么样的人”“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将要达到什么地方”的理解，也包括了人们对生活的更多可能性的想象。如果一个社会、家庭不允许小说存在，那实际上就等于说，不允许对另一种价值的想象存在，也就是说，权力和支配延伸到了人们的选择之中。
小说不可避免地体现了对他人、世界和人自身的态度。我的做法是，观察，理解，不介入。因为小说本身已经是“介入”了，虽然程度有限。我描写了、甚至“塑造”了一些人物，这已经足够了。写小说，写更多人的生活，是为了探求价值的更多可能性，让人更加自由，而不是通过叙述干涉和控制。每次创作时，我都能体会到，自己的世界正一点一点扩大。那些遥远的、封闭的、未经思考的领域，因为小说变得可以想象。
在创作上，我大体上是一个经验主义者。观察到多少，就写多少。有时候我也做一些大胆的猜测和想象，但都必须写实。我不太想用“现实主义”这个有着特殊历史含义的词语，我只能说，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做到写实。每一个词语都自有其分量，小说不能做脱离写实的幻想。只不过在这里，“实”的指涉是无边无际的，是陌生而异质的，和“现实”根本不是一回事。这样的写实，和“现实”有很大的不同，它已经是虚构了。
我非常赞同亨廷顿的观点，要写解释型的小说。小说的目的，在于理解、开放，而不是定性、分类和异化。小说在于拉近不同世界的距离，让原本被“异化”的可以被解释。小说是“拆墙”，不是造墙。我观察世界，思考周身的生活，等到足够充分和深入，就写一个故事来表达。我和别人的区别大概仅仅是，有的人用评论表达、有的人用摄影或者绘画表达，有的人用骂街表达，有的人用权力来表达，而我选择了小说。
说到底，写小说也并不意味着异于常人，并不意味着获得了什么高人一等的权力，只是擅长罢了。如果一个写作者自认为掌握了什么秘密，那他实质上也是在追求权力：有这么一件事，全世界只有我懂，别人都不懂。毫无疑问，这就是权力。写小说是消解权力，而不是建构权力。我写小说，不仅希望戳破他人的不合理权力，也试图把权力欲从自身祛除。我想成为一个不追求权力，但是依然能够获得作为一个普通人而言就本应具有的尊严的人，有权利的人。普普通通，不凌驾任何人，不被任何人凌驾，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也不干涉别人的自由，不停地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就是我写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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