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苗先生

这些年过去，对白苗先生的记忆是越来越淡了。院子里的老报人聚在一起，偶尔会带出一两句关于老先生的事，说是一篇五百字的文章，他读过五遍，便能一字不漏地当场背诵，说当时字典少，不认识的字问他都能知道，有活字典之称，说他给报社工人夜校上课，会揣着一块做电版用的黑盐木，他上课其实是讲故事，海口话里说的“学古”，说到关节处，他会把木头往桌上一拍，给大家来个拍案惊奇。说着说着也就过去了，没有人想要写成什么。前不久，见海南日报海南周刊在记述抗战期间流亡岛外的文化人时，有记到白苗：陈铭章，1901年生，笔名天尔、白苗（解放后用），日军侵入海南前，任《国光日报》编辑，日军侵入海口十余日后，逃往广州湾，又转赴香港，抗战胜利后回海口，在《世纪晚报》任知识副刊主编。解放后在海南日报工作。又记：在香港，他出版了《琼崖散忆》、《琼崖歌谣》。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琼崖散忆》收录作者写于香港的十四篇文章，都是作者的忧思之作。虽只是雪泥鸿爪般的寥寥数语，却让我对先生渐渐淡去的记忆有些清晰起来。

　　那天天气真好，想做的事就是去白苗先生家一趟，他的儿子应该在家的。先生的家在一条巷子里，是闹中取静的地方，进了一扇石砌的拱门，有个庭院，一栋二层的小楼，白苗住在二楼，窗户对着天井，有不知名的藤葛从墙根下爬上来，一直爬到楼顶，家里便有了满满的绿意。记得他有一个儿子，年纪和我相仿，长相白皙，木讷寡言。我去先生家里，一坐就是半天，他进进出出地走来走去，添水倒茶，只是点点头，没说什么话，有时见他必恭必敬地端坐书桌边帮父亲抄写稿子。白苗都八十多岁了，有严重的白内障，毛笔写字，随意时笔划难免潦草难辩，都得儿子给他另外誊清抄正。

　　那条巷子小时候我们都叫臭屎巷，后来被写成少史巷，雅致倒是雅致了，但却和少史无关，少史是什么，没有相关资料记载，不可考。臭屎巷却有其来历，旧时海口人家，不设卫生间，也没公厕，排泻靠的是马桶，家家备有马桶，每天一早，第一件事是出门倒粪，海口话叫“倒咸”。有倒的就有收的，早早地就有人来收了，用牛拉的车，车上置椭圆的大木桶，早早地就在巷子里等着四面八方的人家来“倒咸”。老海口很小，说是四面八方，其实也只是三瓦五舍，三街五巷，没多少人家， 巷子就靠着北门城墙，连中山路亦是没有。那时海口叫所，上世纪二十六年成了市，才开始有些模样。白苗出生时年号还是光绪，然后宣统三年，到得民国，都十岁了。对我说起这些，犹如历历在目，他说赶牛的车夫都是长辫子，有个车夫因为辫子太长，在头上盘着像顶了个小马桶。

　　白苗先生是海南日报最早的副刊编辑之一，算是承先启后的人物，民国时期，他就在旧报纸编副刊，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编辑新的海南日报副刊，按当时的说法，属于留用人员。编辑之余，他会用白苗的笔名写些有关海南的传说故事和历史钩冗。当时让人津津乐道，之后还能记忆犹新的便是丘濬和海瑞的故事连载。白苗先生一直在报社里编辑副刊，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才正常退休，其间似乎没经历过什么曲折，算得是善始善终了。用他的话来说，他就像是家里那幅挂在墙上的国画山水，不敢说赏心悦目，但肯定没有害处的。“文化大革命”来时，大家好像也没记起他来，也是像那幅国画山水，破“四旧”后被卷了发放在角落里，一天一天地过去，就被人遗忘了。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报纸是没有副刊的，后来又恢复回来了。海南日报不但有文学副刊，还有综合副刊，而且还有了个文艺副刊部。我在副刊部当编辑时，陈青野是主任，有一天他对我说，去找白苗先生约稿吧，综合副刊需要他写的那类文字。于是我便认识了白苗，开始有了来往，一来二去地也熟悉了，并成了忘年交。那些年里，他给我们的综合副刊写了不少文章。白苗先生幼时启蒙私塾，年轻时在学校执教国文，又在报纸的副刊里浸润多年，文字底子厚实，遣词造句，自有自己的面目，其用词古语皆成新语，写新事亦好像是诗经里的。笔之所至，包罗广阔：谈道、谈艺、谈习俗、谈生活、谈遭遇、谈朋踪交往、谈名人逸事谈地方掌故、谈旧时朝野，色色具备不仅可以作喝茶的佐趣，亦可以充当海口近百年史的证考资料。

　　文字之余，白苗先生好“学古”。我常陪他一起喝茶，他夏天是短袖的对襟杉，冬天是长袖对襟杉加一件夹袄，或厚或薄，呢子礼帽，拄一根拐杖，衣履整饬，举止从容，在巷子里走动，就别有丘壑和气势。拐杖是一根粗的红藤，去藤器社请人用火烤熟后弯曲捋直而成。久后磨蹭得有些短了，又请人用车床车了一圈不锈钢管嵌上，拐杖磕碰地面，就会一声一声有节奏地回响。从他家里出来，抄近路，穿过对面人家庭室，就是牛车巷，走过巷口，左手边是我们常来喝茶的茶楼。老街骑楼，大多前门临街，后门倚巷，旧时是家家户户，皆门庭敞开，过往行人，为了方便，随意进出，也没有要过问的，这似乎是约定俗成，亦是司空见惯。上学的时候，为了赶路，我和同学们亦是常常这样穿堂入室，有时渴了，讨杯水喝，那家里主人也是笑脸相向，热情有加。茶楼铺早早坐满了客人，见老先生来了，先是让出座位，然后又都聚拢过来，围着先生坐定。茶师傅会给泡上一壶红茶，不加糖的，也不记单。盘古开天地，上下五千年，老先生是信手拈来，说有就有，且妙语连珠，高低轻重，缓急虚实，诙谐百出，偶尔还适当藴籍地夹杂着些海口方言，听众无不为之倾绝。一夫荷戟，万夫趑趄，说的不是白苗，但老先生在喝茶“学古”时的跌宕起伏，却有着这样一种意思。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白苗先生眼疾益重，文章也渐渐写得少了。一次应约去他家，推开房门，见老先生戴着眼镜，左手里还拿着一枚放大镜，端坐桌前，正有笔有划地执管挥毫，态度安详，容貌伟杰。见纸上已密密麻麻地爬满蝇头小楷，每个字都摆得四平八稳，骨肉停匀，风骨犹如隋唐人写的经。他说儿子有事出差，只能亲笔而为了。写好后，他把稿纸折好，放在信封里交给我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些气喘，手上也开始出汗了。记得那篇文章是写白沙门的，写宋元之际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海战，白沙门之后是厓山，宋朝随之灭亡。之前白苗先生和我说过文章的内容，这亦是老先生给我们副刊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真的好文章，必是他的人比他的文章还要好。我觉得白苗先生的人亦是比他的文章还要好的。

　　白苗先生卒于1989年，按海南习俗计算，天上一岁，落地一岁，怀胎十月，亦是一岁。老先生享年虚岁九十有二，算得是人世里的山远水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