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爷 爷
我小时候生活在上海，住在一片中产阶级偏下的大弄堂里，我家的门牌号码是45号，对门是66号。66号是一幢简易二层小楼，楼下住着一户，楼上住着一户。楼上的人家有两间小屋，一间朝南，一间坐北，中间有一道木板墙，木板是原色榉木，都有槽口相互咬着。
朝南的小屋有8平米，住着田奶奶；坐北的那间稍大，住着田奶奶的儿子、儿媳和一个小女儿。楼梯也是全木结构，带拐弯，上下时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我那时十一岁，喜欢攀爬这楼梯，喜欢听这吱吱呀呀的动静，有时我也喜欢躲在楼梯肚里，臆想自己是一个地下党，在躲避日本宪兵或国民党兵的搜捕，然后等白色恐怖过去，出来继续为革命工作，幻想着戴上耳机向延安发报。那时候我这类黑白电影看多了，脑袋里已装不下其他。
田奶奶的老伴叫田爷爷，一年四季只能见到他一回，腊月二十八回来，不过初六就离开。田爷爷是大高个，60岁左右，一副硬硬的身板，走路时永远挺得笔直，一看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田爷爷回来的那几天，总是言行谨慎，沉默寡言，遇见实在避不过去的邻居时，最多简单寒暄几句，说些无关痛痒的话，然后寻找借口离开。那时，我心里一直认为，田爷爷是在外地的一个保密单位工作，和我躲在楼梯肚里臆想我自己的差不多——还有对敌对分子，还有阶级敌人，没有必要言多，不能随便暴露身份。
少年人都有探秘的愿望，我也是。田爷爷到底在哪工作？具体工作又是什么？我对这两个迷极有兴趣，我也问过我的监护人祖父祖母，得到的回答总是他俩的沉默，问烦了，祖父祖母会沉脸发火：小孩子，你要知道这干什么！
田爷爷对我蛮好，他看我胸前整天挂着自制的望远镜，腰间紧系着旧皮带，就露着笑脸对我说：当兵好，好男儿血洒彊场，很壮气的。第二天，田爷爷给了我一把崭新的木头手枪，那是他花一个晚上赶制的。把这家伙什插在腰上，这才像个官。田爷爷温和的说。
我十三岁春节那年，田爷爷没有回来省亲，田奶奶和儿子一家人也没有在上海过年。我听见祖母站在弄堂口和邻居们议论：田奶奶一家人都去了陕西宝鸡某劳改农场。邻居们在窃窃私语：田爷爷得了什么病？怎么走的这么突然？我祖母也非常疑惑：听说是淹死的，西北那么冷，怎么会被淹死？我听着大人们的议论，呆若木鸡。邻居们散了后，我又悄悄的躲进楼梯肚里，劳改农场？那不是关押犯人的地方吗？田爷爷到底是什么人？
过了春节，田奶奶一家人回来了，回来的那天黄昏，田奶奶在一个背人的墙角，流着泪把田爷爷的事情告诉了我祖母。
当天下午，田爷爷和同室的一个犯人去河里捕鱼，那个犯人在破冰时不慎掉进了冰河里。冬天穿着厚厚棉衣，人一落水，棉衣立即变成了捆绑在身上的重物，尤如沉重的石头，加上落水人体温骤减，瞬间就被冻僵，失去了自救能力。田爷爷是在第一时间抓住了那个室友的手，但仅凭他一已之力，他是不可能将一个沉重的迅速下坠的落水者，垂直拉出水面。
如果田爷爷就此放弃，他自己不会有危险，可他没有松手。一个大重量在下坠，另一个大重量在并不算厚的冰面上拼命的用力，很快田爷爷脚下的冰面出现的裂缝……当人们把这俩个犯人打捞上来时，这两个浑身都是冰碴的老头，手还紧紧地攥在一起。
在一个静静的晚上，祖母给我讲述了这个过程，祖母还说：田爷爷毕业于黄埔军校，在抗战时是国民党的一个陆军连长，曾作为一线部队，参加过“淞沪会战”和“长沙会战”。田爷爷的身上有5个枪眼，其中4个枪眼是打日本鬼子留下的，他曾经获得过民国政府颁发的抗战奖章。
祖母还说：那掉入冰河里的老头，也是一个国民党老兵，是他的战友，作为军人，田爷爷不可能见死不救！当祖母告诉我田爷爷是一个国民党军官，一个抗日的民族英雄时，我一脸怀疑，我根本就不相信，抗战不都是共产党在抛头颅洒热血吗？老师没有说过呀，教课书里更是没有。
没过多久，田奶奶一家人搬走了，刚搬走时田奶奶还常回来，后来又几经搬家，与我们家彻底失去了联系。
田爷爷的服刑期至1970年，刑满后田爷爷要求留在监狱农场，他也害怕回去，怕他的身份让家人受累。他每年过年回家，是他实在割舍不掉这个世界上他仅剩的几个亲人。田爷爷死于1977年，2017年盛夏的某天，我坐在书房里想念故居时，突然想起了这个已经死了整整四十年的老人，一个被历史故意忘记的，曾经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而奋勇抗争的人。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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