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爷 爷
我小时候生活在上海,住在一片中产阶级偏下的大弄堂里,我家的门牌号码是45号,对门是66号。66号是一幢简易二层小楼,楼下住着一户,楼上住着一户。楼上的人家有两间小屋,一间朝南,一间坐北,中间有一道木板墙,木板是原色榉木,都有槽口相互咬着。
朝南的小屋有8平米,住着田奶奶;坐北的那间稍大,住着田奶奶的儿子、儿媳和一个小女儿。楼梯也是全木结构,带拐弯,上下时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我那时十一岁,喜欢攀爬这楼梯,喜欢听这吱吱呀呀的动静,有时我也喜欢躲在楼梯肚里,臆想自己是一个地下党,在躲避日本宪兵或国民党兵的搜捕,然后等白色恐怖过去,出来继续为革命工作,幻想着戴上耳机向延安发报。那时候我这类黑白电影看多了,脑袋里已装不下其他。
田奶奶的老伴叫田爷爷,一年四季只能见到他一回,腊月二十八回来,不过初六就离开。田爷爷是大高个,60岁左右,一副硬硬的身板,走路时永远挺得笔直,一看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田爷爷回来的那几天,总是言行谨慎,沉默寡言,遇见实在避不过去的邻居时,最多简单寒暄几句,说些无关痛痒的话,然后寻找借口离开。那时,我心里一直认为,田爷爷是在外地的一个保密单位工作,和我躲在楼梯肚里臆想我自己的差不多——还有对敌对分子,还有阶级敌人,没有必要言多,不能随便暴露身份。
少年人都有探秘的愿望,我也是。田爷爷到底在哪工作?具体工作又是什么?我对这两个迷极有兴趣,我也问过我的监护人祖父祖母,得到的回答总是他俩的沉默,问烦了,祖父祖母会沉脸发火:小孩子,你要知道这干什么!
田爷爷对我蛮好,他看我胸前整天挂着自制的望远镜,腰间紧系着旧皮带,就露着笑脸对我说:当兵好,好男儿血洒彊场,很壮气的。第二天,田爷爷给了我一把崭新的木头手枪,那是他花一个晚上赶制的。把这家伙什插在腰上,这才像个官。田爷爷温和的说。
我十三岁春节那年,田爷爷没有回来省亲,田奶奶和儿子一家人也没有在上海过年。我听见祖母站在弄堂口和邻居们议论:田奶奶一家人都去了陕西宝鸡某劳改农场。邻居们在窃窃私语:田爷爷得了什么病?怎么走的这么突然?我祖母也非常疑惑:听说是淹死的,西北那么冷,怎么会被淹死?我听着大人们的议论,呆若木鸡。邻居们散了后,我又悄悄的躲进楼梯肚里,劳改农场?那不是关押犯人的地方吗?田爷爷到底是什么人?
过了春节,田奶奶一家人回来了,回来的那天黄昏,田奶奶在一个背人的墙角,流着泪把田爷爷的事情告诉了我祖母。
当天下午,田爷爷和同室的一个犯人去河里捕鱼,那个犯人在破冰时不慎掉进了冰河里。冬天穿着厚厚棉衣,人一落水,棉衣立即变成了捆绑在身上的重物,尤如沉重的石头,加上落水人体温骤减,瞬间就被冻僵,失去了自救能力。田爷爷是在第一时间抓住了那个室友的手,但仅凭他一已之力,他是不可能将一个沉重的迅速下坠的落水者,垂直拉出水面。
如果田爷爷就此放弃,他自己不会有危险,可他没有松手。一个大重量在下坠,另一个大重量在并不算厚的冰面上拼命的用力,很快田爷爷脚下的冰面出现的裂缝……当人们把这俩个犯人打捞上来时,这两个浑身都是冰碴的老头,手还紧紧地攥在一起。
在一个静静的晚上,祖母给我讲述了这个过程,祖母还说:田爷爷毕业于黄埔军校,在抗战时是国民党的一个陆军连长,曾作为一线部队,参加过“淞沪会战”和“长沙会战”。田爷爷的身上有5个枪眼,其中4个枪眼是打日本鬼子留下的,他曾经获得过民国政府颁发的抗战奖章。
祖母还说:那掉入冰河里的老头,也是一个国民党老兵,是他的战友,作为军人,田爷爷不可能见死不救!当祖母告诉我田爷爷是一个国民党军官,一个抗日的民族英雄时,我一脸怀疑,我根本就不相信,抗战不都是共产党在抛头颅洒热血吗?老师没有说过呀,教课书里更是没有。
没过多久,田奶奶一家人搬走了,刚搬走时田奶奶还常回来,后来又几经搬家,与我们家彻底失去了联系。
田爷爷的服刑期至1970年,刑满后田爷爷要求留在监狱农场,他也害怕回去,怕他的身份让家人受累。他每年过年回家,是他实在割舍不掉这个世界上他仅剩的几个亲人。田爷爷死于1977年,2017年盛夏的某天,我坐在书房里想念故居时,突然想起了这个已经死了整整四十年的老人,一个被历史故意忘记的,曾经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而奋勇抗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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