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尽管这篇文字通篇写得凄惨美丽充满抒情意味,我仍然认为这完全不是什么小说,而是一篇报告文学。它证明事情完全在我意料之内,黛眉为情而死,像她这样注重精神生活同时富于幻想的女人,最体面最合逻辑的自戮原因当然也只能在于斯。”
——《绝响》
女诗人黛眉把一只蚊子钉在天花板上。这是她生前最后一次动作。
作为晚报社会新闻部记者,同时作为黛眉的密友与知情人,我列席了黛眉自杀案案情分析会。市公安局侦缉大队的王队长说,这么做本来是不符合规定的。他要求我结案之前不得在报上披露任何细节,我答应了。
以上即是案情分析会得出的结论之一。
黛眉死在本市最高级的蓝玉大酒店1506号房间,这家旅馆离她家不到十分钟步行路程。床头柜上有一只小型收录机,机器处在录音状态下,电池已经耗尽。床边的地板上,扔着一本新近出版的《现代诗刊》,书中载有黛眉发表的最后一组诗作《我爱上了一片沼泽地》。黛眉穿着她生前最喜欢的那套藕荷色丝绸长裙,双手在胸前放得很端正,神态安详地仰卧于宽大席梦思中央,精心化过淡妆的脸气色宜人,看不出一丝一毫紧张或痛苦,相反还隐隐露着些战胜什么之后的微笑。根据现场勘查情况和胃肠液检验报告,初步判定死者系服用过量安眠酮自杀身亡。
办案人员取出收录机里的磁带反复听了多遍,发现里边除了一轻一重“啪——啪”两响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声音。他们首先排除了枪声(黛眉身上没有枪伤也没有任何其他创伤,他们甚至惊讶这个女人的皮肤怎么这样好,好得简直连一个斑点都没有,仅有的一颗痣还是朱红色的),然后又排除了击掌的声音(除非长着一双巨大的铁掌,否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击出这般响亮的掌声)。最后,一个细心的女侦察员发现了天花板上那只被拍死的蚊子,它与落在地板上的《现代诗刊》基本上垂直于同一条直线。她认为那一轻一重两声响,是黛眉用这本刊物打死搅扰了她的临死前的安宁时刻,又逃到天花板上去的蚊子而发出的,第一声是书拍击着天花板,第二声是书落到了地板上。到目前为止,这是对磁带上声音所做出的最符合逻辑的一种分析。我觉得她说得不错。
当场就有人提出了异议,认为黛眉打开录音机开始录音的时候,她肯定已经感觉到安眠药的药力发作了,在那种情形下她还能如此准确地用一本32开的小书打死停在3.5米高处的蚊子吗?听到这儿,我差一点插话说,黛眉是个近视眼,还有轻度夜盲症,我们到射击场去打过几次靶,她总是把子弹一颗不剩地射到对面山坡上,只有一次例外,打了一个十环,教练说那纯粹是蒙中的。但我想了想,终究还是没有发言,一来我是一个列席人员,二来我提供的情况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我到底是想证实黛眉近视根本不可能击中蚊子,还是要论证既然可以蒙中十环,也就不可以排除她偶尔击中蚊子的可能性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争论的结果是女侦察员说服了其他人,分析结论认定黛眉在临死前用书把一只蚊子钉在天花板上,留下了收录机里一轻一重两声响。
可是黛眉打开收录机,难道仅仅是为了把她最后拍死蚊子的声音录下来吗?当然不是。按常理推断,她特地带着这台收录机来,肯定是打算录制临终遗言的。一个才思敏捷的女诗人,在临死而且是非正常临死之际会有千言万语要说,这毫无疑问,可是为什么她终于不置一词呢?
一转入这个问题的讨论,办案人员就把目光齐刷刷投到我身上,好像我知道黛眉最终要说什么,并且为什么守口如瓶似的。我被他们满怀期望与信任的目光照耀,果然生出了一种我不知谁知的责无旁贷之感。我觉得我自己应该知道黛眉的死因,只是在她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慌了神,理不出一个头绪。但我已经不是一个初出茅庐急功近利的年轻记者了,我不会因为受到他人的鼓励就把没想清楚的问题捅出去。于是我避开那些热切的目光,一直保持沉默。
凭直觉我断定黛眉是为那个人死去的。但那个人是谁?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
中午休会的时候,我向王队长告了假,我需要一个人坐下来好好把事情理清楚。王队长说,请你随时报告你的想法。我对他的语气很有些反感,我又不是嫌疑犯,为什么要随时报告?王队长看出了我的不悦,赶紧对我说,别在意,这是我的职业用语,咱们还不都是为了尽快查实黛眉自杀的动机吗?
离开公安局我骑车去城西的古城公园,那儿是黛眉生前常去的地方,跟我或者跟那个人。我觉得在我们坐过多次的长椅上,肯定还留着黛眉的气场,说不定它能帮我把黛眉的死因和死况演绎出来。
在女诗人黛眉匆匆离去后的这个中午,去公园的路如同她终于带走的秘密一样漫长。我一边骑车一边失魂落魄地想,从此我们这个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再也不会出现黛眉瘦削的身影了,然而人流依旧车流依旧。我在公园门口存好了车,走到入口处,“古城公园”几个浮雕在栗色木板上的墨绿色大字,狠狠地扎痛了我。我第一次认识黛眉就是在这家公园门口。那次我从外地出差回来,黛眉的一个朋友托我带些东西给她。我们约好在古城公园的木牌下边见面。谈到如何互相辨认,黛眉在电话里咯咯笑着说,左手戴白色手套,右手拿当天晚报。结果到了约定时间,她真的那么一副打扮站在木牌下边,朝我愉快地眨着眼睛,比我想象中的那个总是写一些忧郁的现代诗,歌咏死亡、梦魇、绝望、精神紧张和家庭解体的黛眉,要快活得多也年轻得多。她的一肩黑头发给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完全可以跟宝洁公司潘婷洗发液广告上的头发媲美。
我们居然一见如故,都说没想到在同一座城市里还有着自己这样投机的对话者。要知道在当今的世界上,找一个听众已经不易,何况一个对话者。
“我太幸运了。在我最需要找人倾诉的时候,上帝就给我派来了一个对话者。”黛眉说。
“女人最需要找人倾诉的时候是热恋的时候,这句话对你适合吗?”我说。
“再修改一下就更适合我了。女人最需要倾诉的时候是不可告人的热恋正在进行的时候。”黛眉说。
这句话叫我以为黛眉是个胸无城府的人,我以为等到下一次见面,她就会把她不可告人的恋爱开诚布公娓娓道来。可是五六年过去,对那个被她如此爱恋,以至于让她不惜用生命去换取的男人,我仍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只是感觉到他无处不在,黛眉生活在他的影子里边。
“别怪我,我对他发过誓,永远不对外人透露他的姓名。”黛眉对我说。
“我既不是你的同性恋对象,也不是你丈夫雇来的私人侦探,有什么理由要怪你?”我说。
一提起她丈夫,黛眉就有些幽怨。他们一直是形同陌路但又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甚至常常用写条子的办法进行必须的家务对话。每次黛眉要出门旅行,她就给她丈夫留一个便条,告知她的去向和各种食品的贮存处,然后跑来把一个包裹寄放在我这里。我猜想那是她的日记和私人信件。
我在古城公园门口想到了这些,突然眼前一亮,对解开黛眉自杀之谜充满了信心。黛眉是个追求戏剧性生活效果的女人,而且很看重自己的痕迹。她不止一次对我说,替我保存好这些东西,要是我一去不返,它们就成了我曾在世上走了一遭的证明。我觉得这些话是她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说出来的,现在黛眉当真一去不返了,按说她不会用一把火烧掉自己今生今世所有的脚印,她的孤芳自赏和自恋情结会制止她这样做。
有一种直觉叫我即刻返回报社去。一路上我把自行车蹬得飞快,仿佛在报社传达室里等着我的,不是收到黛眉遗物的某种可能性,活活就是起死回生的黛眉本人。
果然,我进了报社大门还没把自行车架稳,收发员老孙就冲我喊:“你这两天上哪儿去了?有你两大包挂号呢!”
黛眉最后的消息摆在我桌子上,牛皮纸的封皮上有她匆匆忙忙的字迹。让我自己也觉得不可理喻的是,面对黛眉临终的托付,我首先感到的不是情理之中的悲伤,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她最信任的人是我。黛眉,你说人这东西怎么总是这么不可思议?我对她说。黛眉在包裹横一道竖一道的纤维绳间晃动着充满宽容笑意的脸说,给你一次最后也是最彻底的交代,不枉我们朋友一场。于是我就心安理得地剪开了那些绳子,像福尔摩斯似的开始了对这两个包裹的检查。
从牛皮纸上不太清晰的邮戳可以看出,包裹寄出时间是8月24日(黛眉自杀头一天),寄出地点是距离本市六十公里的小镇望城坡。黛眉的用心显而易见,她不想让我在她的自杀实现之前收到这些东西。为了这个目的,她在实施自杀计划的头一天,专程去望城坡寄了纸包,按照大家共有的经验,从望城坡到城里的挂号邮件要走三天以上。在这几天里,黛眉有充分的时间来犹豫甚至改变主意。假如改变了主意,她再跑到我这儿把刚刚寄到的包裹原封不动地要回去也来得及。
黛眉一直到死都是一个精明得滴水不漏的女人。
黛眉寄来的物品内容如下:
一、十四本24开封面图案大同小异的硬皮抄本,是她从高中毕业到临死前三天的全部日记,用同一种墨水甚至同一支笔写成。每一本书脊下端都像百科全书那样标记着顺序和起迄年月,似乎为了方便她自己时不时查找某一段生活。这说明黛眉不是一个贪图新鲜而是习惯按定势行事的人,如同她对那个人的感情。
二、二十五封信件和六张圣诞卡。信件是由五个不同的人写来的:一封写得歪七扭八的匿名信,告诉黛眉她在电视台当导演的丈夫有外遇。四封她丈夫寄自外景地的信,确认他与一位女演员的恋情,并且理直气壮地说黛眉应该对这个意外事件负责,因为她太冷漠了。还有一封信是那个女演员写来的,文理不怎么通顺但字迹很娟秀,署名签得龙飞凤舞颇有几分大家的气派。她给黛眉指出了一条弃妇的康庄大道——放弃已经移情别恋的丈夫,成全他们也解脱自己。另外十九封信和六张圣诞卡出自那个人之手,但每封信与卡都没有署名,其中有几封最末一页信纸被裁去了一截,很可能是那个人原本署了名,而黛眉在收藏时为了安全起见又把它裁掉了。写信的人笔迹非常娴熟,措辞也很讲究,不是一个等闲之辈。
三、两张公园门票存根,一张游船租用单,两张环幕电影院电影票。几张旅馆住宿发票以及一条围巾、一只皮包、一只生日蛋糕的购物单据,几张长途汽车票和长途电话通话收据。我认为这每一种票据都是某个值得黛眉纪念的日期与事件的登记,凡是有过恋爱经历的人都会明白它们的基本含义。
四、四盒旧录音带,两盒英文歌曲,一盒苏芮和一盒克莱德曼。黛眉收藏着许多著名版本的音乐磁带与激光唱碟,她为什么单选这几盒留下来,答案只能是由那个人所赠。
五、一只永生100号铱金钢笔,笔杆摔裂又用橡皮膏贴起来,估计可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产品(那时黛眉还在上中学),可是黛眉用它写了一生所有最重要的文字,日记、高考试卷、诗、履历表、工作总结、给丈夫的便条、一般的信件以及情书。假如黛眉有遗嘱,相信也是用它来书写的,只是不知道她留给了谁。
六、一张杂乱无章的字条,上边写着一些单个的动词:揍,踢,踹,打,扇,抽,操,崩,砍,刺,戳,勒,吊,绑。这显然是一些气急败坏之下用来泄愤的词儿,什么事儿把黛眉气成这样,以致她如此穷凶极恶地在纸上来出气呢?我首先排除了黛眉是针对那个人来的这种可能性,因为她对那个人的任何不满,从来都只用一种自虐式的哀哀怨怨来表达。比如说在她想让他来而他又不能来的时候,一个人到雨地里去散步又不打伞,然后感冒发烧;或者在欲与其共进晚餐而不能得的时候,好几天不吃饭,只吃饼干喝矿泉水,然后写一些凄艳无比的朦胧诗。她怎么也不可能把一堆包括“操”这种脏字在内的不雅之词对准那个人。并且我还认为,黛眉的激愤说不定只是为一件小事而起,因为在我们相识相交的五六年时间里,我不止一次看见黛眉轻重缓急不分,换句话说是不止一次小题大做或大题小做。她发过的几次大脾气,都是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遇到类似被丈夫背叛这样的大事,她反倒格外冷静并且极有风度。记得有一回她为所里分办公用品气得面色煞白,冲到我家来说道时还浑身打战声音变调。她说总务科科长文大肥从来就跟她过不去,每次分东西都是分给她一些残品次品,比如缺了口的茶杯、瘪了壳的热水瓶或者被水洇过完全不能写字的稿纸。她说文大肥认为她是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在戏曲创作研究所占着编剧的编制又不写剧本,连弹词话本都没出过一个,只顾写一些乱七八糟的歪诗来糊弄人。说到这些黛眉简直怒不可遏,差不多跳起来喊,他以为他是什么人?一头脑满肠肥的蠢猪,一只专吸人血的大蚊子,每天除了变着法儿买回来一些谁也不要的破烂分给我们,然后自己去拿回扣之外,别的什么也不会干。早晚有一天我要给他一点颜色看,这只大蚊子!说不定这些字是冲着文大肥来的。
七、一把钥匙,就是最常见的那种钻石牌门锁钥匙。
八、一张照片,黛眉最喜欢的那张。她曾经对我说过,要是40岁以前她一命归阴,就拿这张做她的遗像挂在灵堂里。她说还是在十几年以前,她看过栗原小卷主演的《生死恋》之后,就产生了照一张好照片做遗像的强烈愿望。所谓好照片的标准是,体态生动、有活力、脸上有着发自内心的微笑并且显示着对生命的留恋,就像电影的女主人公×××子(原谅我忘记了她的名字)的那张一样。平心而论,黛眉这张照片的确达到了她自己预定的标准。她坐在海边的礁石上,后边是阴云翻滚大雨将临的天空,一柱很强的阳光从云缝里射下来,把她的脸映照得有如暮色中的星斗一般明亮,而那张脸上正凝固着她早已定义好的微笑。她穿一件浅灰色风衣,围着豆灰色长丝巾,暴雨前的海风把风衣和丝巾都吹得帆一样鼓荡,给她以飘飘欲仙的动感。
九、一份半截的小说草稿,写得乱糟糟难以辨认。早听黛眉说她要改行写小说了,之所以投入其中,是因为人们认为小说这种形式已经穷途末路了,她对一切末路之事都感兴趣。我当时取笑她是一个末路英雄,不想果真被我言中。我把这半截小说抄在下边,我觉得它的内容与黛眉之死多少有点关系(看不清楚的地方用……来代替,没有标题和署名,没有分段与分行,标点多数为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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