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尽管这篇文字通篇写得凄惨美丽充满抒情意味，我仍然认为这完全不是什么小说，而是一篇报告文学。它证明事情完全在我意料之内，黛眉为情而死，像她这样注重精神生活同时富于幻想的女人，最体面最合逻辑的自戮原因当然也只能在于斯。”
——《绝响》
女诗人黛眉把一只蚊子钉在天花板上。这是她生前最后一次动作。
作为晚报社会新闻部记者，同时作为黛眉的密友与知情人，我列席了黛眉自杀案案情分析会。市公安局侦缉大队的王队长说，这么做本来是不符合规定的。他要求我结案之前不得在报上披露任何细节，我答应了。
以上即是案情分析会得出的结论之一。
黛眉死在本市最高级的蓝玉大酒店1506号房间，这家旅馆离她家不到十分钟步行路程。床头柜上有一只小型收录机，机器处在录音状态下，电池已经耗尽。床边的地板上，扔着一本新近出版的《现代诗刊》，书中载有黛眉发表的最后一组诗作《我爱上了一片沼泽地》。黛眉穿着她生前最喜欢的那套藕荷色丝绸长裙，双手在胸前放得很端正，神态安详地仰卧于宽大席梦思中央，精心化过淡妆的脸气色宜人，看不出一丝一毫紧张或痛苦，相反还隐隐露着些战胜什么之后的微笑。根据现场勘查情况和胃肠液检验报告，初步判定死者系服用过量安眠酮自杀身亡。
办案人员取出收录机里的磁带反复听了多遍，发现里边除了一轻一重“啪——啪”两响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声音。他们首先排除了枪声（黛眉身上没有枪伤也没有任何其他创伤，他们甚至惊讶这个女人的皮肤怎么这样好，好得简直连一个斑点都没有，仅有的一颗痣还是朱红色的），然后又排除了击掌的声音（除非长着一双巨大的铁掌，否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击出这般响亮的掌声）。最后，一个细心的女侦察员发现了天花板上那只被拍死的蚊子，它与落在地板上的《现代诗刊》基本上垂直于同一条直线。她认为那一轻一重两声响，是黛眉用这本刊物打死搅扰了她的临死前的安宁时刻，又逃到天花板上去的蚊子而发出的，第一声是书拍击着天花板，第二声是书落到了地板上。到目前为止，这是对磁带上声音所做出的最符合逻辑的一种分析。我觉得她说得不错。
当场就有人提出了异议，认为黛眉打开录音机开始录音的时候，她肯定已经感觉到安眠药的药力发作了，在那种情形下她还能如此准确地用一本32开的小书打死停在3.5米高处的蚊子吗？听到这儿，我差一点插话说，黛眉是个近视眼，还有轻度夜盲症，我们到射击场去打过几次靶，她总是把子弹一颗不剩地射到对面山坡上，只有一次例外，打了一个十环，教练说那纯粹是蒙中的。但我想了想，终究还是没有发言，一来我是一个列席人员，二来我提供的情况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我到底是想证实黛眉近视根本不可能击中蚊子，还是要论证既然可以蒙中十环，也就不可以排除她偶尔击中蚊子的可能性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争论的结果是女侦察员说服了其他人，分析结论认定黛眉在临死前用书把一只蚊子钉在天花板上，留下了收录机里一轻一重两声响。
可是黛眉打开收录机，难道仅仅是为了把她最后拍死蚊子的声音录下来吗?当然不是。按常理推断，她特地带着这台收录机来，肯定是打算录制临终遗言的。一个才思敏捷的女诗人，在临死而且是非正常临死之际会有千言万语要说，这毫无疑问，可是为什么她终于不置一词呢？
一转入这个问题的讨论，办案人员就把目光齐刷刷投到我身上，好像我知道黛眉最终要说什么，并且为什么守口如瓶似的。我被他们满怀期望与信任的目光照耀，果然生出了一种我不知谁知的责无旁贷之感。我觉得我自己应该知道黛眉的死因，只是在她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慌了神，理不出一个头绪。但我已经不是一个初出茅庐急功近利的年轻记者了，我不会因为受到他人的鼓励就把没想清楚的问题捅出去。于是我避开那些热切的目光，一直保持沉默。
凭直觉我断定黛眉是为那个人死去的。但那个人是谁？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
中午休会的时候，我向王队长告了假，我需要一个人坐下来好好把事情理清楚。王队长说，请你随时报告你的想法。我对他的语气很有些反感，我又不是嫌疑犯，为什么要随时报告？王队长看出了我的不悦，赶紧对我说，别在意，这是我的职业用语，咱们还不都是为了尽快查实黛眉自杀的动机吗？
离开公安局我骑车去城西的古城公园，那儿是黛眉生前常去的地方，跟我或者跟那个人。我觉得在我们坐过多次的长椅上，肯定还留着黛眉的气场，说不定它能帮我把黛眉的死因和死况演绎出来。
在女诗人黛眉匆匆离去后的这个中午，去公园的路如同她终于带走的秘密一样漫长。我一边骑车一边失魂落魄地想，从此我们这个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再也不会出现黛眉瘦削的身影了，然而人流依旧车流依旧。我在公园门口存好了车，走到入口处，“古城公园”几个浮雕在栗色木板上的墨绿色大字，狠狠地扎痛了我。我第一次认识黛眉就是在这家公园门口。那次我从外地出差回来，黛眉的一个朋友托我带些东西给她。我们约好在古城公园的木牌下边见面。谈到如何互相辨认，黛眉在电话里咯咯笑着说，左手戴白色手套，右手拿当天晚报。结果到了约定时间，她真的那么一副打扮站在木牌下边，朝我愉快地眨着眼睛，比我想象中的那个总是写一些忧郁的现代诗，歌咏死亡、梦魇、绝望、精神紧张和家庭解体的黛眉，要快活得多也年轻得多。她的一肩黑头发给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完全可以跟宝洁公司潘婷洗发液广告上的头发媲美。
我们居然一见如故，都说没想到在同一座城市里还有着自己这样投机的对话者。要知道在当今的世界上，找一个听众已经不易，何况一个对话者。
“我太幸运了。在我最需要找人倾诉的时候，上帝就给我派来了一个对话者。”黛眉说。
“女人最需要找人倾诉的时候是热恋的时候，这句话对你适合吗？”我说。
“再修改一下就更适合我了。女人最需要倾诉的时候是不可告人的热恋正在进行的时候。”黛眉说。
这句话叫我以为黛眉是个胸无城府的人，我以为等到下一次见面，她就会把她不可告人的恋爱开诚布公娓娓道来。可是五六年过去，对那个被她如此爱恋，以至于让她不惜用生命去换取的男人，我仍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只是感觉到他无处不在，黛眉生活在他的影子里边。
“别怪我，我对他发过誓，永远不对外人透露他的姓名。”黛眉对我说。
“我既不是你的同性恋对象，也不是你丈夫雇来的私人侦探，有什么理由要怪你？”我说。
一提起她丈夫，黛眉就有些幽怨。他们一直是形同陌路但又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甚至常常用写条子的办法进行必须的家务对话。每次黛眉要出门旅行，她就给她丈夫留一个便条，告知她的去向和各种食品的贮存处，然后跑来把一个包裹寄放在我这里。我猜想那是她的日记和私人信件。
我在古城公园门口想到了这些，突然眼前一亮，对解开黛眉自杀之谜充满了信心。黛眉是个追求戏剧性生活效果的女人，而且很看重自己的痕迹。她不止一次对我说，替我保存好这些东西，要是我一去不返，它们就成了我曾在世上走了一遭的证明。我觉得这些话是她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说出来的，现在黛眉当真一去不返了，按说她不会用一把火烧掉自己今生今世所有的脚印，她的孤芳自赏和自恋情结会制止她这样做。
有一种直觉叫我即刻返回报社去。一路上我把自行车蹬得飞快，仿佛在报社传达室里等着我的，不是收到黛眉遗物的某种可能性，活活就是起死回生的黛眉本人。
果然，我进了报社大门还没把自行车架稳，收发员老孙就冲我喊：“你这两天上哪儿去了？有你两大包挂号呢！”
黛眉最后的消息摆在我桌子上，牛皮纸的封皮上有她匆匆忙忙的字迹。让我自己也觉得不可理喻的是，面对黛眉临终的托付，我首先感到的不是情理之中的悲伤，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她最信任的人是我。黛眉，你说人这东西怎么总是这么不可思议？我对她说。黛眉在包裹横一道竖一道的纤维绳间晃动着充满宽容笑意的脸说，给你一次最后也是最彻底的交代，不枉我们朋友一场。于是我就心安理得地剪开了那些绳子，像福尔摩斯似的开始了对这两个包裹的检查。
从牛皮纸上不太清晰的邮戳可以看出，包裹寄出时间是8月24日（黛眉自杀头一天），寄出地点是距离本市六十公里的小镇望城坡。黛眉的用心显而易见，她不想让我在她的自杀实现之前收到这些东西。为了这个目的，她在实施自杀计划的头一天，专程去望城坡寄了纸包，按照大家共有的经验，从望城坡到城里的挂号邮件要走三天以上。在这几天里，黛眉有充分的时间来犹豫甚至改变主意。假如改变了主意，她再跑到我这儿把刚刚寄到的包裹原封不动地要回去也来得及。
黛眉一直到死都是一个精明得滴水不漏的女人。
黛眉寄来的物品内容如下：
一、十四本24开封面图案大同小异的硬皮抄本，是她从高中毕业到临死前三天的全部日记，用同一种墨水甚至同一支笔写成。每一本书脊下端都像百科全书那样标记着顺序和起迄年月，似乎为了方便她自己时不时查找某一段生活。这说明黛眉不是一个贪图新鲜而是习惯按定势行事的人，如同她对那个人的感情。
二、二十五封信件和六张圣诞卡。信件是由五个不同的人写来的：一封写得歪七扭八的匿名信，告诉黛眉她在电视台当导演的丈夫有外遇。四封她丈夫寄自外景地的信，确认他与一位女演员的恋情，并且理直气壮地说黛眉应该对这个意外事件负责，因为她太冷漠了。还有一封信是那个女演员写来的，文理不怎么通顺但字迹很娟秀，署名签得龙飞凤舞颇有几分大家的气派。她给黛眉指出了一条弃妇的康庄大道——放弃已经移情别恋的丈夫，成全他们也解脱自己。另外十九封信和六张圣诞卡出自那个人之手，但每封信与卡都没有署名，其中有几封最末一页信纸被裁去了一截，很可能是那个人原本署了名，而黛眉在收藏时为了安全起见又把它裁掉了。写信的人笔迹非常娴熟，措辞也很讲究，不是一个等闲之辈。
三、两张公园门票存根，一张游船租用单，两张环幕电影院电影票。几张旅馆住宿发票以及一条围巾、一只皮包、一只生日蛋糕的购物单据，几张长途汽车票和长途电话通话收据。我认为这每一种票据都是某个值得黛眉纪念的日期与事件的登记，凡是有过恋爱经历的人都会明白它们的基本含义。
四、四盒旧录音带，两盒英文歌曲，一盒苏芮和一盒克莱德曼。黛眉收藏着许多著名版本的音乐磁带与激光唱碟，她为什么单选这几盒留下来，答案只能是由那个人所赠。
五、一只永生100号铱金钢笔，笔杆摔裂又用橡皮膏贴起来，估计可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产品（那时黛眉还在上中学），可是黛眉用它写了一生所有最重要的文字，日记、高考试卷、诗、履历表、工作总结、给丈夫的便条、一般的信件以及情书。假如黛眉有遗嘱，相信也是用它来书写的，只是不知道她留给了谁。
六、一张杂乱无章的字条，上边写着一些单个的动词：揍，踢，踹，打，扇，抽，操，崩，砍，刺，戳，勒，吊，绑。这显然是一些气急败坏之下用来泄愤的词儿，什么事儿把黛眉气成这样，以致她如此穷凶极恶地在纸上来出气呢？我首先排除了黛眉是针对那个人来的这种可能性，因为她对那个人的任何不满，从来都只用一种自虐式的哀哀怨怨来表达。比如说在她想让他来而他又不能来的时候，一个人到雨地里去散步又不打伞，然后感冒发烧；或者在欲与其共进晚餐而不能得的时候，好几天不吃饭，只吃饼干喝矿泉水，然后写一些凄艳无比的朦胧诗。她怎么也不可能把一堆包括“操”这种脏字在内的不雅之词对准那个人。并且我还认为，黛眉的激愤说不定只是为一件小事而起，因为在我们相识相交的五六年时间里，我不止一次看见黛眉轻重缓急不分，换句话说是不止一次小题大做或大题小做。她发过的几次大脾气，都是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遇到类似被丈夫背叛这样的大事，她反倒格外冷静并且极有风度。记得有一回她为所里分办公用品气得面色煞白，冲到我家来说道时还浑身打战声音变调。她说总务科科长文大肥从来就跟她过不去，每次分东西都是分给她一些残品次品，比如缺了口的茶杯、瘪了壳的热水瓶或者被水洇过完全不能写字的稿纸。她说文大肥认为她是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在戏曲创作研究所占着编剧的编制又不写剧本，连弹词话本都没出过一个，只顾写一些乱七八糟的歪诗来糊弄人。说到这些黛眉简直怒不可遏，差不多跳起来喊，他以为他是什么人？一头脑满肠肥的蠢猪，一只专吸人血的大蚊子，每天除了变着法儿买回来一些谁也不要的破烂分给我们，然后自己去拿回扣之外，别的什么也不会干。早晚有一天我要给他一点颜色看，这只大蚊子！说不定这些字是冲着文大肥来的。
七、一把钥匙，就是最常见的那种钻石牌门锁钥匙。
八、一张照片，黛眉最喜欢的那张。她曾经对我说过，要是40岁以前她一命归阴，就拿这张做她的遗像挂在灵堂里。她说还是在十几年以前，她看过栗原小卷主演的《生死恋》之后，就产生了照一张好照片做遗像的强烈愿望。所谓好照片的标准是，体态生动、有活力、脸上有着发自内心的微笑并且显示着对生命的留恋，就像电影的女主人公×××子（原谅我忘记了她的名字）的那张一样。平心而论，黛眉这张照片的确达到了她自己预定的标准。她坐在海边的礁石上，后边是阴云翻滚大雨将临的天空，一柱很强的阳光从云缝里射下来，把她的脸映照得有如暮色中的星斗一般明亮，而那张脸上正凝固着她早已定义好的微笑。她穿一件浅灰色风衣，围着豆灰色长丝巾，暴雨前的海风把风衣和丝巾都吹得帆一样鼓荡，给她以飘飘欲仙的动感。
九、一份半截的小说草稿，写得乱糟糟难以辨认。早听黛眉说她要改行写小说了，之所以投入其中，是因为人们认为小说这种形式已经穷途末路了，她对一切末路之事都感兴趣。我当时取笑她是一个末路英雄，不想果真被我言中。我把这半截小说抄在下边，我觉得它的内容与黛眉之死多少有点关系（看不清楚的地方用……来代替，没有标题和署名，没有分段与分行，标点多数为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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