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际，思无涯。
本文原发《天涯》2014年第2期
肤浅美学与表面游戏
鞠惠冰 赵元蔚
台湾学者张小虹在《肤浅》一书中说，每次在电视上看到面膜广告时，都觉得十分“猥亵”：那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女星，一次又一次轻轻拍打她吹弹可破的脸部皮肤，她说她的脸是剥光的鸡蛋壳，清清白白。还有那个穿着白纱礼服的新娘，一次又一次回过头来，让我们看到那连续使用面膜修护而白净精致的脸，和脸上那幸福灿烂的笑容。
“面膜不是处女膜，有什么好猥亵的，但会不会面膜就是处女情结的想象移位，由下到上，由不可见到可见，面膜的猥亵会不会就在一丝不挂的情欲‘赤裸呈现’？我们都知道面膜所号称的功效，滋润、美白、收敛、清洁、紧肤，但什么是面膜所移转的文化潜意识与性别幻象，什么是面膜认识论中最明目张胆、显而易见的神秘隐情？”
莫怪乎女人们说，在女性生理周期的“危险期”是使用美白面膜的最佳时刻。此时女人体内的女性荷尔蒙及黄体素都到达最高潮，是女人最美丽诱惑、最危险的时期，也是女人肌肤新陈代谢最活跃的时刻。在张小虹看来，性欲的蠢蠢欲动，面膜的湿答答、黏糊糊，还真有一番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暧昧朦胧。后现代的处女膜平整完美地贴在脸上，紧紧密密，清清白白，你说猥亵不猥亵？张小虹这里所说的面膜不是传统的“剥离式面膜”和“清洗式面膜”，而是近年异军突起的“片状面膜”，就是将一层薄薄剪成人脸形状的白色面具敷在脸上，内含高浓度护肤成分。
对张小虹而言，这是延续王尔德“面具的真理”的美学思想，对“美丽的表面工夫”的解析。她《肤浅》一书的原始构想，就诞生在某夜深人静的敷面膜时刻。她的“肤浅美学”从报章美容八卦看到皮肤科专书，从粉底形上学想到养颜心理学，从皮肤构造谈到皱纹的时间“摺”学，从眼花缭乱的商品资讯谈到台湾独树一帜的消费乱象。这里有哲学术语与美妆科技新名词，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参差交错，有消费市场的分析，也有广告修辞的研究。
原本充满了文化负面联想的“肤浅”，被张小虹闯荡出另一种表面美学的诠释空间。人们的一张脸，就是存有与虚无的剧场，不断生长不断死亡的角质层，打破了表面与深度的二元对立，让所有的深度都慢慢浮出表面，内翻转为外，由生到死。“面膜是介于固态与液态的暧昧，面膜是处在脸与面具的中介，面膜是吸收液态而抛弃固态的决绝。戴在脸上的‘干’面具可以取下，敷在脸上的‘湿’面膜却取不下，因为湿的面膜已部分被吸纳进脸部皮肤，面膜变成了脸。取下的‘干’面具底下是脸，取不下的‘湿’面膜底下还是面膜，面具与脸是二元对立，面膜与脸是你侬我侬。在后现代的面膜认识论中，所有的脸都是面膜。”
张小虹笑侃如果男性哲学家如尼采、德里达也有机会敷敷面膜的话，那么他们在闭目沉思的过程中，会不会由“干”的面具突发奇想到“湿”的面膜呢？“硬”的面具到“软”的面纱，还是囿限于固体物的质的范畴，但“干”的面具到“湿”的面膜，可就从固态流动到了液态，而哲学的认识论是否就将从此改观？
面膜的英文就是面具“mask”，宗教仪式用的面具多瞠目巨耳，用夸张化的五官游走神鬼边界；化装舞会用的面具则野艳妩媚，用珠花蕾丝金粉妆点出神秘诱惑。面具相对于面具底下的脸，形构了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基础，如张小虹所说：“面具是伪饰/脸是真实，面具是假面/脸是肉身，面具是欺骗/脸是忠实，拨去了遮蔽掩盖的面具，我们终将看见其下真确无疑的那张脸。”
在十九世纪，奥斯卡·王尔德就在《面具的真理》中通过分析莎士比亚与舞台戏装来强调服装的形象价值和社会意义。他说，在每一个世纪，服装都是极为重要的有关风度、风俗以及生活方式的符号。“生活方式的符号”这一提法已经具有了当代社会学与营销理论的意味，用现在的话语表述，就是通过形象塑造，人们可以实现主体的确定性。
在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理论中可以发现今天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表层思维方式”，即强调人与物的外观、多样性、不确定性、空洞性、非中心化等等，从而对传统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强调本质、内容、整体性、固定性等等“深度思维”方式提出挑战。对于唯美主义者来说，表面如深层一样生动有力。有关深层的理念是令人困惑和蛊惑性的，事物的底蕴中并不存在人的本质，自由存在于事物表面，而欲望在这个大镜子表面驰骋——这就是当代审美立场的中心论点，在过去一百多年里，这一观点曾有过不同的典型形式（波德莱尔、王尔德、杜尚、凯奇等等）。
例如，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说：“我这样看每样事，事情的表面，一种心灵的盲人点字法，我只是将我的手放在事物的表面上。”一把汤匙、一只杯子、一条内裤、一个包装盒……他使每分钟的琐屑与念头值得一顾、值得一写，一如他使世界同意：汤罐与广告值得一画。在访谈中，沃霍尔说：“如果你想知道关于安迪·沃霍尔的一切，只要看表面：我的绘画、电影和我，我就在那里。没有什么隐藏在那后面。”
小说家卡尔维诺在《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中有一篇谈到“小说的深度在哪里”时说，深度是隐藏的，藏在文字的表面，藏在结构和文字的描述中。台湾导演侯孝贤和作家朱天文在拍一则汽车广告时，就把这个观点用在广告里了，它为广告提供了一个构思。当时广告主的要求是想给观众看一部锯开来的车子，他们把一部车子切开，就像切西瓜一样。切开车子当然可以，但“说法”应该是什么？借用卡尔维诺的观点，广告文案说：“深度在哪里？深度是隐藏的。隐藏在哪里？就隐藏在表面。”
鲍德里亚在《论诱惑》一书中有个标题叫“表面的深渊”。意思是，看起来是表层的嬉戏，实质上却是无底的奴役深渊，也是表里颠倒的辩证法。在他看来，今天后现代语境中的诱惑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深刻的双重反对：
一是自觉拒斥精神分析学式的关于显性话语和隐性话语的区分，这恐怕是从爱利亚学派开始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决心”，这里有“表相/存在”（爱利亚学派）、“分有者/理念”（柏拉图）、“现世/上帝之城”（基督教）、“经验此岸/自在之物”（休谟—康德）、“现象/观念本质”（黑格尔），其中，除了休谟和康德的“/”真是一种阻断式的关系以外，其他均是从外部凸状表相揭露阴凹本质的主体逻辑“决心”。
二是“反对阐释”，“阐释则打碎了外表和显性话语的游戏，通过与隐性话语重建关系而释放意义。”阐释就是启蒙话语，它总是通过理性之光，将不能理解的东西变成可以理解、将阴凹之处被遮蔽的东西变成可以直接捕捉的被照亮的东西，从而把隐匿的秘密解放出来。可是，阐释在解蔽中总是“忽视和忘却外表”的意义，当本质和真理被解蔽和解放出来后，外表和现象总是被遗弃在思想的荒郊野地。
与现代性的显性/隐性分割不同，与着力捕捉本质的阐释不同，“在诱惑中则相反，可以说显现物和话语处在最为‘表层’的东西中，这种表层物会转向（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深层安排，以便废除这个话语，或用外表的魅力和陷阱替代它”。正是基于这种逻辑透彻，后现代的诱惑话语才会自觉地删除区分显性话语和隐性话语的“/”，反对一切意义上的本质主义，让隐性话语“无效”，恰恰以“外表的魅力和陷阱来代替隐性话语”。即德里达所要消除的用“/”建构出来的一切等级（理性/感性、男性/女性等等），这也是詹姆逊所说的后现代式的无深度和平面性。
“所有的外表都联合起来与意义作斗争，以铲除有意或无意的意义，将它逆转到一种游戏中，逆转到另一个任意的游戏规则上，逆转到一个无法抓住的礼仪上，这个礼仪将更具有冒险性，比意义的指导路线更为诱人。话语所要对抗的东西倒不是某个无意识的秘密，而是话语本身、外表的表面深渊；而如果要战胜某样东西，那倒不是意义或反义的幻影和沉重幻觉，而应该是无意义的光辉表面，还有该表面使之可能的所有游戏。”
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一切都已经腐烂，在过度的表象之中，无意义的戏仿和反讽成为一切。“无意义”正是今天后现代资本散发出巨大诱惑力的秘密。吉尔·利波维茨基举例说，“生活离不开爱情和‘基尼’”，这句广告语什么也没有表达，它甚而也不是在自我吹捧，它是一种介于传递信息与“无意义”之间的幽默方式。
在拉康那里，人类本体存在中的空无是一个“丑闻”，然而在今天，“只有空白的符号，荒唐的、荒谬的、省略的、无参照的符号在吸收我们”。为了说明这个观点，鲍德里亚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小男孩要求仙女给他想要的东西，仙女答应了，但提出一个并没有实际意义的条件，就是永远也不要想到狐狸尾巴的红颜色。小男孩觉得这肯定没有问题，便高高兴兴地走了。但是最后，小男孩无法摆脱那个他以为已经忘却了的狐狸尾巴。那没有任何意义的红色尾巴的形象到处出现，在脑力里，在睡梦里。鲍德里亚说，这个故事凸显了无意义能指的威力，荒唐能指的巨大诱惑。
不久前，意大利时装品牌迪塞尔（DIESEL）的创意团队与纽约Anomaly广告公司共同创作了一组主题为“BE STUPID”的广告，该系列广告打着“SMART MAY HAVE THE BRAINS，BUT STUPID HAS THE BALLS”（智者有脑、傻瓜有种）、“SMART CRITIQUES，STUPID CREATES”（智者批判、傻瓜创造）、“STUPID IS SPREADING”（傻瓜可以燎原）等口号，将“傻瓜”的生命哲学贯穿始终，似乎是在传达“单纯的感悟”和“肤浅的快乐”。
广告里所描述的“傻瓜”，并不是那种算不清加减法的傻瓜，而是做一切你想做的，并且做了会开心的事情。不要在乎世俗的眼光，只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享受这种率性而为就好。迪塞尔的“BE STUPID”是一种立场，它是个人头脑中正视“无聊”的实践，相对需要足够的勇气，如果你真能豁出去，就会发现别有洞天。傻瓜哲学也是一种趣味。迪塞尔的广告更多地关注事物是否“有趣”，而非它是否“有价值”。完全从有趣与否的角度来考察事物，也就是采取了一种纯审美的视角，这种审美的观察只看外表，判断标准就是有趣或是无聊。
无聊是个人意义缺失的结果，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一切事物与行为都以完全“符码化”的形式出现。正如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的第一首中写到的，在一个经过了诠释的世界里，我们并非理所当然地感到完全舒适。人构成了世界，可以积极地去组建自己的生活，然而，当所有事物都已被完全符码化，组建世界的积极行为就会变得徒有虚名，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也丧失了张力。
迪塞尔的傻瓜哲学就是对这种张力的重建，它号召人们以“勇敢做傻事”来对抗已经被完全符码化的世界秩序。它的广告画面就是一场场超越界限的运动：有时候，人生就是要有些“疯狂”的事情，这人生才更值得回忆；有傻瓜精神，哪里都是游乐场，就算骑着脚踏车，也是最拉风的敞篷座驾；智者愁眉不展，傻瓜嬉笑欢颜；灵感就在随处可见的生活里，做个会生活的傻子，还是活在套子里的人，由你决定；没有计划的人生，更多精彩。迪塞尔广告就是这样以“无意义”的荒唐能指颠覆既有的符码化秩序，以傻瓜精神冲锋陷阵。
在《论诱惑》中，鲍德里亚指出：“用虚空去吸引是诱惑的看家本领，这从来就不是符号的积累，也非欲望的信息，而是符号吸收中秘传的默契。”就像齐泽克所反讽地指认出的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标识，今天现实世界中一切真正具有吸引力的东西恰恰在于它存在支撑点的消失，如无咖啡因的咖啡和健怡可乐。
鲍德里亚说，今天的诱惑是直接反转的，这种反转性是由它所暗示的质疑以及它所吸收的秘密构成的。这里的“反转式的逻辑”即是批判、否定和解构，打倒一切，“怎么都行”，后现代话语往往在否定一切中吸收某种虚无性的秘密，可这种内里空无的秘密却是它成功引诱人的魅力。因为空白，这个“由任何符号之火的回归在任何点上开挖的不在场”会突然形成诱惑的无限魅力。什么都没有，你拒绝什么？反抗什么？由此，一切都是诱惑，一切都不过是诱惑。
鞠惠冰，学者，现居长春。主要著作有《广告文化学》、《桑塔格论艺术》等。
赵元蔚，学者，现居长春。主要著作有《广告心理解析关键词》、《艺术的背后：王尔德论艺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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