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把非常好用的镰刀，属于祖父那一辈人手中便传下来的遗物。
花桃木做成的柄，已经被磨砺得圆润而又光洁，泛动着油滑的光泽。那是汗水成年累月的浸润，以及厚厚的茧花，经久磨砺的结果。
镰刀的刀叶，是用美国汽车上的钢板打制的。
那是一块难得的好钢，坚韧、纯粹、锋利，内敛着一种看不见，但可以明显感觉到的，利索而纯粹的气质。
当年，祖父应募参加滇西抗战，随着大队临时招募来的民工，被带到了一个名叫“怒江”的大峡谷。早先，祖父是个修筑滇缅公路的石匠，后来又做了随军的一名挑夫。小鬼子攻陷腾冲之后，祖父所在的队伍被打散了，只好随着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大批伤兵，没命地向后方溃逃，好歹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捡了一条命回来。
祖父修了一年的公路，当了两年的挑夫，却什么也没落下，就带回一条英国毛毯和一块美国人给的汽车钢板。
毛毯是绿尼子的军用毛毯，在我记事的时候还见过，被奶奶当宝贝似的珍藏了许多年。
祖父专门请寨子里一个叫炳荣的铁匠，用那块美国钢板打造了一把铁锹，一把镰刀。大伯和父亲分家的时候，铁锹给了大伯，父亲则要了那把镰刀。因为父亲是最了解这把镰刀的人，父亲从小就在使它。而且父亲还知道，要用什么样的石头，才能将这把镰刀磨砺得像侠客的宝剑一样锋利。
在我的记忆中，每当金色的秋风吹拂着大地的时候 ，这把镰刀，也会像喜悦于秋收的父亲一样，充满活力，充满快意。在父亲这个真正的庄稼人的手上，它是那么的顺当，那么的灵巧。父亲用它把沉甸甸的收成，成捆成捆地放倒，晾干，然后运送回家。
那些年，这把镰刀就是父亲热爱秋天的最好媒介。
等我长大到能够帮助大人割牛草的时候，那把镰刀已经磨损得只剩下一截六寸来长的刀叶，两寸多宽的刃口。不过，只要稍加打磨，窄窄的刃口，又会重现出它锐利的锋芒。打从五岁的时候开始，我便几乎每天都在使它。割马草，打猪食，用的都是那把小镰刀。
我上小学的时候，人民公社闹腾得依旧红火。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几乎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学校都不上课，老师们都在带着学生大搞“支农”劳动。生产队分派给我们的活计，不外乎是除草、积肥一类的轻巧活。每到“支农”活动的时候，我总是带着那把小小的镰刀。
记得当时常带我们劳动的，是一位姓姚的老师，大理师范毕业，懂得唱歌简谱，劳动休息的间歇，便教我们唱一首名叫《我是公社小社员》的歌曲。那歌儿唱的回数多了，便已烂熟于心。以致后来老师才开了个头，我们便齐刷刷地伸长脖子，声嘶力竭地高唱：“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呀，身背小竹篮呀。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
当时，因为我手里就正好有一把轻巧灵便的小镰刀，所以便时常以“公社小社员”的身份自居，干起劳动也特别的卖力，为此，还在班上“谋”到了一个劳动“副班长”的头衔。
那把小小的镰刀，就这样陪伴我度过了整个童年。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父亲又将那把镰刀“传”给了我，说是单位组织劳动的时候，依然能够派上用场。
果真，每到单位组织环境卫生大扫除的时候，我都要带上那把镰刀，用它来清除杂草，修剪花木，用起来依旧像从前一样的顺手。
在后来，我觉得那镰刀的刃口越来越窄，便把它搁置了起来。每次搬家的时候，我都会狠下心来扔掉一些再没什么大用的东西，但只有那把小小的镰刀，一直没舍得扔掉。
它的确是一块真正的好钢，只不过是被粗糙的砾石和劳动的双手，一点一点滴啃咬去了它坚硬的骨骼。如今，它就那么静静的悬挂在杂物室那面黢黑的，布满烟尘的老墙之上。安静，沉着，它是那么的隐忍，那么的藏而不露，就象一个具备大胸襟和大修为的隐士，守口如瓶。
这把劳碌了一生的镰刀，现在终于彻底地闲暇下来，时有蜘蛛在它的身上结满了零乱的蛛网，但它总是那么平静，那么孤傲，把一生的锋利都深藏在了真正的沉默里。
有时候，我会静静地独坐在一片朦胧的灯影之中，静静地看着那把镰刀，表情严肃，一声不响。
文｜李智红 彝族，云南永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理事、《读者》杂志连续四届签约作家，现任云南省大理州文联副调研员兼秘书长，大理州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十七期民族文学培训班学员。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曾在《人民文学》《民族文学》《诗歌报月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5000多家报刊以及海外100多家报刊发表。作品曾获《中国文化报》散文奖；《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奖；2009年度中国散文银奖；云南省人民政府第五届文艺基金奖；云南省第五、第六、第七届“花潮”文学奖；2014年度滇西文学奖；首届自治州人民政府优秀文艺作品奖荣誉奖等各类奖项100多个。已出版文集《布衣滇西》《西双版纳的美》《花开的声音》等9部。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