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莫言的“再出发”成为文坛热议的话题。自2012年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将近5年的沉寂之后，莫言于近期在《人民文学》发表剧作和组诗的几乎同时，在《收获》上发表了由《左镰》、《地主的眼神》和《斗士》3个短篇构筑的小说序列《故乡人事》。就像“鲁镇”之于鲁迅，“商州”之于贾平凹，“耙耧山脉”之于阎连科，“香椿树街”之于苏童一样，故乡带给作家的，往往是永恒的创作记忆和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故乡人事》的写作视域依然锁定在“高密东北乡”的土地和童年的记忆上，展现的也是鲜活生动、形象逼真的故乡人事。较之以前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文风，小说写得很节制，运笔精到、洗练，作者穿过历史的尘埃，以一个孩童的独特视角，为我们重新构筑了那段特殊岁月里的乡村人物关系，悄然隐藏着人性的秘密。
“去年麦收时，我在老家，看到了老地主孙敬贤的葬礼。”《地主的眼神》就是以这样的开端，带我们回溯到童年记忆里的麦收时节。在这里，地主孙敬贤的“眼神”中承载着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人性纠葛：那时“我”是个半劳动力，所以和妇女老头们一组，而本该接受劳动改造的50岁左右的地主孙敬贤却声称自己有病，也与我们混在一起。就在“我”每一回头都能发现“老地主”紧跟其后的情况下，仔细地打量这个“老地主”的眼神：“他的那两只黄色的眼珠子里同时也会射出阴沉沉的光芒。”作者以此为基点叙述了与之相关的一个事情：“我”在小学三年级时，写过一篇名叫《地主的眼神》的作文，“地主”的原形便是孙敬贤。这篇作文被县广播站广播后，引起了不小风波，父亲也警告“我”以后不许再写类似的作文。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从另外一些视角双向述说了“老地主”更为复杂的人性：比如他儿媳对她想要喝自己奶的控诉；比如父亲对他的同情，认为他被判为地主确有几分冤，置地不求质量只求数量；比如他在割麦时，不停地呻吟，打呃，仿佛忍受着病痛，而父亲说这是他“五分病，五分装”等等。在这里，小说对家庭出身评判善恶有了很大超越性，也对人性的复杂呈现了“阶级”的超越性。而最后孙敬贤儿子为“打那些欺负过父亲人的脸”而举办的豪华葬礼，在乡亲们毫不在意的反面衬托下谢幕，更见出了“热闹”与“荒诞”并举的意义。
在小说《斗士》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鲜活的 “流氓斗士”武功的形象。这个人，有血气和个性，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为了不让“对手”侵吞自己的财物，当着众人将整副象牙棋子撇到河里；他经常惹事“战斗不止”，侮辱王魁的孩子是杂种被打、然后寻上家门叫骂不止，洗澡时与黄耗子对骂继而开战；他坏事做绝，毒死方明德儿子家三百多斤的大肥猪，砍掉黄耗子家一亩长势喜人的玉米，烧掉邻村草垛，装鬼在桥头将顾明义吓出神经病；但他最后却并未因为种种“恶行”得到“报应”，还顺利地获得了“五保”。小说最后，作者这样写道：“我似乎明白武功的心理，但我希望他从今往后，不要再干这样的事了。他的仇人们，死的死，走的走，病的病，似乎他是一个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是的，他亦是那个“搞阶级斗争，人都变得不像人了”的特定时代的产物。作者也隐含地写到他被吊起来打得死去活来的现实，写到了他每次打架总是处于下风的惨相。事实上，武功那“流氓斗士”之“恶”也使他自己深受其害，变得人性扭曲看不到人世的温情，本质上来讲他也是那段黑暗岁月的牺牲品。
与前两个作品不同，小说《左镰》的主人公田奎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少年，他总是独自一人手持左镰蹲在树林子里，因而让“我”很是着迷。作品中对“左镰少年”的直接描述少之又少，仅限于他在坟墓间割草和引领“我”去看坟洞里的大蛇。这是一段关于青春的感伤和喟叹的记忆，因为一场孩子间的打闹，让作为地主的田千亩的儿子田奎被指认为“挑头者”，进而失去了一只右手。作者甚至不忍叙说“右手”失去的过程，而只是通过“左镰”来推进故事的发展。作者对那段时光给作为孩童的少年造成的创伤是满怀痛惜的，“我经常回忆起那个炎热的下午，那时候田奎还是一个双手健全的少年。”而作为承载者的“左镰少年”，正是那段岁月里人性中最隐秘的晦暗因子的印证。但作者却不愿给这个少年纯净的心灵上种上“仇恨”的种子，作品中通过老韩诸人对左镰出神入化的锻造过程，将对那段记忆的复杂情感及对人性的真切感知都熔铸其中：“三个人站成三角形，三柄锤互相追逐着，中间似乎密不通风，有排山倒海之势，有雷霆万钧之力，最柔软的和最坚硬的，最冷的和最热的，最残酷的和最温柔的，混合在一起，像一首激昂高亢又婉转低佪的音乐。这就是劳动，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生活。少年这样成长，梦就这样成为现实，爱恨情仇都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锻打中得到了呈现和消解。”如此，“左镰少年”身上是寄予着作者对历史岁月对人性造成创伤的弥合和对未来美好的期许的，因而能引发人们无尽的体味和怀想。
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人学，蕴含着对人的情感和心性的关照。作家李洱在《思维的精微或鲁迅传统的一翼》一文中曾对莫言温暖的“人文维度”给予极大的肯定。他认为，莫言在鲁迅精英叙事（遍被华林的悲凉之雾中，作者茕然孑立）传统之外又开拓了一片崭新天地——叙事人与主人公同甘共苦，给底层民众赋予丰富而清醒的感知能力，从而塑造了丰满的感性世界中的民族肖像。诚如此言，同之前的小说作品相比，《故乡人事》增添了不少历史沉淀后的包容和温情，在对“老地主”孙敬贤、“流氓斗士”武功、“左镰少年”田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作者通过对他们人性的窥探，为我们展现了特定时代的精神烙印和文化心理结构。莫言曾说过：“故乡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扩展的。作家往往有着把异乡当故乡的能力。乡土是无边的。我有野心把‘高密东北乡’当成中国的缩影，希望通过我对故乡的描述，让人们联想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莫言作品的旨归在于整个人类的“存在和幸福”这一主题上的。在这三篇小说新作中，我们能真切感受到莫言对那段岁月“诗意的裁判”，他用饱含温暖的笔触，穿过历史尘埃，唤醒遥远记忆，直抵芸芸众生人性中最隐秘也是最柔软的部分，让人感慨不已。
毫无疑问，《故乡人事》再次见证了莫言的才情和技艺。他立足于“高密东北乡”这方“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俗最世俗”的土地，不断向着深远处开拓，书写着那里的山水民风、岁月记忆，也演绎着历史更迭中的苦难体验和人性意蕴。作为“文学的莫言”归来后对乡土人事充满温情的描述，让读者心存暖意，如沐春光。
写于2017年9月30日
【个人简介】董晓可，祖籍河南平顶山，现居山西高平，西北大学文学博士在读，有作品见于《青年文学家》《西南作家》《黄河》《太行文学》《太行日报》等。现为《丹源文学》特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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