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哈萨克人的一句话，手中握着金子时，你不会懂得它的价值。
我第一次看到乌兰汗这个名字，是在一本苏联作品集上。应该是乌克兰作家冈察尔的短篇小说《永不掉队》译文之尾。当时我在边疆生活，这位译者的名字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暗自揣度，好奇怪的名字，“乌兰”应该是蒙古语，是红色的意思，而“汗”应该是维吾尔族女性名字常用字眼，这位译者究竟族属何为？但是，很快我又否决了自己，“汗”、“可汗”、“可罕”自古有之，而且专指男性帝王。那么，这位乌兰汗又是哪位“红色帝王”？
那时候没有现在的网络、手机，连曾经风行一时的BB机也未曾问世，信息十分闭塞，我只能在遥想中度过。每当在报刊图书中见到译者乌兰汗的名字，就会感到莫名的欣喜，作品本身往往被我忽略，却对这个人名感到亲切。
后来我来到北京，在几次会议场合见到了这位乌兰汗，原来就是高莽先生。当初的那些疑团便迎刃而解。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高莽先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时任《诗林》杂志主编的巴彦布先生到北京组织文学活动，之后在民族文化宫请我们吃涮羊肉，高莽先生在座。他谈笑风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风格，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此后，我们时常交往，我还去他曾在紫竹桥附近的寓所拜访。
1995年6月30日，哈萨克斯坦著名歌唱家茹札·仁芭耶娃赴日本演唱返程途经北京，哈萨克斯坦驻华使馆在对外友协礼堂举行了一场演唱会。在这里我和高莽先生不期而遇。那天，临时为茹札·仁芭耶娃安排的翻译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位在校生，他一定是第一次在如此大庭广众之下做现场口语翻译，他的两条腿在发抖———显然是在怯场，支支吾吾地把这位女歌唱家的表述翻译得支离破碎，满场不禁为之叹息。我实在坐不住了，便走上台为茹札·仁芭耶娃作了口语翻译。我感觉得到满场终于长吁一口气，为之释然。茹札·仁芭耶娃也十分惬意，开始了她曼妙的演唱。
当我回到座位，不一会儿，坐在我右侧隔着过道并排座位的高莽先生示意我看他一眼，之后他就把速写本递了过来，原来他已经把我侧面肖像速写出来，这让我既惊喜又惊讶，他画得实在是太美好了。演出结束后他说，回头他复制一份送我。没过几天，我便收到了高莽先生寄来的速写。我保存了很久，直到2014年收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散文集《父亲的眼光》。集子出来后我给高莽先生寄去一本，并表示我的谢忱。高莽先生却在电话里说，我得感谢你，收了画出了书还记得送我一本，现在有的人就忘了这些。
有一次我在网上浏览，无意间发现他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我即刻打去电话表示祝贺，他在电话那一头呵呵笑着说，谢谢老弟还想着我。
直到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巴彦布先生发布：“2017年10月6日晚22点30分，高莽先生在平静中离开了我们。他的一生精彩而充实，感谢每一个曾经爱他和陪伴他的人，愿他在另一个世界同样幸福。”91岁高龄的高莽先生竟驾鹤西去，闻此噩耗，令我怆然。
高莽先生是哈尔滨人，本名宋小四，一生用了十几个笔名，乌兰汗是其中一个。他毕生致力于翻译、编辑、研究俄苏文学和中外文化交流与对外友好活动，是最早译介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俄国文学巨匠的我国翻译家之一。文学翻译是一座金桥，不同国度的读者，只有通过翻译这座金桥抵达陌生的彼岸了解世界。高莽先生是我国俄语文学翻译界的泰斗之一，曾翻译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锌皮娃娃兵》、俄罗斯著名塔塔尔族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叙事诗《安魂曲》，2013年11月，也由此获得了“俄罗斯—新世纪”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最佳中文翻译奖。高莽先生历任《世界文学》杂志编辑、主任、主编，同时兼顾文学与美术创作，著有《久违了，莫斯科！》《枯立木》《圣山行》《俄罗斯美术随笔》等随笔集，他创作的《当代世界名人百人图》，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我在网上看到江苏盐城一位网民留言：我家有一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集，每一名作家的画像，都是高莽先生绘制的，形神兼备，我非常喜欢。
高莽画的屠格涅夫和高尔基
生命终有走到尽头的时候，一座金桥就这样消逝了。我想起哈萨克人的一句话，手中握着金子时，你不会懂得它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高莽先生这座金桥的价值将愈发珍贵。
对此，我确信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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