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一个过程

  文/冯铁    来源/西川风

导语

我们看到一部作品时，这是它的全部吗？冯铁教授告诉你：完全不是！作品的整体属于从手稿到不同版本变迁的全部内容，而不仅仅是某个定本，作家和作品的思想应当在其流动的作品中得到呈现。“文学是一个过程”的全部意思，还应包括改编、接受、翻译等等内容，其所强调的内容，在于研究者对作品的接受和研究，不可避免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不仅我们接受到文学只是其流动过程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当我们貌似对一部作品进行完整的理解和评价时，并不意味着这个流动文学共同体的结束，而恰恰是这个文学共同体正在生长的一个微小部分。

周维东

（后简称“周”）：冯教授您好!对您进行访问，是因为您的研究在汉学家当中显得比较独特，您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作家手稿和文学转译，在国内外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都并不多见，它们都涉及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最根本的来源问题。您曾经在您的著作《拿波里的胡同里》的后记中，透露在这条研究道路上的寂寞，是什么因素促使您选择这个领域并一直坚持下去呢？

冯铁

（后简称“冯”）：选择这些问题进行研究，都来自研究的经验。也就是在过去的研究中发现了这些问题，并且认为它们十分重要，就一直坚持了下来。我在做我的硕士论文——关于尼采在中国传播与接收情况的研究，就发现尼采在中国的翻译，大量存在着“转译”的问题，也就是翻译者不是通过尼采的原文（德语文本）进行翻译，而是通过其它语言的翻译本进行翻译。而随着我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这种现象还有很多，是个很普遍的问题。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注意到很多文本编辑的问题，最后只能通过查手稿来解决。我之后研究过校勘的历史，校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本编辑的问题，这让我更加注意到手稿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当时碰到的问题，没想到现在成为我研究的重心（笑）。

手稿研究在西方有悠久传统

周

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手稿研究在欧美地区文学研究中大致是怎样一个情形？

冯

手稿研究在欧美地区的中国文学研究中还非常少，我注意到近年来只有美国一篇博士论文当中使用了手稿，但这篇论文的重点不是手稿研究，而是版本比较。版本研究和手稿研究还不是一个范畴的问题。手稿研究在欧美文学研究当中，有非常漫长的历史，特别是近4、50年来在法国和德国取得了新的发展，十分值得注意。

周

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些情况吗？

冯

我简单将把法国和德国手稿研究近几十年来取得的新进展称为法国派和德国派。法国派代表人物是Bellemin Noel和Louis Hay，他的核心观点在中国有两种翻译，一种叫“谱系校勘学”，另一种叫“文本生成学”。他认为手稿研究的重心是表现作家创作的过程，而不是创作的效果，他反对在编纂过程中形成所谓“定本”，特别是还在世的作家，因为作者还活着，作家还可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再次改写。“文本生成学”（或叫做“谱系校勘学”，后同）的目的，就是把文本变动的过程描述清楚，过程比效果更有意思，也更有意义。“文本生成学”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将手稿视为作者创作过程独立性的证据，因此手稿前后变动的过程——时间维度——非常重要，手稿呈现的空间情况，如修改文字在手稿中的具体位置、手稿使用的材料、书法特征等等，也非常具有意义。所以，研究手稿，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都十分重要，而且应该分得清楚。

德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他们是D. E. Sattler (1939-)和 Wolfram Groddeck（1949-）德国十八世纪诗人荷尔德林（ 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的全集编纂者，编纂的过程有二十多年。荷尔德林的创作有一部分生前没有出版，手稿情况也比较复杂，有很多手稿几乎无法辨识。荷尔德林晚年精神错乱，但他并没有停止创作，在纸上有大量诗歌的记录，都不太清楚那些文字属于一首诗，那些文字属于另外一首诗歌，之前荷尔德林全集的编纂者，都是自己决定了文字的归属，将他们编纂成一首一首的作品，这些新的编纂者，反对编者决定文字的方法，他们直接呈现这些手稿本来的面目，让读者自己来决定作品的情况。他们手稿研究的核心思想，是反对编纂者的的权力和责任，让读者自己来觉得定本的权力。

Dietrich E. Sattler

周

所以手稿研究和我们经常说的“史料研究”还是存在着不同？

冯

二者当然有一致之处，都要力图还原文学发生的现场。但手稿研究也有其独立性，它不仅为校勘服务，更看重文学创造的整个过程。通过手稿，可以看到作者的教育背景、写作目的、创作过程和写作习惯，还可以通过手稿材料上调查，看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也包括作者与出版社交流的情况等。譬如，处理手稿的方式和手段与作者的培养有丰富的关系，有的作家处理手稿的方式比较固定，有的作家处理的方式比较随意；日本读书和在中国读书的作家，处理手稿的方式也不相同，刘呐鸥和苏曼殊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们中学都在日本受过教育，处理手稿的方式就比较不同。

周

我发现在手稿研究中有很多术语，如初稿、一稿、末稿、清稿等概念，您能给我们说说如何辨析并使用这些材料吗？

冯

清稿，也就是誊清稿，在中国手稿研究中常常是指最后的手稿，也就是直接送到出版社进行出版的稿件。但有很多现象，誊清稿并不是最后的稿件，在作品出版之后，作家对作品进行了新的修改，就出现清稿之一、清稿之二的说法，清稿并不是最后的手稿（这与誊清稿是最后手稿的定义自相矛盾——访者注）。所以，我一般都采用一、二、三、四来记录手稿的变化，数字的好处是具有假定性，表示目前的稿件也并非最终定稿，标示创作的过程。

周

您在手稿研究中，有没有一些例子，因为手稿上的发现可以改写对作家整体认识的现象？

冯

丁玲可以算是一个例子。《丁玲回忆录》的手稿当中，有铅笔的字迹，还有红色、蓝色、黑色圆珠笔的字迹，其中，黑色圆珠笔的笔迹是她的先生陈明留下的。丁玲在创作《三八节有感》之后，为了避免在政治上出现麻烦，创作完成后还要经过陈明的检查。我在看《丁玲回忆录》手稿的时候，就发现黑色圆珠笔的笔迹，和其他的笔迹明显不一样，从内容上看，也不太会是编辑的改写。我后来问丁玲的秘书，他告诉我那是陈明的笔迹。

丁玲手稿

《桂晚香》

周

陈明的主要改动在那些方面？

冯

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修辞，另一个方面就是政治思想。

周

这个发现的确具有震撼性。如果自从《三八节有感》之后，丁玲的所有创作都会被陈明最后检查，我们应该在其很多重要的文学作品中去追溯，哪些地方有陈明留下的痕迹。这的确能改变对丁玲的认识。您在丁玲其它手稿中，发现有类似的问题。

冯

很遗憾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丁玲其它的手稿，譬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当中有没有陈明修改的痕迹。这部作品的手稿，就保存在国家图书馆里，在那里可以看到。

周

我看到您的研究当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台湾作家的手稿研究，比如周梦蝶手稿研究，还有一大部分是大陆作家的手稿研究，研究两个地区作家的手稿，整体感受有哪些差别？

冯

总体来说，在大陆研究手稿，在获取资料方面碰到的障碍比较多。大陆对手稿的控制比较严，当然手稿有其不可或缺的文物价值，但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让研究者看到手稿的复制品——甚至原件。我看到的《丁玲回忆录》书稿，就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内容中国现代文学馆就不让看了。在台湾，有一些机构非常主张手稿的研究，相对来说资料的获得也便利得多。在台大图书馆，里面藏的手稿比较多，随便可以看到手稿的影印和电子版，如果有学术的兴趣和要求，看到原件也没有多大的问题。在台湾，手稿实际是个公开品。现代文学馆在处理手稿方面，可能还有些问题，这实际也违背了巴金创办时候的意图。就两岸的作家而言，两个地区作家的手稿当中，能够看到他们受教育情况的差别。

鲁迅手稿

《为了忘却的纪念》

周

文学进入当代之后，特别是电脑得到普及之后，作家的写作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电子文本成为“手稿”的基本形式，很多修改的痕迹很难显示出来，即使拿到作家的“手稿”，也如同版本校勘，您觉得手稿研究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冯

电子手稿研究，我本人没有这样的知识，他需要有电脑技术方式的基础。不过，已经有研究者通过作家使用过的电脑硬盘，来还原作家创作的情形。从信息技术的角度来谈，电子手稿当然是可以进行研究的。在奥地利很多文学馆，已经开始收集作家所使用的电脑，其实这也为未来电子手稿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不过，目前关于电子手稿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电子手稿出现之后，手稿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主要是时间性的，因为通过“输入-删除-输入”的修改方式，文本的流动性增强，但如纸质手稿体现作家修改的空间特征，如手法、修改习惯等等，就消失了。电子手稿属于未来的事情，谁知道它会不会有新的研究方法出现呢？

周

这说明物质材料对手稿的地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冯

在早期中国文学中，有两个流通的渠道，一个是手稿，还有一个是木刻本。因为早期的木刻本比较贵，所以很多作品的流通只能通过稿本——抄录本，手稿十分流行。在活字印刷大量普及之后，印刷成本的降低，让手稿在流通中的地位大大降低，手稿只是作家创作过程的记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手稿的流通作用又重新恢复了，你肯定也看过“文革”时期的手抄本文学，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也说明，物质文化的发展对手稿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

周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当中，以您的积累和眼光，在哪些作家或时间段上，手稿研究可以获得更大突破？

冯

手稿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当中空间很大，因为研究的人太少了（笑）。最近几年，中国公开了很多手稿的影印本，肯定能为研究带来很多便利，可以在各种方面取得突破。总体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手稿重视不够，年轻学者的压力比较大，一年要发表3、4篇论文，所以很难有精力来进行手稿研究，好的手稿研究的成果，需要花费的时间可能要长一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很多学者喜欢搞理论，但无论是中国还是在西方，理论经常离开事实太远太远，所以我很不喜欢所谓搞理论，就是把西方的理论搬运到中国。单独的理论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年轻的学者，必须考虑研究方法的改变，这需要学者更具备独立性。

导语

除了手稿研究，转译是冯铁研究的另一个领域。冯铁对转译现象的研究，有两个较为重要的关注点：第一、对比转译过程中语言的变化情形，这是语言学的角度；第二、在转译过程中研究具体作家个人语言知识的情况，社会背景和语言培养的背景等等问题。

周

除了手稿，您现在研究的另一个重心是文学传播中的转译现象，您能先给我解释一下“转译”吗？

冯

简单地说，转译就是在翻译当中不是直接从源语言进行翻译，而是从通过其他语言作为中介进行翻译。譬如翻译一本德文著作，翻译者不是直接通过德文进行翻译，而是通过这部著作的法文、日文或者其他语言形式的译本进行翻译。

周

您在一篇文章中说：“就文学交流中几乎所有的深刻事件而言，最早的翻译实际上来源于二手资料”，您所说明的这种情况实际就是“转译”，它是一种偶然，还是带有必然性呢？

冯

最早的文学交流的通道就是转译，最有影响的文化传播现象也是转译。这当中有迫不得已的因素，因为语言能力的限制，一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人，不可能都能从源语言中获得资讯，他们必须根据已有的条件进行文学交流活动。在转译的过程中，早期文学传播者的个人作用也不容小觊，林纾的翻译在他所译作品被重新翻译之后，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你必须承认林纾个人的判断力和选择的水平，很多世界文学的名著，都是他第一次被翻译到中国，他的选择水平也增强了他翻译的影响力。

林纾

周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角度而言，转译很多也是迫不得已的现象，比如周氏兄弟在翻译《域外小说集》的时候，不能强迫他们懂得每部作品的源语言，因为传播有时候对准确更加重要。您如何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转译现象？譬如它们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冯

影响不是直接的。对研究外国文学对中国影响的学者来说，一般不太注意外国文学作品是转译的现象，只注意内容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太注意在语言方面的现象。语言是文学最重要的载体，研究文学交流中的影响，不注意语言本身的问题，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得出的结论，很多都是偏见。在中国现代文学当中，翻译对汉语的发展影响比较大，不光是词汇，还有句法。中国语言在现代时期的变化比较大，出现了大量新的词汇，也产生了新的语法，研究这种语言变动状态下的文学，从语言形式的角度理解文学非常重要。就翻译研究来说，如果鲁迅对芬兰文学的翻译，是通过日文转译的，那么对现代汉语产生的影响，就不是芬兰文，而是日文造成的。当时对待外文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外文基本上都一样，翻译的影响，不是具体语言的影响 我很奇怪今天从事翻译研究的专著，完全不看转译的现象。

周氏兄弟

《域外小说集》

周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部分作家，在自己创作的同时，都有翻译的经历。顾彬曾经批评当代作家外语不好造成创作的狭隘，您如何看待翻译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

冯

翻译与创作肯定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不太容易认定。可以认定的现象，为什么在中译本有这样的句法和字句，这必须查到以前所有的译本，来进行对比。在更加普遍的意义讨论翻译（外语）与作家的关系，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们只能去探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而是不是应该怎样怎样。

周

就我的兴趣点来说，我可能会更关注二手翻译造成对源文本“扭曲”的现象，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说明，一些作家的创造恰恰来自对源文本的“扭曲”？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它有意识的创造。

冯

你所说的“扭曲”，换一个词语，便是“改译”。在现代翻译当中，改译的现象也非常多。把原文的语言水平，改为比较高级的语言，是翻译家经常使用的伎俩。当前的翻译研究，比较偏于理论，使用“误解”概念来解释“改译”，这样的说法没有什么意思，翻译的方式更重要，为什么有这个所谓的误解——才应该是研究者更为关注的问题。误解是批评简单的错误，但是有很大部分的“误解”，无论是直译或者是转译，都是故意的，动机非常有意思，林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钱钟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研究改译的现象，他还没有超越改译是错误的概念，但已经开始注意到改译背后的原因，他说林纾改译的目的是让中国读者更容易理解原著的意思，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类似钱钟书认识的学者还比较少。

故意改译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译著的书名。很多（中文译著）书名的修辞和句法，非常有特色。因为很多作者把原书名完全改了，在书名上最容易看到是故意的现象。很多外国文学的著作，在中国获得名气，恰恰因为这些与原文书名关系较小的一个书名。作家在翻译过程中都有这样的例子，尼采在鲁迅思想发展中有重要的地位，但鲁迅也有自己的理想，他在理解尼采的时候，是否一定要按照尼采的原意来理解，并不一定。

林纾

《巴黎茶花女遗事》

周

这就叫拿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冯

是的

周

有国内研究者开始注意到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理论翻译中，出现过“误解”的现象，对于这些现象，也很难轻易用“错误”来对他们进行判断？

冯

在哲学翻译中，出现错误的可能性比较大。在三、四十年代翻译西方的哲学词汇还不稳定，到了五十年代才出现比较专业的字典，用来规范哲学词语。在短时间内出现大量外来词，稳定的过程会有很大的时期，中国语言还有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型，所以基本属于出现错误的信箱非常多。我看过30年代的新生词词典，很多当时的术语，现在基本已经不使用了。相对而言，在文学创作上面的术语比较少，我在研究时将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作为个案，就考虑到它是专业术语比较少的文本。

尼采侧面照

周

目前理论界有一个热门词汇“理论旅行”，“转译”的范围更加宽泛，它可能不仅是理论的“旅行”，也可能是文学的“旅行”，但不管怎样，都是说明文本旅行的过程，以及旅行过程中发生的变异情形。就研究而言，这“转译”和“理论旅行”是一个范畴内的问题吗？

冯

两者只是使用的范围的不同，但目的有一致之处。“文本流行”是文学传播和交流的全部内容。总体来说，“理论旅行”的概念，已经离开“误解”的概念，对“旅行”有积极的态度，不是否定路上的误解，重视变化的过程。变化不是具体语言的变化，目的文有自己的发展。

周

我在您关于转译现象的研究著作中看到，您的关注点也不仅仅在于文本的旅行，而且过程中的很多内容都成为您的兴趣点。

冯

我在对转译现象进行研究中，有两个较为重要的关注点：第一、对比转译过程中语言的变化情形，这是语言学的角度；第二、与手稿研究同样的角度，在转译过程中研究具体作家个人语言知识的情况，社会背景和语言培养的背景等等问题。最近几年来，中国学者开始注意到民国课程的情况，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其实通过转译过程中，翻译者个人语言知识可以看到其语言培养的大致情形，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教育水平。

周

就您目前对中国现代文学中转译现象的研究，您还觉得有那些现象或作家具有很大的研究潜力？

冯

转译研究和手稿研究一样，空间还比较大。到目前为止，转译还是没有太关注的现象，写外国文学在中国影响的作者，会有一个假设，他们看到的作品都是直译的。譬如鲁迅和很多当代作家，他们非常喜欢苏联文学，并热情地把他们翻译成中文，很多研究者在认识这一现象时，都是假设他们是直译，并依此为基础进行推论。如果注意到转译，这种研究的基础是不可靠的。在鲁迅日记里，会说明他的译文是来自哪个版本，其实其它作家也会在其它情形透露类似的情况，只有真正抓住了文本的来源，才可能有更可靠的结论。

转译研究必须理解语言和文化环境，这其中有源文本的文化背景、中间译本的文学环境，还包括中间译文的接受史等等，是个复杂的问题。不过其中也有一些有趣的现象，20年代末，有部苏联作家的长篇小说，在一年之间就出现了三部不一样的译本，三部都是转译，两部是通过日文，一部是通过英文，为什么会这样？就有思考的空间。一个当代的例子便是奥利作家，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她获得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她的全集很快在中国翻译出版，其中有六卷是转译的，大部分是按照英文翻译成中文，这其中有很多文学值得关注。

Elfriede Jelinek

采访后记：对冯铁教授的采访，对我最大触动，是他在研究中秉持的文学观——文学是一个过程。他在手稿研究中，对手稿“空间”维度（手稿材料、形态、书法、修改方式等）的重视，以及在翻译研究中对所谓“误解”的批评，都体现了这种文学观。“文学是一个过程”解放了现代文献学（通常所说的“史料学”）。在传统现代文献学视野中，文献的意义和价值之一在于求真、勘误，现代文献学最受到重视的研究成果，往往是修正了某个说法、纠正了某个知识，不能否认这种做法的价值和意义，但它实际将现代文献学导入狭小的胡同里：随着研究的积累，文学史可以校正的重大失误越来越少，很多文献学认为十分重要的成果，其实并没有对文学史产生多大影响，而更多的文献研究成果，都是文学周边的琐事。受古典文献学的影响，现代文献学另一个重要功能是资料整理，如编辑目录、全集、年谱等，它的意义无须赘言，但仅仅强调文献的资料价值，并没有将文献的全部意义呈现出来，尤其是文献与文学史研究的直接联系。譬如在中国现代文学当中，很多作家的作品都经历了版本变迁和文本改写，它不仅造成全集编纂的难题（究竟采用何种版本），也并非简单校勘、比较研究所能穷极其意义，它应该是文学史流动过程的一个证明。“文学是一个过程”的意义，是将文学史研究镶嵌到文献当中，研究30年代文学，只能采用30年代的文献和版本，其说明的也只是流动文学史过程中的一个部分；30年代的文本在40、50年代发生了改写，就理所应当属于40、50年代的文学，因为它属于文学流动到这一时期的状态。而对于作家、作品研究而言，作品的整体应该属于从手稿到不同版本变迁的全部内容，而不仅仅是某个定本，作家和作品的思想应当在其流动的作品中得到呈现。其实，“文学是一个过程”的全部意思，还应包括改编、接受、翻译等等内容，其所强调的内容，在于研究者对作品的接受和研究，不可避免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不仅我们接受到文学只是其流动过程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当我们貌似对一部作品进行完整的理解和评价时，并不意味着这个流动文学共同体的结束，而恰恰是这个文学共同体正在生长的一个微小部分。

作者单位：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考门斯基大学东亚研究所；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