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字的文化人

二哥是一位农民，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中最普通最平凡的一员。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然而，如此平凡普通的二哥，却用他64岁的生命活出了一份独特精彩的人生。

　　二哥是勤劳吃苦的人。母亲常说有字吃字，无字吃力，他认这个理。由于历史原因，他从未踏进过一天校门，从小便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很小便学会干农活，14岁就参加宿鸦湖水利工程建设——就是农村说的打河，从那时起，二哥就用一双少年稚嫩的肩膀，扛起了成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担。从此以后，生产队里扬场、垛垛、犁地、耙耙、割草、锄地等农活都毫无理由、不由分说地落在他的身上。生产队若有三把犁子，其中肯定有他一把，二哥也因此被迫练就了一手农活好把式，他种的庄稼总比别人家的长势好，产量高。1973年，生产队一头骡子腿部受伤，流血不止，需要到正阳县医治，公家不管吃，不管住，没人愿意去干这苦差事，最后自然又找到了二哥。二哥白天配合兽医给骡子上药换药，晚上照看骡子吃草休息，一个多月后，硬是把这头有病的骡子治好还给了生产队。1979年底，政策有了变化，母亲想着为儿子娶媳妇，翻撤祖屋。为了盖房，二哥脱砖坯、烧土窑、阴砖水，用半年时间硬是烧制了四间房子的砖头，并拉土、和泥，最终盖起四间瓦房。1980年，我们生产队以户为单位分配临街铺面房基地，我家有幸抓到两间房基地，二哥负责铺垫地基，又筹备房瓦，全家一起建了两间门面房。年底，三哥结婚。1981年，分地到户；1982年，大哥结婚。随着两个哥哥结婚、生孩子，家里添人添地，农活也增多加重。那时父亲已去世多年，大哥在煤矿当工人，三哥在学校工作，而我在读高中，一大家子的农活全落在二哥一个人身上。直至1984年秋，二哥结婚。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母亲在地里种些黄麻等经济作物，为此，在农历11月，河水冰冷刺骨的时候，二哥还要下河捞麻剥麻。这些事情，至今想起，仍让我心里隐隐作痛。二哥挖过煤，当过搬运工，扛过二百斤重的麻袋，同时，他还上窑场拉运砖块，虽然每块砖只得五厘钱，但他依然抢着干。大集体时期，每到年关，家家户户都要磨面过年，生产队磨面驴子不够用，轮不到我家用驴拉磨，每到这时，都是二哥推磨磨面。1991年，三哥盖住宅，那年干旱，兄弟虽然分了家，但二哥白天干自己的活，晚上跑老远去担水过石灰，帮三哥盖房。主房盖好后，又和二嫂一起搬砖盖厨房，那时二嫂还怀着侄女丽丽。

　　兄弟分家前，母亲年岁大了，力气活干不了，每年一大家子过年用的食品，和面、蒸馍、过油，都是母亲指挥着，二哥一人操持。分家后，为了供养孩子读书，二哥拼了命地劳作。最艰难的时候，他和二嫂一起养了几十头猪，种了一亩菜园，八亩庄稼，每天还要到街上摆摊做生意，一人干了几人未必能干完的活。二哥生肖属马，不用扬鞭自奋蹄，兄弟四人同时割麦，他一人比另外三兄弟加在一起割的都快都多。他其实更像一头负重前行的老牛，毫不停歇地默默耕耘着，蹄疾而步稳。他吃尽了同龄人不敢想象的人间苦难，却给这个大家庭撑起了一片天。

　　二哥是孝顺的人。1979年翻撤祖屋后，母亲累病卧床不起，母亲没有闺女，侍候的事全由二哥一人承担。他每天为母亲梳头、洗脸、喂饭、穿衣，出工在外干农活，下工回家当闺女，用心至极。2000年的一天，母亲早起做饭，不幸被拌倒骨折，又一次卧床不起。这一回，兄弟轮流值养，每次轮到二哥，他都精心侍候，每天为母亲擦洗，把母亲身上的痔疮治好，换着花样给母亲买她喜欢吃的食品，今天是馓子，明天是鱼丸，天天吃无糖奶粉，唯恐照顾不周，恨不得替母亲得上这个病。我们的姥姥是个五保户，在离我们家六七里路远的薛庄居住，大集体时代，每年生产队都要种瓜，瓜季每家会分到一个西瓜，每次母亲就会切一半让二哥给姥姥送去。姥姥去世后，每年清明都是二哥给姥姥上坟绕纸，也是二哥替我们在外地的三兄弟尽孝祭祖。父亲去世得早，我从小就跟着二哥下地玩耍，夏天下河逮鱼抓虾，冬天到野地逮野兔。我小时候上学，都是二哥接送，到外地读高中也是二哥送粮食。二哥不仅是父母眼中最善良、最孝顺的孩子，也是我心中最爱戴、最钦佩的哥哥，二哥之于我不仅情同手足，更亲如父子。

　　二哥是懂感恩敢担当的人。二哥对我说，要不是国家平反摘帽就没有咱家的今天，兄弟几个一个也娶不上媳妇，更不要说上大学了，我们不能忘本，你要好好工作。还经常说，我们家受难时，谁谁谁帮过我们，给过一个馍，一碗面的，我们都不能忘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所以他非常感谢这个时代，他也因此更加珍惜这个家庭。他爱二嫂，说二嫂不嫌弃我们家，高中毕业背乡离井从新蔡老远嫁过来。他更爱他的孩子们，逢年过节无论如何都要给孩子们买肉吃，添新衣服，然而，他对自己的生活却极其苛刻，就在他有病在郑州住院期间，孩子给他买一点好菜，他都嫌贵，孩子说不贵，他不相信，过后他偷偷跑去医院饭堂看看究竟。他没读过书，吃过不识字的亏，因此对孩子读书是下了非凡的决心和气力的，以砸锅卖铁的责任担当，不惜一切代价供养三个孩子读书，凭着一己之力，硬是把三个女孩子培养成一个大学本科生、两个研究生。这在偏僻的乡下是极其罕见的。

　　二哥是乐观豁达的明白人。他认＂死理＂，从不投机钻营，在街上做生意，童叟无欺，遇到年长者买东西还会多给点，有人习惯赊账他也不在乎，至今还有欠账未还的。对于个别以前欺负我们习惯了的人，偶尔还会对他说一些风凉话，他当没听见，不跟他们一般见识。他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他说我们家现在这么好，全得益于祖上积德，我们不能丢祖上的人，虽然挣钱很难，但我决不挣没良心的钱。他很穷，但从不嫌贫爱富，时常接济比他更穷的人，街坊邻居谁家有红白喜事，他都主动前往帮忙。有个街坊一度很有钱，家里还有两辆汽车，见了二哥就笑话他只知道出苦力，愚钝无知，但二哥没放心上。后来，这街坊的两个孩子出了事，他们又跑来请二哥帮忙。

　　二哥是不识字的文化人。二哥常说，现在政策好没人欺负咱了，你在外面工作也不许欺负别人，没事不要惹事，万一遇事了，咱只要行得正，也不要害怕。还引用父母的话共勉：要多帮人、多积善，好人总有好报；千万不要占公家的便宜，啥时候手脚都要干净。二哥病重期间，他提出要到海南和我聊聊天，他说大多数亲人在海南，你们请假回来看我不容易，不如我去海南方便。二嫂问他：老话说落叶归根，万一在海南走了咋办？他说“周恩来总理走了不是把骨灰撒了吗？我走后也把我的骨灰撒了，我算什么”。他还说“我在电视里看有人死后捐献器官的，我死了可用的器官也可以捐”。这哪像是一位不识字的人说的话，这分明是一位高尚者的誓言。他对人生的态度是乐观豁达的，对社会的理解是透彻明晰的。他用智慧、勤劳和勇敢，为他的一生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以大孝、大爱、大德为他的人生作了最好的诠释。他以无字人的情怀追逐着文化人的梦想，他就是一位不识字的文化人。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不折不扣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