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是一位农民,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中最普通最平凡的一员。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然而,如此平凡普通的二哥,却用他64岁的生命活出了一份独特精彩的人生。
二哥是勤劳吃苦的人。母亲常说有字吃字,无字吃力,他认这个理。由于历史原因,他从未踏进过一天校门,从小便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很小便学会干农活,14岁就参加宿鸦湖水利工程建设——就是农村说的打河,从那时起,二哥就用一双少年稚嫩的肩膀,扛起了成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担。从此以后,生产队里扬场、垛垛、犁地、耙耙、割草、锄地等农活都毫无理由、不由分说地落在他的身上。生产队若有三把犁子,其中肯定有他一把,二哥也因此被迫练就了一手农活好把式,他种的庄稼总比别人家的长势好,产量高。1973年,生产队一头骡子腿部受伤,流血不止,需要到正阳县医治,公家不管吃,不管住,没人愿意去干这苦差事,最后自然又找到了二哥。二哥白天配合兽医给骡子上药换药,晚上照看骡子吃草休息,一个多月后,硬是把这头有病的骡子治好还给了生产队。1979年底,政策有了变化,母亲想着为儿子娶媳妇,翻撤祖屋。为了盖房,二哥脱砖坯、烧土窑、阴砖水,用半年时间硬是烧制了四间房子的砖头,并拉土、和泥,最终盖起四间瓦房。1980年,我们生产队以户为单位分配临街铺面房基地,我家有幸抓到两间房基地,二哥负责铺垫地基,又筹备房瓦,全家一起建了两间门面房。年底,三哥结婚。1981年,分地到户;1982年,大哥结婚。随着两个哥哥结婚、生孩子,家里添人添地,农活也增多加重。那时父亲已去世多年,大哥在煤矿当工人,三哥在学校工作,而我在读高中,一大家子的农活全落在二哥一个人身上。直至1984年秋,二哥结婚。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母亲在地里种些黄麻等经济作物,为此,在农历11月,河水冰冷刺骨的时候,二哥还要下河捞麻剥麻。这些事情,至今想起,仍让我心里隐隐作痛。二哥挖过煤,当过搬运工,扛过二百斤重的麻袋,同时,他还上窑场拉运砖块,虽然每块砖只得五厘钱,但他依然抢着干。大集体时期,每到年关,家家户户都要磨面过年,生产队磨面驴子不够用,轮不到我家用驴拉磨,每到这时,都是二哥推磨磨面。1991年,三哥盖住宅,那年干旱,兄弟虽然分了家,但二哥白天干自己的活,晚上跑老远去担水过石灰,帮三哥盖房。主房盖好后,又和二嫂一起搬砖盖厨房,那时二嫂还怀着侄女丽丽。
兄弟分家前,母亲年岁大了,力气活干不了,每年一大家子过年用的食品,和面、蒸馍、过油,都是母亲指挥着,二哥一人操持。分家后,为了供养孩子读书,二哥拼了命地劳作。最艰难的时候,他和二嫂一起养了几十头猪,种了一亩菜园,八亩庄稼,每天还要到街上摆摊做生意,一人干了几人未必能干完的活。二哥生肖属马,不用扬鞭自奋蹄,兄弟四人同时割麦,他一人比另外三兄弟加在一起割的都快都多。他其实更像一头负重前行的老牛,毫不停歇地默默耕耘着,蹄疾而步稳。他吃尽了同龄人不敢想象的人间苦难,却给这个大家庭撑起了一片天。
二哥是孝顺的人。1979年翻撤祖屋后,母亲累病卧床不起,母亲没有闺女,侍候的事全由二哥一人承担。他每天为母亲梳头、洗脸、喂饭、穿衣,出工在外干农活,下工回家当闺女,用心至极。2000年的一天,母亲早起做饭,不幸被拌倒骨折,又一次卧床不起。这一回,兄弟轮流值养,每次轮到二哥,他都精心侍候,每天为母亲擦洗,把母亲身上的痔疮治好,换着花样给母亲买她喜欢吃的食品,今天是馓子,明天是鱼丸,天天吃无糖奶粉,唯恐照顾不周,恨不得替母亲得上这个病。我们的姥姥是个五保户,在离我们家六七里路远的薛庄居住,大集体时代,每年生产队都要种瓜,瓜季每家会分到一个西瓜,每次母亲就会切一半让二哥给姥姥送去。姥姥去世后,每年清明都是二哥给姥姥上坟绕纸,也是二哥替我们在外地的三兄弟尽孝祭祖。父亲去世得早,我从小就跟着二哥下地玩耍,夏天下河逮鱼抓虾,冬天到野地逮野兔。我小时候上学,都是二哥接送,到外地读高中也是二哥送粮食。二哥不仅是父母眼中最善良、最孝顺的孩子,也是我心中最爱戴、最钦佩的哥哥,二哥之于我不仅情同手足,更亲如父子。
二哥是懂感恩敢担当的人。二哥对我说,要不是国家平反摘帽就没有咱家的今天,兄弟几个一个也娶不上媳妇,更不要说上大学了,我们不能忘本,你要好好工作。还经常说,我们家受难时,谁谁谁帮过我们,给过一个馍,一碗面的,我们都不能忘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所以他非常感谢这个时代,他也因此更加珍惜这个家庭。他爱二嫂,说二嫂不嫌弃我们家,高中毕业背乡离井从新蔡老远嫁过来。他更爱他的孩子们,逢年过节无论如何都要给孩子们买肉吃,添新衣服,然而,他对自己的生活却极其苛刻,就在他有病在郑州住院期间,孩子给他买一点好菜,他都嫌贵,孩子说不贵,他不相信,过后他偷偷跑去医院饭堂看看究竟。他没读过书,吃过不识字的亏,因此对孩子读书是下了非凡的决心和气力的,以砸锅卖铁的责任担当,不惜一切代价供养三个孩子读书,凭着一己之力,硬是把三个女孩子培养成一个大学本科生、两个研究生。这在偏僻的乡下是极其罕见的。
二哥是乐观豁达的明白人。他认"死理",从不投机钻营,在街上做生意,童叟无欺,遇到年长者买东西还会多给点,有人习惯赊账他也不在乎,至今还有欠账未还的。对于个别以前欺负我们习惯了的人,偶尔还会对他说一些风凉话,他当没听见,不跟他们一般见识。他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他说我们家现在这么好,全得益于祖上积德,我们不能丢祖上的人,虽然挣钱很难,但我决不挣没良心的钱。他很穷,但从不嫌贫爱富,时常接济比他更穷的人,街坊邻居谁家有红白喜事,他都主动前往帮忙。有个街坊一度很有钱,家里还有两辆汽车,见了二哥就笑话他只知道出苦力,愚钝无知,但二哥没放心上。后来,这街坊的两个孩子出了事,他们又跑来请二哥帮忙。
二哥是不识字的文化人。二哥常说,现在政策好没人欺负咱了,你在外面工作也不许欺负别人,没事不要惹事,万一遇事了,咱只要行得正,也不要害怕。还引用父母的话共勉:要多帮人、多积善,好人总有好报;千万不要占公家的便宜,啥时候手脚都要干净。二哥病重期间,他提出要到海南和我聊聊天,他说大多数亲人在海南,你们请假回来看我不容易,不如我去海南方便。二嫂问他:老话说落叶归根,万一在海南走了咋办?他说“周恩来总理走了不是把骨灰撒了吗?我走后也把我的骨灰撒了,我算什么”。他还说“我在电视里看有人死后捐献器官的,我死了可用的器官也可以捐”。这哪像是一位不识字的人说的话,这分明是一位高尚者的誓言。他对人生的态度是乐观豁达的,对社会的理解是透彻明晰的。他用智慧、勤劳和勇敢,为他的一生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以大孝、大爱、大德为他的人生作了最好的诠释。他以无字人的情怀追逐着文化人的梦想,他就是一位不识字的文化人。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不折不扣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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