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东西
我享受这种若即若离
文 | 东西
当我把《没有语言的生活》投进河池市的邮筒之后,就提着行李到南宁上班了。那是1995年3月上旬。
在新单位,我提心吊胆地等着小说的消息。一月后,编辑钟红明来了长途电话,说稿件她看了,也给李小林主编审了。小林主编说这是我目前写得最好的,但结尾部分需要微调。那时没电子版,稿件寄出之后,也没留复印。于是钟红明把小说后三页复印寄我。我把最后三页读了几遍,开始微调。改完稿,已是凌晨两点。当时的心境悲喜两重:悲的是小说中的人物,当王胜利主动选择沉默后,我脊背生风,甚至害怕半夜有鬼来袭;喜的是《收获》杂志的编辑如此认真,他们的善良足以驱逐后背的寒冷。
1996-1《收获》刊载东西中篇《没有语言的生活》,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
小说如石沉大海,每期目录上都没我的名字。等了七个月,终于在1996年第一期的《收获》上发表。正是因为小林主编把这个小说推到次年发表,才给我带来了好运气。1996下半年,《小说选刊》复刊,该刊选载的范围是本年度发表的作品,《没有语言的生活》符合选载时限。1998年首届鲁迅文学奖评奖,该小说又正好在适合评奖的年份。设若这个小说不让我等待漫长的二百多天,那它就没了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前提条件。因此,我认定《收获》是一本能给我带来好运气的杂志,并相信只要小说被推迟发表就一定会有意外惊喜,这一秘密曾多次被证实。
1998年作家朱文发起“断裂问卷”,在问到对《收获》的印象时,我说它是“假想的至高点”。这个回答产生了严重的歧义。当时,我真是把《收获》当成至高点的,但这一至高点不是每个人都会举手同意,所以它是我的假想。因问卷涉及多本文学杂志,所以参与者把好些编辑部都给得罪了。个别牛市的杂志把参加者一一列在书桌的玻璃板下,放言封杀。但《收获》没吭声,它睁只眼闭只眼非常大度地对待这个问题,并继续发表我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后悔录》。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青年们毫不客气地把编辑部当成自己的家,不仅要向它索取希望,而且还不时跟它来那么一点小小的恶作剧,丝毫不担心它会记仇。那时候到了外地,作家们找到文学杂志社,只要报上姓名,不管以前认不认识都会有一餐酒喝。只要有文学的共同爱好,多少缺点和毛病都可以原谅。正因为这种胸襟,真话才得以流行,文学因此而有福。
今天的《收获》已经被编辑们共同塑造出了鲜明的性格。它不趾高气扬,也不低三下四;它不拉帮结派,也不打文学的幌子来谋其它;它相对地保留了文学的正能量,尽可能地不抱偏见。平时它不跟你粘乎,但有了稿件就想和你谈谈。它是探索的,也是严谨的。它不拖欠稿费,也会把税单寄给作者。它尊重手稿,作品录入后就寄还。它一直遵守着与人为善的传统规则,不过于亲近也不过于疏远……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对创作实在是利好。
于《收获》杂志发表作品五年后,我才在一次会上见到责编钟红明,十六年后去上海参加文学活动,才有机会第一次踏进《收获》编辑部,见到了神交以久的程永新、王彪和叶开先生,而李小林和肖元敏主编至今还没福分见面。就像借用请客人的酒敬请客人一杯那样,今天我用他们的版面对他们说声“谢谢”。
2012.09.23
【本文撰写于2012年,收入《大家说收获》一书】
东西,原名田代琳,1966年出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后悔录》、《耳光响亮》;中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救命》《我们的父亲》等,多部作品改编为影视剧,部分作品翻译成法、韩、德、日、泰和希腊文出版或发表。曾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第四届华语传媒盛典年度小说家奖,广西民族大学住校作家,八桂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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