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与我
王璞
那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事。从那以后，二十年来，我在《收获》陆续发表了十部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我自以为得计的作品都是在《收获》发表的。我爱《收获》。爱催生、栽培和扶植了这些作品的《收获》编辑部。如今在中国内陆，这样的编辑团队不说是硕果仅存，也是凤毛鳞角了。
这当然与团队的带头人李小林老师分不开。在《收获》发表过作品的作者都知道，李小林细读每一篇终审稿，提出详尽的修改意见，从情节到细节，她那精准的指导和建议，往往令我有茅塞顿开之叹。在作品的修改和校对过程中，她还不断地追加校改意见，感觉上似乎她对作品比作者本人还要熟悉和爱惜。记得《我爸爸是好人》最后一校时，我在外地旅游，突接责任编辑王继军电话：“李老师说你小说引用的《囚徒》版本不是湖南社的。想跟你再核对一下。” 顿时我冷汗直冒。因为上一校时李小林就提出：冯尼格特的《囚徒》有两个版本，版本不同译文的文字也会不同，要我查找一下我是引自哪个版本。我当时正在忙着家务，便信口说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版本。现在王继军电话里却说：“李老师看最后一校时说不对，如果是湖南社的版本，书名就不叫《囚徒》叫《囚鸟》。”
不过令我特别感佩的还是她维护杂志的文学追求和独立精神的勇气。许多作家（包括我自已在内）的一些作品在其他刊物是发不了的，是她顶着压力才得以发表。我认为，这是《收获》五十五年来一直立于中国文学刊物之首的重要原因。
我至今只见过李小林老师一次，那是九十年代末在香港，那时我已很少写小说，精力都放在为稻粱谋上。对自已作品的信心又一次处于谷底。那天，由于在场的人多，又由于我不擅言谈，我没能跟她说上几句话，但其中的一句话，至今我仍牢记心中，每逢感觉自已又不行了，想起来这句话便令我奋起：“你是能写的，继续写。”她说。
我接触到的每一位《收获》编辑都秉承了李小林这种编辑风格，他们热爱文学，关爱作者，对作品精益求精，同时也都具有一流的编辑才能。程永新就不用说了，是他把我从创作的谷底一步步推上来。从《涨水那一年》到《猫部落》，我在《收获》发表的每一篇作品都渗透著他的心血。他从小说家兼编辑角度发出的极具专业水准的意见，总是令我绝处逢生；廖增湖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送父亲回故乡》的责任编辑，我不会忘记他在编发这部作品时付出的辛劳，那时还没有电邮，他多次写信来跟我提出修改意见。他那些手写的长信我保留至今，令我感动；王继军是我最近在《收获》发表的五篇小说的责任编辑，《沉默》这部中篇其实早在2005年就完成了，却一直没信心拿出来，是他的约稿鼓起我将之拿出来见人的勇气。2009年，也是他的约稿催生了《我爸爸是好人》这部小说。这部小说的初稿也是一年前就完成的，并曾寄给另一刊物，泥牛入海无消息之余，自然不敢拿去给《收获》，是王继军鼓动性的约稿激起我修改的勇气。读过初稿之后，他一次又一次地打来电话，把修改意见一一罗列：李老师怎么说，程永新怎么说，肖元敏怎么说，王彪怎么说，走走怎么说，我自已觉得应当怎样改……云云，那些电话犹如一针针强心剂，令我的信心指数节节上涨，令我受益无穷。后来的《猫部落》、《灰房子》、《捉迷藏》便在这种状况下得以出笼。
说不尽的感激！
不过，走笔至此，在对《收获》编辑部各位师友衷心感谢之际，我也想向他们顺表我的愧疚：对不起！我这些小说没给《收获》带来任何“光电”效应，而我由于人笨嘴拙，怯于社交，甚至都不曾跑来编辑部拜望你们当面说声感谢，以时下的价值标準来看，你们真的是太亏了！不过，我心中的敬佩和感谢却是真诚而深长的，希望我真诚深长的敬爱能和《收获》众多作者与读者的敬爱一起，在这文学的艰难时世里，坚守住这块文学净土。
王璞，生于香港，长于内陆。上海华东师大文学博士。一九八九年定居香港。先后作过报社编辑和大学教师。二零零五年辞去大学教职专事写作。
近年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沉默》、长篇小说《我爸爸是好人》（《收获》长篇小说专号2009年秋冬卷）、《猫部落》（《收获》2010年第二期）。长篇小说《补充记忆》获香港天地图书第一届长篇小说奖季军，长篇小说《么舅传奇》获天地图书第二届长篇小说奖冠军、第六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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