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族》这篇小说叙述了发生在社会底层的一个爱情故事，两个主要人物，他们都没有自己真实的姓名，他们叫做“三角脸”和“伊”，像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连名字都没有而只有绰号。也许在那个时候，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们，名字是不值得一提的，而在他们之间的爱情却是深刻纯洁感人的……
小瘦丫头儿
文丨黛苏
世间有无数种深情的告白，但“小瘦丫头儿”是我听过最动容的一句。无恭维，无伪饰，一个口拙人真切质朴的表达方式。
初读《将军族》（点击底部“阅读原文”查看该小说）是奔着它的名字去的，一个大家族，裹粮坐甲，浴血奋战。我尽量使自己的异想天开发挥到淋漓尽致，读着读着忽发觉自己的狭隘，读着读着心也触了礁似的往下沉。
同样是“本省人”与“大陆人”的悲欣交集，林海音用诙谐而又细腻的笔调写下了《血的故事》，字里行间的喜剧感注定主人公是幸运的。而陈映真的《将军族》，无奈阴郁感若成千上万只乌鸦点点袭来。一个鳏夫，一个妓女，在各自经历灰败人生后再度重逢，一种原罪意识强烈地唤醒了小人物的尊严感。
“正对，下一辈子吧。那时我们都像婴儿那么干净。”
他们选择死亡来救赎，来超越，卑微的神圣，卑微的高洁。
“伊仰着头，月光很柔和地敷在伊的干枯的小脸，使伊的发育得很不好的身体，看来又笨又拙。他摸了摸他的已经开始有些儿秃发的头。他编扯过许多马贼、内战、死刑的故事。”很丑的伊，很丑的三角脸，在月光碎成鱼鳞的海边，伊会用沙哑鸭声央他唱歌或者讲故事。三角脸会在乡愁里讲一个故事，一个猴子的故事。两个人都有着比卖给马戏团想念森林的猴子的更心酸苦楚的经历，伊会很安静地哭。
在他已经凄凉苍老到如同补补缀缀的旧铜号之际，人生像一只苍蝇兜兜转转绕一圈又飞回来，落到原点。伊再次出现，他还是那句“小瘦丫头儿”，放浪如素的他在长大后的伊面前，才发觉自己老了。正如堕落是痛苦的，更痛苦的是当一个人意识到堕落时，却无比清醒。伊的成长是对他的无声胁迫。“三角脸，我讲个故事你听。”伊又成了猴子。伊接过三角脸的烟，仿佛那是别人的事。
“我对他说：‘我卖笑，不卖身。’“大胖子吃吃地笑了。不久他们弄瞎了我的左眼。”他开始沉重，他能做的：潜入伊的房间，将自己的退伍金，三万元存折，放到伊的枕头下。那分量，抵过老生常谈被世人要烂到嘴里等着发酵的三个字。
“我说过我要做你老婆，”伊说，笑了一阵：“可惜我的身子已经不干净，不行了。”
“下一辈子吧！”他说，“我这副皮囊比你的还要恶臭不堪的。”
一个狂嫖滥赌的独身汉，他不是对伊没有过欲情。这欲情不单是“爱情”二字能阐释的，还有一份父亲对女儿的疼爱，还有一份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悯。
《孔雀东南飞》里的“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是磐石比坚；
《长恨歌》中的“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是此恨绵绵；
《牡丹亭》下的“死而复生”是至情至深。
那么伊与三角脸，这东方的卡西莫多与爱斯梅拉达，带给我的不是同情，而是震撼，带着崇敬的震撼。
日据时代的文化天窗，光复后的大陆情结，牢狱中的悲愤绝望。错综复杂的文化冲击下，陈映真承受着多重孤独。他曾说：“文学毕竟要给失望的人以希望，给受到耻辱的人以尊严，给挫伤的人以安慰，给绝望的人以一点希望的火星。”语言无法说清的，他用文字做到了。
一句“小瘦丫头儿”，两具不洁的身躯，有同个猴子样的故事。在生存的缝隙里摆脱不掉卑污，他们将希望寄托在来世如婴儿般纯净上。
“两个人躺得直挺挺地，规规矩矩，就像两位大将军呢！”
这是作者安排给他们最好的结局。
陈映真 台北·紫藤庐 1985年丨张照堂摄
陈映真，1937.11.8—2016.11.22。台湾知名作家。1959年陈映真以第一篇小说《面摊》进入文坛。1985年11月，陈映真创办以关怀被遗忘的弱势者为主题的《人间》杂志，1989年7月成立“人间出版社”。代表作品有：《山路》、《铃铛花》、《夜行货车》、《将军族》、《华盛顿大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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