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则视频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说是在广州某城中村的街道上，工厂主们排队绵延1公里长，多是想用日薪300或者400元招聘工人。而应聘的工人却显得稀少，不过，应聘者今年最少日薪要求是500元。
这工厂主们与应聘者，在日薪要求方面的差距也就100元而已？先不说具体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内容等，也不说这对应聘者工作技能、工作资质等的要求，在我看来，这日薪400元与日薪500元，咋就不能协商一下呢？
毕竟，这个协商，也就是讨价还价一番，完全有可能达成协议。比如说，日薪提高到450元，或者说提供吃住，或者有好的工作环境等等。要知道，能够达成协议，就意味着工厂能够开工了，有生产总是多赢的好事嘛。而有了工作，也省的工人们只因这100元，就没有收入。少挣点，总比失业要强嘛。
话虽然如此好说，但是实际做起来却很难了。
对工厂主们来说，多支付工人们的薪酬，也是企业负担的沉重压力。如今国内企业的负担很重，这已经是事实了。据统计数据显示，就单纯税费而言，已经占到企业成本的60%以上。要知道，对这些本小利微的工厂来说，别说发展了，就是能够生存，起码也得有点薄利吧。
日薪差距100元，对工人们来说，也是最低的要求了。在广州，这是国内一线城市，也是国内生活成本最高的地区之一。特别是高超的房价，几乎让凭借工资生活的人没有购买的机会与可能。何况，如今的“教育、养老与医疗”三座大山的压力，打工者又岂能不斤斤计较薪酬呢？
就以最近很热的话题来说吧。提高个税征收基数，只是对普通人唯一的利好。而随之而来的各种新征税的消息，比如说房地产税等，还有养老金的缺口等，无不意味着，未来税费的增加几乎不可避免。
不过，不管咋说，对普通人来说，就业才是最根本的问题。能够有工作可做，就有收入。哪怕这收入再少，毕竟可以维持生存嘛。而企业要是不能生存，或者说倒闭了，这就是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对企业主一家重要，对当地的税费收入，对解决普通人的就业，相比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就意味着社会上会有不少数量的失业人群。一旦这失业人数达到一定的数量，这就是社会的严重的不稳定因素了。
如此，我以为这解决企业的生存问题，才是当下社会管理者应该着重考虑的当务之急。
企业的成本负担很重，用学者的话说，就是在国内不少地区，企业的税费早已经超过死亡税率了。其中，有关用工问题，更是企业一笔不小的压力。要知道，按照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要求，不管啥样的企业，要招聘用工，就必须与每一个签订劳动合同。而劳动合同中，对工人的“五险一金”这就是必须要确保的事项。
也许，这些广州的工厂主们用工方式和计酬形式不同，不过，法律规定对员工的薪酬和福利那是绝对不能少的。按照2015年1月官方的说法，养老保险的缴费水平比较高，“五险一金”已经占到了工资的40%到50%。而实际上，也有学者测算过，只要雇员的工资翻一番，那么用工成本就要增加二倍。
显然，这法律的规定，使得附加在企业用工上的成本增加量可不是小数目。按照这样的算法，就是说，广州的工厂主们要真正的招聘来工人，就得多支付200元，而这才能满足工人们到手100元的日薪要求。显然，也难怪工厂主们非常在乎这100元的差距。
其实，对这个问题，近几年不断有代表提出建议修改劳动合同法，而且在去年也有回应。不过，从今年的安排来看，至少暂时是没有希望的。而按照权威的说法，“我们研究以后认为企业负担过重不仅仅是用工问题造成的负担，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仅仅把企业的负担多重归结到劳动用工方面，是不全面的。”
的确，当下企业的负担是多方面的，但是劳动用工方面的负担却是最为关键的。一方面是如果能够调减的话，起码减少了成本压力，至少就可以确保企业有利润生产下去。企业能够生存，这对社会是多赢的。另一方面，如果能够修改劳动合同法的话，也可以增加用工需求，让更多的工人们和他们的家庭直接受益。
对劳动合同法，别的内容不说，就说这员工的“五金一险”吧，真的有这必要吗？以生育保险为例，有必要不分年龄、不分大小全部都有吗？
再说，这用工制度的灵活性，不是学者们坐在书斋中考虑的，而应该是由企业主和工人们来考量的。没有灵活的用工制度，哪里会有提供大量的工需求的可能呢？只有企业用工便利了，才能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企业发达或者数量增加了，不就是工人们或者新增劳动人口的机会了吗？
看来，广州出现工厂主们招不到工人，从而影响到企业生产与发展，其主要原因就是陈旧的、已经成了企业发展桎梏的有关法律法规的问题。既然有代表们提议修改，甚至也有安排，那么就应该认真对待。至少，不应该是因为企业负担重，也不缺这劳动用工，从而就回避修改吧。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