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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要说|阿袁、张颐雯谈《浮花》
作  者  说
阿袁

那天花乱坠的人生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这句话许多人都知道,在中文系上写作课,如果老师引用车氏这句话,那么学生的眼光里立刻就会生出轻藐之意——这种老调,他们在中学课堂,不,在小学课堂,就听过上百遍了,耳朵都听出了茧子。

  所以大学老师一般不讲车氏这句话,而讲非虚构与虚构。源于生活是非虚构,高于生活是虚构。同样的意思,换个说法,学生凝视你的眼光就不一样了。这有点儿像《庄子》里朝三暮四的故事,朝三暮四不可以,朝四暮三就可以。这也难怪,毕竟世上的道理,也像狙公的芧,没有那么多,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些陈词滥调。所以换个说法,增加一点新鲜感,也是有意义的。

  但源于生活的内核毕竟在。于是总有同事想溯本追源——某部小说中的某个人物,是不是中文系的某某某,或者哲学系的某某某?

  我能说什么?只得把鲁迅抬出来招架——鲁先生不是说过,他小说中的人物“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我笔下的人物也是如此,是拼凑起来的,我这么对同事说。

  可大学里的同事都有考据癖,即便是拼凑的,他们还是希望能考据出“嘴”是谁的,“脸”是谁的,“衣服”又是谁的。

  对于他们的执着我颇惊慌和担心,毕竟我笔下的人物,大多不怎么讨喜,不是一般道德意义上的“好人”,而我们的文化,是十分鼓励和赞美道德人物而非性情人物的,大家都热衷于当一个道德的“好人”。对许多人而言,被写不可怕,没有被写成一个道德“好人”就十分可怕了。而且,说老实话,在《浮花》中的朱箔出现之前,我写的人物,确实都是“源于生活”的,虽然不能说十分“源于生活”,但总有那么一部分——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是有出处的。不论是《师母》里的庄瑾瑜,《鱼肠剑》里的孟繁,或《子在川上》里的陈季子,他们都是我生活经验中的某个人物。所以写作他们时,我几乎是熟稔和有把握的,可以说,我不是创造了他们,我只是“再现”了他们,或者说部分地“再现”了他们。

  但朱箔不同。在写《浮花》之前,并没有朱箔这个人的。所以这一回,我不怕同事考据的。

  当然朱箔也可以不叫朱箔,叫金箔或银箔什么的,也可以。事实上,箔这个字在我最初的印象里就是和金和银联系在一起的,却不是金玉满堂荣华富贵,而是花圈上随风飘荡的涂了金粉银粉的薄纸片,虽然珠光宝气,却悲哀丧气,所以“箔”即“薄”,朱箔即朱薄,红颜薄命的缩略和隐晦的表达而已

  红颜薄命有什么新鲜的?白居易写过,王安忆写过,古今中外的大作家几乎都写过,再写,有意思么?

  但我这一回要写的,其实不是薄命,而是“厚命”。什么样的女性,会“厚命”呢?

  《浮花》写了几个“厚命”的女性:研究拓扑学的苏,“一个失败的留白”,“有一天在中国造出‘米拉之家’和‘巴特罗之家’那样名垂世界建筑史的房子”的小鱼,还有“黄花菜都凉了”的师母。应该说,除了小鱼,其他几个,都算不上“红颜”。所以,这应该算是一个“反红颜”的故事,也是我女性观的表达。之前在《打金枝》里,我表达过这个主题的。我让三姐妹之中“最红颜”的米红,最后一无所获,不论爱情,还是婚姻,她都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而让“最不红颜”的米白,最后盆满钵满,成了人生的终极赢家。

  这种表达当然偏激了,是另一种宿命论了。

  但我在这个论文式小说里真正所说的,其实是——对女性命运而言,红颜不红颜的,没有必然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作为这世界的生物,所谓“厚命”,不过是获得更强壮的生命力而已。而生物的生命力,从来都只能由内而生。只有由内而生,才能蓬勃葱茏,元气充沛。而寄生的,因为没有自己的根系,到头来,是一朵朵随风飘荡的浮花——只能是一朵朵随风飘荡的浮花。

  所以朱箔这个人物,是柏拉图式理念产物,是一次理念而创造的对象。不过,柏先生也说了,真实并不可靠,理念是比真实还真实的存在。

  就这点而言,朱箔也是“源于生活的”。

  不过,对朱箔这样的“红颜”而言,或许她永远也勘不破,那天花乱坠的人生!

 

编  者  说
张颐雯

读《浮花》

 

编过若干篇阿袁的小说,她写当代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女性,有着深刻的洞察。每一次读,几段看下来就会感叹,这就是个天生应该写小说的人。我知道,她那些个人化的表达方式和故事细节是作者文字训练功力的展示,但其实更是一种天赋。

生活不是非黑即白的,在黑与白之间存在着深浅不同的灰色,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小说存在的价值。阿袁的这篇小说《浮花》,就写人性的灰色地带,表达着那些微妙的瞬间,似有若无的情绪,缠杂不清的关系,她的文字在这个时候浑然天成,特别的准确,也因此具有了活生生的气息,好的小说的气息。

不过更重要的,在聪慧的语言背后,她发现着人的不同,这不同不是相貌、学历和智力的差异,这些可以被简单衡量和评判的东西不是小说展示的核心,当然也不是她要说的东西。她写的是女性中的常常被忽略的不同群类,用她的话说是“薄”的一类女人,和与之相对的“厚”的女人。这是自古以来流传的一种常见的分类法,似乎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消失了。但在这里被她重新发现,在法国华人高知圈,这不同的生存方式同样适用于人群。说到底她写的不是知识女性,而是人,亘古未变的人。

以上是我推荐这篇小说的原因。

《浮花》,见《小说选刊》2018年第6期

原载《北京文学》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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