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肴》唐颖长篇，刊载于2018-3《收获》
上海的一个普通家族，偶尔在红白喜事时聚一下，既有亲情也有疙里疙瘩的隔膜。从女孩容美眼里看去，彼此的关系真是纠结。大舅元鸿刑满释放回上海，无法与曾是小老婆的宝珠共同生活，一个人搬出去住，巧遇因他入狱离开的外室阿馨，两人再次往来，却给家族带来波澜。
隐瞒让家庭充满秘密，也因此成了他们人生中的隐患。容美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在各种纠结中，倪家的人为什么要隐瞒亲人去世的消息？元鸿为什么会坐牢十五年？表哥知成为何突然改姓并与家里断绝关系，姐姐容智为什么远走他乡不和家里人联系？其中最大的疑问是，为什么父母都更加关爱容智。
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中，书中的“上海一家门”，如一叶小舟在激流中飘摇；历史留下的伤痛在后代身上蔓延，看似无解，但亲情力量仍无处不在，就像一道道家肴，虽然普通，总是入味。
从《家肴》中走出的“上海一家门”，是两代普通的上海人。充满日常生活气息，十足接了地气。沿着小说的情节线索，作者在这部新长篇里，写出了她拿手的上海情调，更写出上海的岁月沧桑；既写出“上海人”的命运，却又超越了地域和时代。
作者刻画的老一代上海人，其中几位可说是离经叛道！是文学长廊中的崭新形象。
与唐颖以往的小说不同，从“文艺”进入“日常”。小说走的是结实朴素的路子，用接近白描的手法，直抵生活的里子，却让“絮语家常”具有书写的张力，在小说这个体裁里的“日常”具有了独特的美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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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 蕾拉·斯利玛尼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原作名:Chanson douce
译者:袁筱一
潜入人性的深海，叙写女性的经验
——从唐颖的《家肴》，蕾拉·斯利玛尼的《温柔之歌》看她们的小说创作
by 王雪瑛
其实无论是悬疑小说还是非悬疑小说，好小说都是深入人物丰富的内心，探究复杂的人性，好作家总是潜入人性的深海，带着读者去发现水波以下的暗流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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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悬疑小说的悬念
和蕾拉的第一部小说《食人魔花园》一样，《温柔之歌》并不是一部悬疑小说，但在小说的开场，蕾拉·斯利玛尼还是以犀利的笔触设下了惊人一幕：在混乱不堪的房间，失去了两个孩子的母亲，杀害孩子的保姆、被夺去了生命的孩子……接着现场大量逼真细节的涌现，让读者充分领略了她叙述的节奏和力度，在迅速指认保姆路易丝杀人后，小说留下了更大的悬念：路易丝为什么要杀人？
蕾拉以如此有力的叙述技巧来展开情节，呈现和关注当代女性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让我想到了唐颖的最新长篇小说《家肴》。当然《家肴》也不是悬疑小说，唐颖呈现的是上海风云沧桑中一家人的命运起伏。如何处理有历史跨度的题材，唐颖埋下了导火索似的悬念，小说的叙述方式可谓别具匠心。我读过她的不少作品，从她的小说中，不断走出上海的各色人物，这次从《家肴》中走出上海一家门来。小说起始的第一句话，唐颖就布下了悬念：他们是在元凤的葬礼上获知元鸿已经去世，一年前他的大殓，亲戚们都缺席。接着以小说中人物的质疑，来扩大悬念，“我在国外不知道，你们在一个城市怎么也不知道？他到底也是我们的亲舅舅，我妈和你妈的大哥，倪家的长子……倪家的人都这么冷漠吗？”倪家的人为什么要隐瞒亲人去世的消息？元鸿为什么会坐牢十五年？容智为什么不和家里人联系？元鸿和容智的人生为什么步入歧途？小说开始的几百字之内就已经埋下了关于元鸿和容智的重要悬念。接着小说在不断揭开悬念的过程中步步展开，让一部叙述语言平实的写实小说，摆脱了庸常与老套，具有了可读性和叙事的张力，小说在回首往事，揭示旧伤的同时，有着当下的生命力。
长篇《家肴》作者唐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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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强度和历史的深度
《温柔之歌》的重大情节，取材于真实的新闻事件：2012年纽约的一个保姆杀害了她照顾的两个孩子，并企图自杀的真实案例。蕾拉·斯利玛尼将故事的背景移植到了她熟悉的法国巴黎。一对普通的年轻夫妻，丈夫保罗是音乐制作人，妻子米莉亚姆是北非后裔。米莉亚姆生育两个孩子之后，难以忍受平庸而琐碎的家庭主妇生活，她和丈夫决定雇佣一个保姆，路易丝就这样进入了他们的生活。路易丝似乎有着无所不能的完美，米莉亚姆夫妇庆幸地向别人介绍：“我家的保姆是个仙女。”
仙女怎么会变成魔鬼？幸运怎么会成为悲剧？追问路易丝的杀人犯罪动机和追问倪家人为什么要隐瞒亲人去世的消息是不同的。前者是鲜明而强烈的悬念，涉及当下发生的惨烈命案，是贯穿着整部小说的情节主线，牵引着读者深入小说的空间，倾听《温柔之歌》，突显着现实的强度。
后者是导火线般的悬念，不断生发出新的悬念，勾连出整个家族从历史到现在的暗伤和隐痛，让读者在破解一个个悬念，穿越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层层深入人物的内心，体味他们的人生百味，上海的昨日和今日，绵延着历史的深度。
可以说《温柔之歌》所有的情节展开，都与这个问题有关：一个看上去平常、柔弱的路易丝，一个“面庞如同海水般平静”的女子，她怎么会做出这样残暴的恶行？蕾拉笔下的路易丝并不是一个心机深重的罪犯，而是一个有着纤细的胳膊、瘦弱的腰肢，陷入痛苦挣扎的“溺水者”。路易丝来到保罗和米莉亚姆的家，她按照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改变保罗的家庭。她看见了这种生活方式的旁观者与拥有者之间的界限。她的贫困、敏感、自尊，她对完美的偏执追求和对爱的占有，在不同阶层的差异面前，都变成了刀锋，刺痛了她的心灵……
蕾拉以冷静有力的叙述语言，让读者看到了在警察、雇主与邻居等人视野之外的路易丝的生活，她深入地揭示了路易斯内心沉重而高大的屏障，这是无法跨越的隐形边界，她自困于孤岛内挣扎着，徘徊于痛苦和绝望的丛林。
《家肴》也不是精致唯美的文艺小说，唐颖的笔触有着一种看取生活底色的冷静和细致，透出现实生活真实的骨感。元英一家门是上海万千家中的寻常人家，如一叶小舟在历史的激流中飘摇，时代风云的变幻中，他们的命运起伏着。小说以文学的目光回望着这些普通人的哀乐欣忧，注视着他们心灵中的深浅伤痕。这些伤痕已经年累月，犹如灰烬中的暗火，看不见火光烈焰，却在隐隐地灼伤着他们的生活和心境。
小说每一章节起始的“家肴食谱”很醒目，是那个年代中元英家里的食谱，承载着那个时代普通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也是那一代人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顽强地保持着日常生活中的乐趣，在各种日用品的计划供应中，散发出难得的活色生香。这是不同时代中不变的人间烟火，这也是上海真实的都市生活，在记忆中散发着往日的温度。
元英是小说中用力塑造的人物形象。她很好强，要面子，她很道德主义，靠近主流的价值观。她是经历了时代洗礼的那一代上海女性。哥哥元鸿的15年牢狱，女儿容智与她的断绝往来，父母之墓的被掘都是她心里的沉重伤口，时代的风云变幻，给她的内心世界投下了阴影。
她与宝珠、阿馨等女性相比，似乎坚强得过于坚硬，她常常急躁、抱怨，动不动便紧张，是她在特定年代遭受的创伤，留下的心理阴影，是一种不自觉的自我保护。其实她深爱着自家人，比如元鸿入狱后，她对宝珠经济上的接济，对阿馨生活安排的建议，对丈夫和容智、容美的爱护，她的一生都在为一家人操心。
宝珠和元英是同一代女性，她有着不同的个性与生活方式与元英构成对比，她是一个与生活妥协，善待自己的人物，即使在丈夫元鸿入狱，经济窘迫到需要借钱度日的时候，她也不忘记要做头发，尽可能地吃好穿好，她在苦中作乐，不亏待自己。她没有刚性的坚强，却有着顺应的柔韧，在强大的意识形态下，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她们都是真实而生动的上海女性。
《温柔之歌》作者 蕾拉·斯利玛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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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和情感的冲突
命运就像一部脱轨的列车，谁可以阻止呢？悲剧的发生，生命中的伤痛，是人生中的偶然和必然，是自我和时代等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在《温柔之歌》中，蕾拉展开的是米莉亚姆与路易丝的日常生活和两个家庭之间的纷繁纠葛在路易斯心灵上投下的沉重阴影。在《家肴》中，唐颖揭示的是几十年间的时代嬗变中两代人的心灵创伤：元鸿的入狱，他的人生歧途对于整个家庭成员造成的伤害，蔓延和扩散到元英、宝珠、阿馨，第二代人容智、容美的人生中，唐颖细致地叙写了女性在母亲和女儿这两种不同的身份和角色中各自的伤痕和疼痛，而在另一部长篇小说《上东城的晚宴》中，她以更加集中的情节主线直面现代女性深层的情感困惑。
女编剧里约和他在纽约上东城的晚宴中相遇，他强势地侵入了她的人生。他们从相遇开始，在深入彼此的同时，女主人公里约就想逃离，她就开始了理智和情感分裂的旅程：她陷入了等待与逃离的交战。她的理性认识到他们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她时刻面临着被他放弃的危机，他处于纽约上东城的地位，他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他始终不懈追求成功的人生目标，而她只是纽约的短期访问者，纽约只是她的人生之旅中插入的风景，纽约是她接受的写作剧本的背景，也是她离婚后思索人生的背景。
这是一段虐心的情感旅程，她忍受着内心的剧痛，离开纽约，回到上海，和于连分手，表明了她作为一个现代女性的独立和自我坚守。结局她无力改变，但是她可以选择结束的方式，在如何结束的方式中确立自我的形象。
小说以逼真的人物故事，清晰的情节脉络，探寻着一个在感性与理性之间生发，犹疑，挣扎的问题：爱欲与生命，从而丝丝入扣地叙写出女性内心丰富的体验和疼痛的领悟。如果说在《上东城的晚宴》中，唐颖展开的是爱的逃离，《瞬间之旅》中书写和感叹的是爱的错失。
中篇小说《瞬间之旅》的故事由3个人物组成。女一号是楚红，她离开上海在新加坡的报社中工作了5年，男一号赛姆是与她隔桌相对的同事，有过三年的交谈和倾诉，也没有改变各奔东西的结局。男二号纳丹是一个有着印度血统的英俊青年，他从纽约回到他的出生地金马伦高原度假，911成全了他们的邂逅，他和楚红偶然的相遇，又必然的告别，他们各自有自己运行的轨道。唐颖写出了两种层次的错失。现代人渴望爱却又害怕它的转瞬即逝，爱还未发展便预设了变成泡沫的结局。他们自爱自恋自尊；他们追求完美，又患得患失，在自我保护中，错失爱的机会，丧失了爱的勇气。
唐颖塑造人物的时候，充分书写了他们生活的城市，上海、纽约、新加坡。犹如植物，他们有着自己生长的环境与土壤，唐颖将人物的气质与生命的形态融入到城市的文化生态中。他们都有精神洁癖，是现代都市文化精致的自恋者，为了避免在爱情中被伤害，他们在消极被动中错失了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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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渴望与爱的追求
《瞬间之旅》和《上东城的晚宴》，无论是爱的错失还是爱的逃离，唐颖始终关注现代人深层的内心冲突，现代女性的情感困境：一方面觉得自己足够理智和清醒，足够成熟懂得爱的珍贵与现实的分寸，一方面当生命遭遇真实而强烈的情感时候的矛盾、疼痛与无奈。
爱，是生命中最自然，最真切的能量，爱是感性的，而人生之旅在理性的轨道上运行，人在寻找爱的慰藉的过程中，往往遭遇感性与理性背离的疼痛，情感与理智矛盾的迷惘，而人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对爱的渴望与爱的追求中，这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就是小说与戏剧生长的空间，唐颖和蕾拉·斯利玛尼都以小说的方式深入了这纷繁复杂的人性区域，深入了现代女性的情感空间。
《温柔之歌》是蕾拉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不仅是以保姆扼杀孩子这样的真实事件的社会影响力，吸引着读者对当代女性心灵世界的关注，更是以充满力量的小说语言，揭示了女性生存的艰辛、小人物的命运、爱与教育观念、金钱与支配关系。其实从她亮相文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食人魔花园》开始，对当代女性的情感困境、迷惘与欲望的探究已经是蕾拉的写作方向。她笔下的女主人公阿黛尔，犹如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安娜·卡列尼娜，她和丈夫理查拥有看似幸福的婚姻生活，但貌合神离的婚姻背后是阿黛尔对生活深深的厌倦，阿黛尔将如何找寻自己想要的生活，她如何摆脱厌倦，如何确认自我的存在，在偶然邂逅的男性身边，她能获得心灵的安慰吗？
不断深入的情节发展中，蕴含着蕾拉对当代生活和女性心理的细腻分析，她以冷峻而犀利的笔触，揭示着优雅生活表象和秩序之下，女性复杂的心理阴影，显示了她发现人性深处的感知力。她在最新的纪实作品中，还为摩洛哥女性代言，揭露了摩洛哥社会将女性物化。她为写作这本书做了两年调查，还以随笔的形式在报纸上更率性地探讨当代女性的自我设定和自我展示。她来中国访问时，随身携带了波伏娃的《第二性》，她将要为此书撰写新的序言，她又重读了这本她已经读了许多遍的著作。
蕾拉·斯利玛尼是一位年轻的作家，至今只出版了2部长篇小说，就在2016年获得了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无论是小说题材的选择，还是叙述方式的才华，深入人物心理层面的能力，都显示了她的成熟和智慧。唐颖是一位成熟的作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已经写出了大量的小说，而她始终保持着对时代和生活的新鲜体验，对城市文化和女性情感的敏感，显示了她既有一种展开人生重大命题的勇气，也有细致深入地审视人性的能力。无论是蕾拉还是唐颖，她们都坚定地关心现代人的希望和绝望，梦想和忧伤。她们以文学的方式探寻当代女性的自我与情感、困境与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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