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野良子曾因《追捕》中“真由美”的角色而红透中国,也因红透中国而改变了自己一生。大多数时候她接受采访都是因为与高仓健的友谊,却很少有人知道她曾70次到访中国,为中日文化交流倾尽心血。
《追捕》中的中野良子与高仓健的剧照
初次相见
当年那充斥在我们两人之间的默契氛围实在令我印象深刻,即使是现在我都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感应依然存在。
和高仓健之间的那种莫名感应是很难用语言可以表达清楚的,我跟其他人搭戏时完全没有过类似的经历。
初次见面我们被一种
从未有过的不可名状的氛围包裹着。
记者:高仓健先生过世之后,中国中央电视台重播了您与他主演的《追捕》。这部1978年在中国走红的日本电影,时隔这么多年仍深受中国观众的喜爱,您当初预想到了吗?
中野良子:三十六年前《追捕》刚开始在中国轰动时,我自己非常吃惊,百思不得其解,一直在不停地问为什么。后来,我开始自己去学习和研究,才终于找到了答案。在我看来,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取得那么巨大的反响,应该是与当时中国正处在将要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特殊社会背景、以及那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密不可分的。可以说那是日本电影与中国社会的一次不可思议的偶然“邂逅”,从那一瞬间碰撞出了一个强烈情感共鸣的崭新世界,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恐怕是空前绝后的。我也出演过其他不少影片,可没有任何一部在这一点上可以和《追捕》媲美。
对我个人来说,也正因为这段不可思议的“邂逅”,我才觉得应该倍加珍惜与中国的缘份,同时也体会到三十六年里维持这份感情的辛劳,所以当收到你们采访邀请的时候,我更想把这次采访看做是鼓励我应该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下去的一个新动力,因此也借此机会先向你们表达我的感谢。
记者:您是拍摄《追捕》第一次见到高仓健吗?
中野良子:初次见他是在1976年拍摄《追捕》时的现场。我们大概只是普通地打了声招呼,但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们虽然相差20多岁,成长的时代环境也不同,但一见到他我却感觉到我们被一种从未有过的不可名状的氛围包裹着,仿佛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我猜想他的感受当时也和我一样。大多数人初次见面后会马上礼节性地相互寒暄,但我们完全没有。虽然我们相隔20多米远,但双方都只是默默地看着对方,大家沉浸在一种从未感受过的默契之中,这种气氛一直持续了好几分钟,我们才彼此走近打了第一声招呼。日后我和朋友谈起这段不可思议的经历大家都不信,反倒容易被人误会。别人是否相信,我不在意,只希望自己能够说出当年的真实感受。当年那充斥在我们两人之间的默契氛围实在令我印象深刻,即使是现在我都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感应依然存在。
记者:您说的这种演员之间的默契感应是否在拍摄当中也产生了共鸣呢?
中野良子:刚才说到初次和高仓健先生见面就产生一种莫名的感应,那天我整晚都睡不着。高仓健先生虽然沉默寡言,但在拍摄《追捕》时我们彼此之间在内心深处有着一种战友般的心灵交流。有一个场面是我们两人骑着马疾速穿过森林,拍摄时由于道路狭窄且两旁站满了工作人员,另外马的速度飞快,两旁又不断有树枝闪过,再加上由于强烈的灯光照射使得马也感到非常焦躁不安,我本身就不怎么会骑马,所以有点害怕。那个镜头不仅拍摄难度非常大,同时还有台词,加上不能超出预算所以拍摄无法拖延,如此艰苦的拍摄环境只有我们两人才能感受到其中的压力。高仓健先生虽然没说什么,但我从他的肢体动作中可以感受到他的鼓励,好像在说:“别担心,我会尽力的,你也一起努力。”我也在心中回应说:“我会竭尽全力的。”结果那个镜头拍了一次就成功了,而且表演非常逼真。
还有一场戏是警察用枪指着高仓健先生扮演的杜丘说要杀死他时,我扮演的真由美奋不顾身地用自己的身体去掩护杜丘的场面。其实在剧本当中原先并没有真由美挺身而出这一安排,但在拍摄时不知为什么,我的内心突然冒出一种“为了所爱之人宁愿牺牲自己”的冲动,下意识地扑到了高仓健面前,导演佐藤纯弥先生吓了一跳,更惊讶的是警察的扮演者,当然高仓健先生也吓一跳,那一瞬间我们所有人呆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演下去。后来细想,我之所以在那个场景那么顺其自然地做出剧本里没有的举动,这种真实的情感流露,应该是受了初次与高仓健先生见面时产生的那种莫名感应的影响吧。那是很难用语言可以表达清楚的,我跟其他人搭戏时完全没有过类似的经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是一种“以心传心”般的感应,实在妙不可言。
十年之后
从1976年第一次一起拍电影到那个时候,也都过去10年了,我们之间仿佛依然存在着那种不可思议的默契。
我宣布婚约的第二天
就收到他送来一大堆红玫瑰。
记者:在镜头以外,譬如你们在片场闲聊时也有这种感觉吗?
中野良子:高仓健先生在拍戏期间通常一直都沉浸在角色当中,在片场几乎不与人闲聊。我想他来片场之前就已经进入角色了,也许他从读剧本开始到拍戏结束就无法从电影所描绘的世界中走出来,无论做什么,可能24小时都是把自己演的人物融入到生活的一言一行当中,但在戏外,他同时又默默地长期关怀着每一位合作过的伙伴。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日后我结婚时,在宣布婚约的第二天,一大早就收到他送来一大包红色玫瑰,多得我都拿不了也数不过来,应该不少于100支。从1976年第一次一起拍电影到那个时候,也都过去10年了,我们之间仿佛依然存在着那种不可思议的默契。
记者:您所见过的银幕之外的高仓健先生,又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中野良子:差别不是太大,当然在生活当中他也有不同的一面。我记得有次他要来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家做客,我刚好也在那里,于是我装扮成那个朋友的太太,还穿上围裙并压好帽檐遮着脸等候他到来。他进门时居然完全没认出我来。当天他来时戴着棒球帽像个棒球选手一样,表情轻松侃侃而谈,跟平时真是判若两人。我端茶走进客厅送到他面前时他还完全没有觉察出来,我终于忍不住自己先笑了出来,并叫了他一声,他顿时吓了一大跳,呆住了,张着嘴很长时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在那一瞬间出现在我面前的不是我们熟悉的高仓健,而是回到少年时代的小田刚一(高仓健的真名)。
高仓健去世后
我总觉得他还活着,他在我脑海中的形象反而越发清晰,越发硬朗越发充满活力。
就算他现在天国,
我依然觉得他在宇宙的某个角落与我同在。
记者:如果有机会再能见到他,您会对他说什么?
中野良子: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个酒店的大堂里偶然相遇的。我当时刚好也住那家酒店,忙完事后来到大厅不知为什么忽然感觉到高仓健先生也应该在附近,刚想着就一下看到他正站在窗边望着庭院,他也注意到我了,就像刚才我说过的我们之间不怎么需要语言也能彼此了解那样。我们在旧友重逢的温馨气氛中闲聊着。我们之间虽然话很少,但是彼此都能感受到那种心灵的交流。当时我一直感觉他会长寿,说不定我们还能合作更多的作品,想象着我们老了以后在某处再相遇时还能谈起更多的往事。如果有机会再见到他,我一定会邀请他一起再拍一次《追捕》的续集,应该这也是中国观众最希望看到的。因为有一次我收到一位中国观众寄来的绘画,信封上没有地址,只注明“日本国中野良子收”,居然也寄到了,画的内容是像天女一样飞翔在日中两国上空的“真由美”,这顿时让我觉得应该把与高仓健先生合作的结晶继续发扬光大下去。
记者:在不同场合见证过多个不同状态下的高仓健,同时除《追捕》以外您也还在《野性的证明》与他扮演过情侣,那么他的离去对您又意味着什么呢?
中野良子:我一直觉得他会很长寿,应该能活过百岁,听到噩耗时十分惊愕,真不知为什么他会这么早就离开我们,仿佛时间和空气都停滞了一般,那一瞬间高仓健充斥了我的整个精神世界。我总觉得他还活着,他在我脑海中的形象反而越发清晰,越发硬朗越发充满活力。
他虽然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反而更深更浓地长存在我的心中。
就算他现在天国,我依然觉得他在宇宙的某个角落与我同在。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
这首歌里好几处,
都和我小时候的记忆相通
东京的11月,今年似乎显得格外阴冷,凛冽的寒风中经常夹杂着深秋常见的冰雨,本来就让人心中自然而然多出几份伤感。前往中野良子办公室采访的当天,更遇到一个席卷日本列岛的罕见寒流,联想起高仓健先生十几天前突然驾鹤西归,日本民众的心灵也同样经历了寒流般的冲击,便更加触景生情地感到这是一个汇集着众多追思的季节。
第一次在东京采访高仓健的老搭档中野良子,已是二十多年前了。人们对她的记忆长年来大多定格在那位脍炙人口的“真由美”身上,我自己也不例外,虽然后来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见过,却从未听她谈起过高仓健以及他们合作的那部曾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中发挥过传奇性作用的电影———《追捕》。
中野良子如约准时出现在她安排好的会客间。多年未见却没有太大变化的她,身着素雅且略显华贵的西式套装,没带任何助手同来,看得出对这次采访已经做足了准备。不出所料,原定只有一个小时的采访在不知不觉当中延长了一倍时间。
我们的话题自然从高仓健和《追捕》谈起。
记者:您第一次实际接触中国影迷是在什么时候?
中野良子:那要追溯到35年前了。1979年,当时日本首相要去中国访问,中国政府说一定要请“真由美”来,我也因此第一次去了中国。在那之前,我自己也是偶然一次在电视中看到节目里介绍说“真由美”在中国非常受欢迎。在我的意识当中,中国是一片隔壁的广阔大陆,只是在学生时代的课本中接触到的一点点印象。与中国的这一突如其来的缘分,令我告诉自己作为一个日本人应该深入地去了解这个国家。
没想到一到达北京,从下飞机那一刻开始,就有数百人带着乐器前来欢迎,大家都争着围过来问我:“真由美,你真是真由美吗”。第二天和第三天,以及接下来的每一天也都是这样,使得我自己都在很长时间里似乎无法从“真由美”当中再走出来了。这些场景成为我十分珍贵的回忆,好好地珍惜,犹如与高仓健先生初次见面时获得的那份“以心传心”的默契一般。
记者:后来您又是怎样去充实与中国结下的这份情缘的呢?
中野良子:在那之后除了电影以外,我也积极致力于帮助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和民间交流的推动。三十六年来,中日两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都创造出了新的历史,为此就更需要加强相互理解和相互包容,我把它称之为“和平文化”,这个术语以前是没有的。现在我把影视工作量减少到三分之一左右,而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推进“和平文化”的工作上。有一次突然收到了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著名音乐家谭盾先生从纽约发来的传真,台头并排写着“真由美”和“真优美”及“真友美”三个名字。其中“真优美”这个名字源自中日友好协会孙平化会长生前送给我的题词,为了勉励我,他特意写了一句“创造真优美的未来”送给我,成为了我的座右铭。
记者:有没有碰壁的时候呢?
中野良子:当然也有,每当这种时候,那首《大海啊故乡》就会浮现在脑海里,我会自然而然地用中文唱起“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有时即使是半夜两三点也会在梦中唱起。对于在海边长大的我来说,这首歌真是非常亲切。歌词里好几处,都和我小时候的记忆与感受相通,所以第一次听到后马上就用中文记住了这首歌,并且反复在多个场合唱过。
文化往往蕴含着很多超乎想象的力量。记得还有一首日本歌曲也令我十分难忘。那年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通过卫星传送在中日两国之间制作直播节目,我担任主持人,当两国领导进了人民大会堂后,维持治安的警察也都撤离了现场,我们一下被在广场围观的人群包围住,寸步难行。天安门广场太大了,好不容易发现一个大概可以勉强躲避的地方,但是人群马上就又围观了上来,当时的直播节目还有一部分要在大会堂里面进行,我作为主持人如果不能准时进去就会耽误整个节目。于是我灵机一动,通过翻译大声请求大家:“现在我唱一首歌给大家,你们能为我让一条路出来吗?”没想到人群立刻安静下来,当时虽然没有麦克风,但我还是大声地唱了在日本众人皆知的《Sakura/樱花》。虽然我的音量有限,大家都很认真地听,唱完之后,大家都主动让了一条路出来,让我赶上了后面的直播。
记者:听说您至今已经来到中国七十多次,在与中国的长年交往当中,您最想传递给中国朋友的是什么?
中野良子:我经常强调我们需要三种眼光来观察世界。首先是分析自己的眼光,认清自己想要做什么。第二种眼光是去观察并分析对方想要什么、想做什么、为什么而烦恼、为什么而满足,以及他的梦想是什么。而第三种眼光,则是从空中,或从宇宙的高度俯视世间的眼光,这个视角经常容易被人忘记,因为平时人是不需要俯视的,只考虑眼前就可以,但是从全局的角度俯视这个社会,是我们必需的能力。如果人们从心里慢慢地培养这三种看问题的眼光,我认为人类社会将会变得比现在更美好。
珍惜人生中的每一次邂逅十分重要,就像我和你今天有机会这样促膝长谈,我们之间就应该共同去创造某种新的“和平文化”,现在社会发展得这么繁忙,也许我们今后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但即使不见面也可以在我们心中一同培养一个共同的理念,将来无论你是回到北京,还是去了纽约或是巴黎,只要你偶尔可以回想起我们今天的谈话就是一种默契的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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