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打击下,
文学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哪里?
文|韩少功
来到今天的会场,发现受邀与会的作家太少,似乎印证了当前文学在总体上低落和边缘的地位,但我仍愿意顽强地为文学发声。
从全球范围来看,文学正遭受以市场化为主的制度性冲击,还有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性冲击,正在进入重组和再生的艰难过程。与此同时,思想动力不足,也明显成为当下文学发展的一大制约。
回望历史,19世纪的文学曾鲜活、丰富、广博地表现人间百态,实现了某种百科全书式的认知井喷,富有烟火气和重口味,富有巴尔扎克所称“我将粉碎一切障碍”的豪迈激情,将文学从《荷马史诗》时代那种神学、准神学的状态,推向了“文学即人学”的广阔大地和火热高潮。不过,当时流行的人道主义和善恶模式,作为文学的聚焦区,作为启蒙思潮的重要部分,进入20世纪后却出现了分化。
情况之一,“人学”成为“人民学”,或者说文学中出现了人民路线。陀斯妥也夫斯基在追念普希金的文学成就时,提到了“人民性”这个新词的三大内涵,即表现“人小物”的民众生活,汲收民众语言,代表民众利益。后来,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果戈理、契诃夫等俄国作家,大多成为这种忧国和亲民的接棒手,一直影响到中国以及东亚“为工农大众”的“普罗文艺”、乃至波及全球的“红色三十年代”。毫无疑问,深重的人间苦难,非同寻常的阶级撕裂和民族危亡,构成了后发展国家这种文学潮流的深刻背景和强大推力。鲁迅怀疑抽象的人性,说流汗也得分“香汗”与“臭汗”,已有阶级论的思想内核呼之欲出。托尔斯泰不赞成“西欧主义”,斥责莎士比亚不道德的“肉欲诱惑”,也与早期人道主义拉开了足够距离,其激烈态度甚至被列宁怀疑为过了头。
情况之二,“人学”成为“自我学”,或者说文学中出现了自我路线。这种现象多发生在发达国家,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危机中。尼采的“酒神”说、弗洛伊德的“本我”论和“潜意识”论等,提供了另类的思想资源。从世纪之交开始,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伍尔芙等这些欧美作家,差不多不约而同地“向内转”,把文学这一社会的广角镜,变成了自我的内窥镜,直到后来捷克的卡夫卡,阿根廷的博尔赫斯,连这些身处西方外围地带的作家,也投入了反理性、反社会的一哄而散和各自独行,其作品弥漫出孤绝、迷惘、冷漠、焦虑的风格。“他人即地狱”,萨特的这一句名言,打掉了人道主义的乐观与温情,鼓舞了多少所谓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家,进入一种愤世幽闭,或一种玩世放浪。他们的自言自语甚至狂言呓语,不易引来大众阅读市场的欢呼,却一直成为院校精英的标配谈资,成为某种不安的都市文化幽灵。
这种“人民学”和“自我学”,构成了20世纪两大文学遗产,从不同角度拓展了对“人”的认知,丰富了人类的审美经验。
但不论是哪一种遗产,都一直充满争议并且鱼龙混杂。也许是能量耗竭和透支的原因,它们还双双面临日后高峰不再和欲振乏力的窘境。“文革”中诸多“造神”的工农兵文艺,还有当下广受非议的“抗日神剧”以及其它各种准神剧、半神剧的泛滥,让文学中的“人民”一再变得僵硬、空洞、虚假、荒唐可笑,让受众们一再避之不及。在另一方面,原子化的独行者们也并非灵感大神。“文青”及高龄“文青”那种自恋、自闭、自大的文字,无论是幽闭式的、狗血式的、还是杂耍炫技式的,无论是“沉默的”(布朗肖语)、“零度的”(罗曼﹒罗兰语)、还是“无意义的”(昆德拉语)写作,都让文学中的“自我”越来越面目雷同,离个性更远,离复制和流行倒是更近,很快成为另一款神话,另一种心理传染病,以至“文青”“文艺腔”“文科生”“中文系的”这些词,眼下早已在互联网上声名狼藉,总是成为舆论场上嘲讽和同情的对象。
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从总体来看,文学是在什么时候失去了活血、痛感、共振点以及号召力?或者说,脱抬于20世纪的两大遗产之后,作家们还能写什么,又该如何写?
文学来源于生活的应有之义,就是文学来源于人们所认知的生活,因此总是受制于人们认知的意愿、方法以及成果积累。事情很明显,世界不再是原来的世界。随着市场化、消费化、全球化、知识/信息化的大潮扑来,新的剥削方式和剥削机制迭出,旧时的阶级图景正日渐模糊,甚至所有者不一定富,受雇者不一定穷,那么谁是人民,谁又不是人民?在社会结构剧烈重组的情况下,阶级尺度与道德尺度、文化尺度等,又该如何彼此含容和多元统一?不久前本人在《文化纵横》发表的《阶级长成了啥模样》一文,就是试图进入这一话题。
再说自我:自有了生物克隆和人工智能,很多“自我”其实都是可以格式化、数据化、复制化、甚至能精确预测和管理的——哪有作家们以前想象的那么独立和特别?当人的体力和智能都一步步被机器替代和接管,很多有关专家发现,人类最后的差异性,恰恰表现于人的情感、精神、价值观、创造力——而这一切,恰好是生存环境和群体关系千变万化的产物,大大超出了“自我”的边界,不再那么“自我”。前不久《文化纵横》组织有关人工智能和“后人类”的讨论,也有助于打破很多“自我”人士的镜前旧梦,放大他们的心智关切半径。
文学可能仍是“人学”,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大可能回归神学或半神学,也不大可能沦为物学或半物学。
那么,在认知“人”的漫漫长途上,借助人文社会各个学科的互相激发和互相推动,文学家应该比上一个世纪的同行们做得更多。不过,这一次,放在全球的视野里,是理性走在前面,靠思想钻头掘出文学新的富矿;还是感性走在前面,靠文学沃土育出思想新的壮苗,我们且等着看,还需进一步观察。
本文原刊于《文化纵横》2018年11月30日,原题为《回望“人民学”与“自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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