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璧先生（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隔壁邻居赵家伯伯
曹景行
看到11月25日“笔会”刊发王锡荣先生回忆文章《赵家璧先生的心愿》，才知道今年为赵老110岁诞辰，赵老去世已经二十一年。
赵老在我记忆中，永远是隔壁胖胖的“赵家伯伯”。我们两家比邻而居十多年，直到1959年我家搬走。溧阳路是上海为数不多保留原状的马路，我们那条为1335弄，一共才四个门牌号，我家住5号底层东半边，赵家4号。门前种了五株白杨树，常听风吹叶片哗哗作响，只是夏天要当心上面的“洋辣子”刺痛。
赵家有四个孩子，一女三男；我家是三个孩子，一女两男，年纪相仿的孩子，从小就玩在一起。那时候邻居间不像现在互不往来，尤其孩子更是成天穿来穿去，有时甚至翻过顶楼阳台或者屋顶去隔壁家玩。赵家地方大，我们这些孩子就把底下的房间当成我们游戏场地。
其实那儿是“赵家伯伯”的书房，四壁全是书架，我们最感兴趣的只是他孩子放在最下面的连环画、小人书。有时晚上去赵家，或天热开着大门，会见到“赵家伯伯”一个人在躺椅上看书看报。他对常来打扰的邻居孩子很和善，还曾带我去永安电影院看苏联建军节的电影。那是我第一次看电影，飞机军舰大炮什么的，印象很深刻。
我姐姐曹雷说：那时，赵家也是她最爱去的地方。我姐姐说：“一是因为他家里书多，有的书架随便我翻，我看中的书就借给我，我觉得，去他家就像去到一个图书馆；二是他家还有很多唱片，记得那时我看了迪士尼的卡通片《白雪公主》，发现赵伯伯那里有影片中所有插曲的唱片，借回家听了一遍又一遍。他发现我喜欢文艺，还带我去他的一位朋友家看家庭小屏幕的电影，在那里，我头一回看到了卓别林的喜剧片，至今还记得片中情节和画面……这些，潜移默化，都在我的成长中留下了印记。”
我们搬家后就没有什么来往，只听说“文革”中他家也搬去后面山阴路的大陆新村。那时我们两家都风雨飘摇，完全不知道他和家人遭遇了什么。
几年前我们去鲁迅纪念馆的“朝华文库”整理我家捐赠的父亲曹聚仁资料，见到了“赵家璧专库”，心想曹家同赵家又成了隔壁邻居——因为鲁迅。
写这段文字除了想起童年时代的“赵家伯伯”，还想补充一个细节，就是他搬到大陆新村之前，在虹口区溧阳路1335弄（雅号“闲云草堂”）4号住了近二十年。
鲁迅公园
几点补充
赵修义
读了《赵家璧先生的心愿》一文，深感锡荣先生确实是家父的挚友，洞悉他最后几年最大的心愿。尤为令人感动的是，锡荣先生还尽心尽力，让已故的家父得以如愿。
家父这个心愿，大约是在1990年代之初向我坦露的。一天，他指着专门放置他自己所编之书的大书橱，对我说，这些书好不容易收得比较齐全了，要找个好地方捐出去。你们这一代还懂得这些书的价值，小辈未必会当回事。你去想想办法。记住，不可以收一分钱。他首选的是北京图书馆。
为什么？因为老交情、有信任。1980年代我曾陪伴家父去北图查资料。当时复印手续非常繁琐，而且价格昂贵。我正在排队办理手续的时候，碰巧有一位老太太进来，见了家父互致问候，老太太转身对年轻的工作人员说，赵先生是我们馆的老朋友，送了很多珍贵的藏品，怎么可以收复印费呢？她所说的藏品之一，就是全套13卷精装的《良友画报》。这套画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家父只身匆匆化名逃离上海时，秘密藏在苏州乡下。解放不久，他就带着妈妈和我们姐弟俩到苏州取出，1950年送到北京图书馆。
1993年，他听说我要去北京开会，就嘱咐，一定要去北图。巧的是，时任北图参考部主任的是我的大学同学焦树安，馆长任先生又曾是我的老师。我非常顺利地见到了任公。尽管，家父与任公不曾有交往，但有神交。我一说来意，任公就频频点头，说我们这辈人都知道“良友”，非常欢迎捐赠。可一谈到集中存放，就无法如愿了。焦树安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在捐赠的时候，在馆刊上将书目全部登出，研究出版史的读者就可按这个线索查找。回来向家父禀告，他想了一会，没有点头。
此后，就想到了华东师范大学。这并不是因为我在师大工作，而是他的母校情结。五卅运动时，家父在圣约翰附中上学，为抗议美籍校长焚烧中国国旗，随一大批老师、同学离开圣约翰，成了新建的光华大学（暨附中）的第一批学生。华东师大建校时，以光华和大夏为基础。“文革”之后，光华校友会就设在华东师大。他作为最早的光华学生，被推举为校友会的顾问，曾多次到华东师大参加校友会。在他心目中，华东师大如同他的母校。
为什么家父坚持集中存放？一个原因如锡荣先生所说，在历经战乱和“文革”之后，把历时几十年的出版物完整地收集在一起，太不容易了。他起意收集的时候，我还不相信真能收齐。开玩笑地对他说，鸡牌、鹅牌（晨光和良友的logo）的书那么多，还有重庆和桂林出的土纸本，怎么可能收齐？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靠的是上海书店，尤其是郭小丹先生。他不辞辛劳，从书店收进的海量旧书中，一本一本地仔细搜寻，还托外地的同行帮助收集。为了感谢上海书店，答应他们，凡是你们看中的都可以出让，包括许多珍爱的藏书（ 比如1950年代让大哥在大连寻访到的整套的《哈佛丛书》）。如果按图书分类法收藏，他的功夫就白费了。另一个原因是“文革”结束后，他同以前的老领导、后来的好朋友罗作风先生商议许久，提出了建立“编辑学”的倡议，并一起为山西出版社策划了《编辑丛书》，期望将“良友”和“晨光”作为编辑学研究的一个个案。
锡荣先生的文章最后提到了我家住处的鲁迅缘。事情是这样的：抗战胜利回到上海的时候，原来的住所让给了帮我们看家的亲戚，我家在哈尔滨路住了两三年。1947年底家父就选了溧阳路1335弄。我家在溧阳路1335弄4号住了近二十年。隔壁弄堂就是1355弄。鲁迅存放书籍的房间，就在那里。离山阴路鲁迅故居也很近。鲁迅纪念馆最初在大陆新村，家父还带我们去参观。“文革”初期，我家被迁往大陆新村。住处很小，但是离鲁迅更近了。我同姐姐曾多次向他表示，我们都住在沪西，最好你也搬到沪西，便于互相照应。他坚决反对……他说这里靠近鲁迅纪念馆和鲁迅故居。这就是王先生所说的鲁迅情结。
均刊2018年12月12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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